吳敬璉：

　　改革仍需過大關

　　□記者 寧南

　　2月18日，剛剛過完78歲壽誕的吳敬璉決定接受《商務周刊》采訪，談談改革開放三十年。吳敬璉面容清矍，但氣色甚好，當進入談話主題后，神采頓時飛揚起來。由于前四十年的荒廢，這三十年對他而言幾乎就是學術生命的全部。每一個發展階段，每一個政策事件，都太熟悉了，甚至太“親切”了。

　　現在他想做的就是，在今日改革面臨價值觀、利益關系、輿論走向日益紛繁的局面下，用自己的親歷向人們繼續說出真相和自己的思考。

　　又一年的“兩會”在即，全國政協幾個經濟組的駐地京豐賓館又將是冠蓋云集，又將是指點江山，揮斥方遒。但今年的“兩會”舞臺上，將不再有吳敬璉的聲音。每年被媒體蜂擁追逐的景象也將成為京豐賓館里的記憶。但只要還有人講到改革，希望中國社會還將繼續在深化改革的大旗下前進，吳敬璉這個名字，似乎就無法繞得過去。

　　我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

　　《商務周刊》：改革開放已經走過30年，一直伴隨三個基本問題的追問：我們從哪里來？我們要到哪里去？我們現在身在何處？您認為應當如何回答這三個問題？

　　吳敬璉：對于第一個問題，大多數人的回答一直是很清楚的。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建立了以斯大林模式為樣板的經濟和政治體制。50年代后期，又在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指導下把這一體制推到了極端。這樣做的結果，是中國在1960-1962年的“三年困難時期”的大饑荒，餓死了三千多萬人，而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整個社會陷入大混亂，直至走到了崩潰的邊沿。巨大的社會災難使絕大多數人，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飽受迫害之苦的執政黨高官都認為這種體制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只能靠改革尋求救亡圖存的出路。

　　至于改革經濟和政治的目標是什么，情況則要復雜得多。

　　就以經濟改革而言，我們常說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仔細看看改革的過程，開頭的確是這樣。當時政府派了許多代表團到英、美、法、日、德各國去考察取經，同時努力挖掘從老祖宗那里傳下來的本土資源。不管是什么樣的招數，只要能夠恢復和發展經濟，都不妨拿來應用。具體而言，除了順應農民的要求，以“大包干”的形式恢復農民的家庭農場外，一個思路是采用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老辦法，“擴大企業自主權”，一個想法是學習西方國家的某些做法，搞點市場經濟，還有就是從日本和“四小龍”學來的新招數，叫做“對外開放”。至于說要建立什么樣的經濟制度框架，并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愿景，所以開始的時候的確是在“摸著石頭過河”。

　　但是到了1980年代中期，事情已經不完全是這樣了。

　　很多人發現，僅僅依靠一些不成體系的政策來“調動積極性”，并不能使經濟上軌道。當時就提出了一個重大的問題，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是什么。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決議講“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或者“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1985年的黨代表會議進一步明確這一經濟體系是由獨立自主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和宏觀調控體系等三個部分組成。到1987年的“十三大”，把商品經濟的運行機制界定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應該說此時改革的市場經濟目標已經大體明確。領導上的認識有了一個飛躍。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張，1997年“十五大”明確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得到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擁護。這標志著對經濟改革目標形成了比較清晰的共識。這就是說，要在中國建立起以實現社會主義公正和共同富裕為目標的現代市場經濟。

　　經濟改革的目標清晰，改革的內容就比較明確，路徑和步驟也比較容易設計。這樣，1994年以后的財政、金融、外匯管理體制等“宏觀經濟改革”，1998年以后的國有經濟“放小”和“有進有退”以及國有企業“股份化改革”都進行得比較順利，大大推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30年來，中國經濟有了高速度的成長，人民生活水平有了相當大的提高。中國已經被公認為世界上一個重要的經濟體。這一切都應歸因于對于舊體制的改革。無可置疑的是，如果沒有改革，如果仍然保持著1978年以前的舊體制，就不會有中國的今天。

　　政治改革方面的目標設定和實際進程較之經濟改革就要更緩慢和曲折一些。鄧小平1980年的“818講話”談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著重講的是克服“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把一切權力集中于黨委，黨委的權力又集中于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于第一書記”等弊病。十五大和十六大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則意味著對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的某種認同。

　　為什么至今仍然問題纏身？

　　《商務周刊》：改革使中國經濟取得了很大的進步，這對于大多數中國人，包括那些對現實狀況有這樣或那樣不滿的人，都是沒有疑義的。問題是，改革已經進行30年，我們的社會中依然存在一系列嚴重問題，有些問題，像腐敗猖獗、貧富分化、資源短缺、環境破壞等還大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呢？

　　吳敬璉：我們的社會存在一些嚴重的弊病和偏差，這也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問題在于，這些弊病和偏差從何而來：是來自改革走錯了方向，使腐敗和掠奪資源的活動猖獗，貧富兩極分化？還是來自改革不到位，權力不但頑固地不肯退出市場，反而強化對市場自由交換的壓制和控制，以便取利？

　　在2004-2006年間的“第 三次改革大辯論”中，改革前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捍衛者持有前一種觀點。他們把我們當前所面臨的種種問題都歸罪于市場經濟。我和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持有相反的觀點。

　　經濟學的分析告訴我們，市場的實質在于自主決策和自由交換。也不是說只要允許買賣就能叫做市場經濟。事實上，在古代的中國，包括土地在內商品買賣從來是被允許的，但那時并非市場經濟。即使在西方國家，市場經濟經歷了好幾個發展階段。首先就是十七、十八世紀的所謂“原始資本主義”或稱“重商主義”時代，它還不是市場經濟，因為市場上的交換活動受到政府的干預，而不完全是商品所有者的自主行為。

　　隨后一個階段是早期市場經濟，從西方國家來說，大致上就是從第一次產業革命確立了市場制度，一直到20世紀初。這個階段市場經濟的特點，就是它的市場發育程度很低，法治不健全，而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其他配套社會制度，特別像反壟斷立法、社會保障體制這些都沒有建立。所以，在這個階段就發生了很多社會弊病，有人把它叫做野蠻的資本主義，整個經濟社會中起關鍵作用的是那些類似摩根、洛克菲勒等金融寡頭，歷史文獻上這些人被叫做“強盜貴族”(Robber Barons)。只是到了20世紀上半期，由于美國“進步運動”式的改良、西歐社會民主主義的興起以及蘇聯式國家社會主義的競爭壓力，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制度才逐步得到了改善。

　　中國雖然經過了30年的改革，但是直到現在，早期市場經濟的一些制度缺陷，甚至市場經濟前的某些社會弊病還嚴重存在。由此引發的問題是不應當怪罪改革的。

　　在中國，許多人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解為重商主義那樣的以國家強力干預，追求國家財富積累的經濟，或者像戰后日本那樣實行“新重商主義”的出口導向政策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特別在中國這樣一個長期采用蘇聯式體制的東方國家，人們往往對國家行政權力懷有敬畏崇拜的感情，而掌握這種權力的人則把它當成可以用以利用不受約束的權力尋租取利的“通靈寶玉”，不肯輕易放棄。于是，當改革進到中途，特別是進入2000年以后，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繼續朝現代市場經濟的方向前進，就會采取各種各樣的手段來阻止進一步市場化。這種阻力使一些重要的改革遇到了障礙，有些改革放慢了步伐。在有些領域，甚至出現了倒退。比如國企改革，“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對于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和國有企業股份化改制做出決定以后，國有經濟的改革有了很大進展，但是到了最大的一些國有企業，改革似乎就停頓不前了。有些地方更以“國有企業是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等等為借口，搞“國進民退”的“二次國有化”或者“再國有化”。這種行政壟斷的做法是跟十五大、十五屆四中全會以及十六大指出的方向正相反對的。

　　不打破壟斷，不消除行政部門的微觀干預，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就無從談起。但是，打破行政壟斷、消除行政機關對企業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都牽涉到有關部門的權力和利益，所以推行起來就非常的困難。而且，在市場經濟中，宏觀經濟不時會出現或大或小的波動。在出現這種波動的時候，政府有責任運用總量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調節社會總需求，從而實現宏觀經濟的穩定。然而政府的調節只能是對宏觀經濟總量的調節，而不應當是對企業生產、投資、定價等微觀事物的干預。但是近年來，在國民經濟出現波動的時候，以“宏觀調控”的名義進行微觀干預的做法也十分流行。

　　對于現代市場經濟而言，還有一項重要的要求是把市場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雖然“十五大”就提出來要建設法治國家，“十六大”又重申了這樣的主張，而且還提出建設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問題。但是，十年來，政治改革的進度十分緩慢。

　　在建設法治國家的問題上，僅僅在基本法規的立法方面就還存在著不小的問題。

　　例如，黨中央一再強調《物權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的法律，但是這個法搞了多少年？13年！如果沒有黨中央的干預，很可能在2006年就被攪黃了。還有一個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反壟斷法》，也花了13年，而且現在仍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日前有一種說法，說是反壟斷應該只反那些不好的壟斷，對于“有利于國家的壟斷”則不能反。這樣一來，一個企業的壟斷應不應當反就變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無法確定的事情了。

　　至于怎么能夠做到公正執法，獨立司法，難度可能比立法還要大一些。對于一個現代市場經濟，即所謂“非人格化交易”占主要地位的市場經濟，沒有獨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執行是不能得到保障。在這種條件下，經濟活動參與者為了保障自己財產的安全，他的辦法就只有去結交官府。我把這種腐敗動因叫做“尋租的新動力”。正是因為公權不彰，行政官員的個人掌握的權力能夠決定人們的成敗禍福，使這些年來買官賣官的活動愈來愈盛行。

　　總之，“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我國學術界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討論已經清楚地說明，轉軌時期腐敗發生的深刻根源在于“權力攪買賣”的尋租條件的存在。因此，權力不但不肯退出市場，相反卻在加強自己對于市場交易活動的干預和控制，尋租和設租交叉強化，就不能不使腐敗有增無減，愈演愈烈。這也是為什么我從上世紀末以來一直大聲疾呼要防止“權貴資本主義”或“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坐大的原因所在。

　　收入差距因何拉大

　　《商務周刊》：當前社會現象中，最為大眾所詬病的，莫過于收入差距懸殊。有些人認為，目前出現的貧富分化，是由于市場經濟過份強調效率造成的。您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吳敬璉：我已經說過多次，目前我國收入差距過大，違反了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原則，必須鄭重對待，妥善處理。為了正確處理這個問題，首先要弄清楚，目前我國收入不平等原自何處。這樣才能對癥下藥，藥到病除。一般說來，社會中存在的收入不平等有兩個來源：一個是由于人們身份地位不同而產生的機會不平等，一個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人們能力和財產狀況不同而產生的結果不平等。照我看，目前中國社會貧富懸殊，主要來自機會的不平等；例如貪官污吏利用手中的公共權力，通過權力尋租，盜竊公共財產，或者私相授受公共權力(買官賣官)，很容易就成了千萬、億萬富翁。壟斷部門利用壟斷權力也很容易取得高額收入。大眾痛心疾首，切齒痛恨的，正是這類憑借公共權利攫取高額收入的貪官污吏和“紅頂商人”。

　　根據以上判斷，縮小貧富差距的首要措施，就應當是鏟除尋租的制度基礎，以便從源頭上扼制腐敗。不實現市場化，鏟除尋租活動的制度基礎，腐敗問題是很難解決的。

　　在我國市場經濟框架已經初步建立起來的條件下，由于人們的能力、財產不同造成富裕程度差別的問題也需要妥善地處理。由于我國落后的傳統農業與先進的現代工商業二元并存，收入差別就必然比一般國家更大。我認為，目前首先應當把全民社會保障系統盡快建立起來，以便弱勢群體獲得基本的生活、醫療等保障。同時，通過義務教育的普及，全民文化技術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的進展，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階層的比重，使居民合法收入的差距也逐步縮小。

　　說到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在《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里面，關于新社會保障體系做出了一個相當不錯的原則設計。可是14年過去了，由于某些行政機關的掣肘，沒有堅決執行中共中央的決定，這套體系到現在還沒有建立。你說這個責任是在改革還是在沒有進行改革呢?

　　有人說，問題出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方針上，不應當強調效率優先。這種說法把公平與效率對立起來，而且在討論公平的時候把“機會的不平等”和“結果的不平等”這兩種不平等混為一談，把主要的矛頭對準了“結果的不平等”，因而容易造成思想混亂。結果的平等和效率提高的確在許多情況下有負相關關系，比如平均主義的分配就會損害效率；而機會的平等卻正和提高效率方向相同，而不是相反，所以絕不能把二者對立起來。

　　混同兩種不平等，把矛頭主要指向結果不平等的最大問題，是把“反腐”和“反富”混為一談，不是把矛頭指向貪官和“紅頂商人”，而是指向中等收入的階層，如醫生、教授、國企高管、中小企業主等一般的“富人”，鼓動弱勢群體不分青紅皂白地“向富人開炮”，對于促進社會和諧、提高經濟效率和增進弱勢群體的福利，都是極其不利的。我們應當相信，大眾是能夠認清什么是自己的利益所在的。領導和傳媒的責任正在于幫助大眾分清“富”與“腐”二者之間的區別，團結起來，為發展我國的經濟和實現共同富裕而努力。

　　盡快消除對新重商主義的路徑依賴

　　《商務周刊》：盡管我們自己知道中國還在過大關，但現在外國人卻又在驚嘆于中國過去30年持續高速的發展。在這方面，我們有些什么成功的經驗？這些經驗還會繼續幫助中國獲得持續發展嗎？

　　吳敬璉：中國在這30年取得巨大的成就，一個基本原因是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采取了一系列變通性的體制和政策，解開了命令經濟中行政命令的束縛，擴大了居民擇業和創業的自由權利，使得原來被壓抑的潛能得以發揮出來。不過，這種變通性的體制和政策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著政府主導，或者說重商主義的特點。在市場制度發展起來以后，就必須對這類過渡性的制度作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否則就會帶來種種消極的經濟和社會后果。

　　在國內經濟方面，這種由政府控制并以提高政績為首要目標的經濟體制如何妨礙了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和造成資源耗竭、環境破壞，在最近幾年中已經談得很多了。這里，我想多談一點對外經濟關系方面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仿效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成功地采取了“出口導向政策”，用旺盛的出口需求來補充遠不足以支撐快速增長的內需。二戰后一些東亞國家和地區所實行的“出口導向政策”的特點，是政府對國內市場進行保護，同時用本幣低估的匯率政策推動出口，因此又被稱為“新重商主義”。從這些國家(如日本)和地區(如臺灣)的經歷可以看到，這種政策在發展初期是十分有效的。但到了更高的發展階段上，就必須及時進行制度改革和政策調整，減少政府干預，實行對外貿易和匯率形成機制的進一步市場化，否則就會引來對外貿易條件惡化、貿易摩擦加劇、外匯占存款增加和貨幣超發、通貨膨脹或資產泡沫形成等惡果。

　　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中國自改革開放移來，采用了“開放倒逼改革”的辦法促進發展。特別是1994年外匯改革以后，人民幣大幅貶值，加上低廉的要素價格，中國的出口一日千里地發展，為經濟的高速成長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但是到了20世紀初期，這種新重商主義的出口導向政策的負面效應日益突顯出來。目前我國經濟中的若干病象，如出口數量大而盈利性低，貨幣過量供應和流動性泛濫，乃至房地產、股票、收藏品等資產價格虛升和通貨膨脹的顯現等，都與之密切相關。

　　現代經濟學早就指出過，在出口產業已經發展到相當規模以后，出口導向政策容易使出口國的企業依賴于低要素價格和低匯價，缺乏從事技術創新和產品升級的壓力和動力，成為斯蒂格利茨所說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專業戶”。這正是我國出口加工產業目前所遇到的問題。與此同時，中國的宏觀經濟目前也面臨東亞一些采取出口導向政策的國家和地區上世紀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所面臨的同樣問題：外匯存底大量增加，本國貨幣升值壓力不斷加大。如果不能主動推進對外貿易和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就難免像日本、韓國和臺灣那樣，陷入金融系統的系統性風險。

　　總之，要解決我們當前面臨的諸多問題，就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問題在于，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并不是一個新提出來的口號。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1996-2000)計劃的時候，就提出過實現增長方式根本轉變的要求。10年以后，到了2005年制定“十一五”規劃的時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轉變增長方式作為今后五年經濟工作的重心內容。“十一五”第一年的執行情況不是太理想，所以到了2007年的“十七大”，再次重申必須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的三個轉變。為什么早就提出了正確的解決辦法，問題卻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呢？我曾經仔細地研究過這個問題。并且把研究的結果寫成一本專著：《中國增長模式抉擇》。我在研究中發現，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主要困難在于實現這種轉變存在著若干重大的體制性障礙，它們主要是：(1)各級政府依然保持著土地等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力；(2)把GDP的增長作為衡量各級政府官員政績的主要標準；(3)現行財政體制把各級政府的財政狀況和物質生產增長緊密地聯系起來；(4)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價格沒有市場化，行政定價通常按照計劃經濟的慣例壓低價格，而價格扭曲又使市場力量在優化資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壓制，同時造成稀缺資源的大量浪費。

　　由此可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出路也在于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消除舊體制遺留下來的遺產，建立起規范的市場制度，充分發揮它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關鍵的關鍵是政府自身的改革

　　《商務周刊》：推進市場化的改革，您認為關鍵又在何處呢？

　　吳敬璉：我認為，關鍵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這是因為，前面講到的改革任務，不論是消除舊體制的遺產，還是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都離不開政府自身的改革。目前各級政府管了許多自己不該管、又管不好的事情，許多應該管的事情又沒有管或者沒有管好。因此，退出不該管的領域和管好應該管的事情，就成為當務之急。我贊成有些經濟學家的意見，對好政府有兩個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所謂有限，是說它是提供公共產品的，而不是“全能”的，政府應當給市場提供秩序，提供條件，而不應當去處理微觀經濟事務，更不應當在市場上有自己的利益。所謂有效，是說它是廉潔奉公，辦事有效率，能夠低成本地提供公共產品。

　　往深處說，政府改革涉及到我國的政治改革。它的目標，就是在建設憲政民主制度下的服務型的政府。

　　去年10月，香港招商局集團董事長秦曉寫了一篇標題為《“中國現代性方案”求解》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中國現代化進程是否能夠持續、社會轉型是否能夠實現，取決于自由、理性等現代核心價值觀和具有較大包容性和協調不同利益群體能力的民主政治體制能否建立。至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式，則應當借鑒中國經濟改革中增量漸進的方式，力求避免大的動蕩，實現軟著陸。

　　我贊成他的看法。在現代民主制度中，憲政、民主和法治三者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聯系，甚至可以說，它們是互相界定的。但是在政治改革的實際進行中，它們又可以是有先有后的，不同時期的重點可以有所不同。我認為在當前，應當在通過思想解放大討論樹立現代核心價值觀的同時，以建立法治為中心推進政治改革。通過法治建設在各種權利主體之間正確地配置權力，規范政府的行為，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礎上逐步擴大民主，加強大眾對政府的控制與監督，才有望穩步地實現好幾代中國人夢寐以求的現代化目標。

　　市場經濟是一個利益多元化的共同體，而不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都涉及到這個共同體中各個利益群體的利益，因此，在改革決策的過程中，不應當采取“階級斗爭為綱”，“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的辦法，用一個社會群體的利益壓制另一個社會群體的利益，而應當讓各種合法的利益訴求都得到充分的表述，然后通過談判和協商找到某種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這才是通向各個利益群體互補共贏和社會和諧的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