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年后的今天，何光遠最擔心的仍是這個問題：政府在市場經濟中如何確定自己的準確角色，避免機構變化和政策變化的隨意性

　　□記者 王強

　　北京市西城區三里河路46號，老機械工業部大院，如今是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的辦公場所。何光遠，一位78歲的老人，過去30年的絕大部分時間都在這里度過，對這30年歷史的每一個節點瞬間，都記得清清楚楚。

　　30年中，改革開放的偉力反映在機械制造產業上，制度變遷也起到了決定性作用，1980年到1990年代的體制改革，為制造業的發展清除了制度性障礙，而國家對管理體制的放權，使得企業外部環境逐步寬松。30年中，市場化取向的改革在該行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貫徹。

　　這位曾經帶領著中國機械工業迎接改革與開放的機遇與蕩滌的共和國部長，對于這30年的風雨路程，有著旁人無法比擬的體會與思考�！�30年中，在機械制造行業，改革的初衷和設計沒有問題，但在具體改革的操作上卻不可避免的出現了一些問題�！碑敽喂膺h為《商務周刊》梳理這段歷史時，從他記憶的脈絡里，可以清楚感覺到制度變遷的力量，也能感覺到對改革具體操作上的艱難和局部缺乏科學性的感慨。“有經驗，也有深刻的教訓�！彼�說。

　　“何管理”

　　即使在改革開放初期，“企業管理”這個詞仍然帶有某種資本主義的色彩，不論是對于企業管理者還是企業職工來說，都對剛剛過去的10年心有余悸。

　　而對何光遠來說，改革開放前后的命運更是與“管理”分不開。

　　1966年，“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的時候，何光遠已經是一汽公司鍛造廠的廠長。1951年，何光遠被派到前蘇聯學習金屬壓力加工專業，也就是現在行業內說的沖壓鍛造。建國初期，由于鍛壓專業人才的稀缺，學成回國后，被當時的一汽第一副廠長兼總工程師郭力留在了一汽。

　　在一汽鍛造廠，何光遠從技術員干起，到技術科副科長、科長、分廠副廠長，1965年被提升為廠長。

　　在鍛造廠，何光遠有個綽號叫“何管理”。在前蘇聯學習期間，除了學習專業技術知識，他還非常關注工廠管理方面的經驗，比如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生產效率的計件工資制以及保證產品質量的嚴格工藝流程管理。何光遠把這些管理引進了鍛造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文化大革命”開始后，這卻成了何光遠的“罪證”，不久，何光遠就被“造反派”打倒，關到地下室里，天天接受批斗，頭上戴著“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帽子。

　　“文化大革命”期間，鑄造廠受到的沖擊和破壞最大，管理和生產混亂不堪，這也嚴重影響了整個一汽的汽車生產�；貞浧疬@些，何光遠唏噓不已。

　　1973年，何光遠被落實政策，被任命為鑄造廠革委會副主任。1975年他又受命整頓被“文化大革命”破壞得七零八落的鑄造廠。到年底時，鑄造廠恢復了正常生產秩序。1977年離開一汽前，何光遠擔任一汽革委會副主任兼鑄造廠革委會主任，在“何管理”的大力整頓下，鑄造廠成為一汽的典型示范單位。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百廢待興。尤其是在作為老工業基地的東北，眾多企業已經被折騰得“癱瘓”，非常需要像何光遠這樣有管理經驗的干才去收拾一個個這樣的“爛攤子”。1977年，何光遠“臨危受命”到長春拖拉機廠，拯救這家幾乎崩潰的農機企業。

　　何光遠清楚地記得，1977年的一個星期四，一個剛剛參加完“工業學大慶”現場會的領導學習團到一汽來參觀。參觀過程中，陪同的吉林省省委書記王恩茂問時任一機部部長周子健，長春拖拉機廠現在情況很不好，派系斗爭非常嚴重，生產秩序混亂，能不能從部里派個領導過去整頓工作。周子健馬上指著何光遠說：“叫何光遠去�！�

　　長春拖拉機廠一直是僅次于洛陽拖拉機廠的全國第二大拖拉機生產企業。何光遠回憶，他上任長拖革委會主任時，工人思想混亂，無心工作；油桶倒在地上沒人管，油流得滿地都是；拖拉機輪胎四處亂扔，長春南湖里滿是作為救生圈用的輪胎，都是從工廠里偷出去的。

　　到長拖后，何光遠開始抓整頓抓管理。為支持何光遠的工作，省委書記王恩茂決定每周六到長拖勞動一天。為盡快恢復生產秩序，原一汽標準件分廠廠長牛振海也被調來與何光遠搭檔，在一汽時，牛振海因為辦事雷厲風行、敢抓敢管，人稱“牛魔王”。在兩人的一起努力下，通過半年整頓，生產秩序基本穩定下來。一年以后，長拖的生產和管理變得井井有條�！昂喂芾怼钡木b號也由此被長拖員工叫開了。

　　在改革開放的最初兩年，不僅是長拖員工對于企業變革和引入西方管理經驗后帶來的積極變化感到興奮，政府也希望把在局部取得的成效變成普遍的經驗。何光遠在長拖的第二年，就被調任長春市任常務副市長。但何光遠還沒有理清楚新崗位的工作頭緒，就又升任國家農機部副部長，自此走上領導整個行業抓改革、求發展的道路。

　　放松管制與“一刀切”

　　1980年代初期到199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是一個逐步深入的過程。對于中國眾多的企業來說，也是一個逐步放松管制的過程，期間雖幾經反復，但總體趨勢是政府逐步放權，企業逐步下放地方，企業自身擁有了更多的生產權、經營權和內部管理權。

　　而機械制造業1984年開始的企業改革，也成為國家整體經濟改革中的“試驗田”。當時的何光遠是機械工業部副部長。

　　1984年8月17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決定對機械工業管理體制進行重大改革。會議認為：現行體制造成的條塊分割、自成體系和企業“大而全”、“小而全”的狀況，越來越嚴重影響機械工業的發展，必須盡快進行改革，并為整個工業領導體制的改革提供經驗。會議提出：工業領導體制改革的關鍵，是通過各級政府簡政放權和擴大企業自主權，逐步實現政企分開，從根本上解決條塊分割問題，打破地區、部門界限。

　　在國務院各部委中，機械工業部也是最早對原有“條條”集中管理的體制進行改革的部委。部屬62個企業和省屬332個企業中的絕大多數，都于1985年5月下放地方，并允許各部門、各種所有制成分進入產業，打破行業壁壘，實行開放式行業管理。

　　何光遠對記者回憶說：“最初的改革在引入市場機制、確立企業為市場主體的改革目標上是沒有問題的，從改革的成效上看，也確實刺激了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積極性，但在操作上卻存在‘一刀切’的問題�！�

　　何光遠認為，機械行業那些排頭兵企業幾乎一下子全部下放到地方，“當初沒有細分改革步驟和目標，沒有充分考慮到一部分關系到國家整體經濟發展的基礎制造企業和大型裝備制造企業下放后對長遠造成的負面影響”。

　　他舉例說，比如一重、二重等大型基礎裝備企業，下放到地方后，地方政府根本沒有管理這樣大型企業的經驗和能力，而企業自己也難以一下子從傳統體制下“蛻變”，遇到問題，仍只能去找政府，但有些問題地方政府根本沒能力解決，而由于下放，機械工業部和省里也不再“喂奶”給企業了。

　　很長一段時間里，改革的成效并沒有顯現出來。中國機械全行業出現了普遍虧損�！艾F在回頭看，當初的改革走得太快了�！焙喂膺h說，“政企分開和企業下放的方向是對的，但配套的改革措施并沒有跟上，企業作為獨立的市場主體也還是個模糊的概念，‘一刀切’就把所有企業下放，肯定不合適�！�

　　而改革的“一刀切”在基礎裝備工業方面造成的負面影響更嚴重，以至于一直影響到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的今天，過去30年里，中國需要的重大基礎裝備和重大裝備技術絕大部分依賴進口。如果不是最近幾年市場向好，中國裝備企業的生存依然會是個大問題。但即使在今天，中國這個產業也沒有出現能夠與“西門子”、“通用電氣”等有一爭之力的世界級制造企業。

　　“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企業的傳統管理模式和對政府的依賴，可以說，市場經濟機制已在機械工業經濟運行中發揮著主導作用。但在后面的改革過程中依然帶有‘自上而下’式的武斷。”讓何光遠感到痛心的是，接下來的科技體制改革同樣“一刀切”色彩濃厚，“對關系到中國制造業產業升級的共性技術研究造成了難以挽回的傷害”。

　　早在1986年，國家就開始了第一次的科技體制改革，逐步減少對科研院所的財政劃撥經費。1990年代中期，國家開始了以科研院所轉制為主要內容的第二次科技體制改革，希望徹底把科研院所推向市場。

　　1996年，何光遠從部長的任上退休，但他注意到了三年以后的一次更關鍵的改革。1999年3月，機械工業、冶金、 煤炭、化工等10個由部降格為局的行業主管部門在劃歸原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之后，所屬科研機構管理體制改革啟動。按要求，10個行業局所轄的242個技術開發型科研院所，在2000年底前必須與政府脫鉤，由事業單位向企業化轉制。

　　改革似乎在一夜間完成，原先這些一直承擔共性技術研究和行業標準制定的科研機構，轉瞬間成為以贏利為目的的企業。但是改革的不良后果也很快顯現出來�！斑@些科研院所以前承擔了國家共性技術的研究和行業標準、技術規章的制定，改制后成為企業，這些科研機構沒有動力進行共性技術研究了，他們更關心如何到市場上找飯吃�！焙喂膺h說，這些損失是長遠的。

　　2006年“兩會”前夕，242家轉制行業科研院所的院士們聯名上書國務院，信中建議國家盡快成立工業技術研究院，專門研究行業發展中重大的、關鍵的共性技術，為應對國際巨頭的競爭提供技術支持。但到目前為止，工業技術研究院還停留在院士們的建議書上。

　　頻繁的機構改革

　　中國30年的改革，表現在政府管理層面上是多次機構變動。改革主線也以淡化行政色彩、加強宏觀管理，從僵硬的行政管理實現市場化的行業管理為主。

　　30年里，中國機械工業管理體制也經歷了數不清的變革，反反復復、分分合合，雖然每次都是在政府機構改革的大背景下展開，但期間又充滿了隨意性。

　　1980年年底，何光遠從長春調任國家農業機械部任副部長。當時農業機械部除了負責農業機械的制造外，農業機械化和農機使用管理也歸口該部，另外內燃機制造也屬于農機部職權范圍。當時除農業機械外，還有從一機部到八機部的8個部級管理部門，分別管理民用機械、核工業、航空、電子工業、兵器、造船、航空和戰術導彈工業。在這些部門之上，國務院還專門有一個機械工業委員會，總體指導全國機械工業領域，薄一波任機械委主任。

　　1982年2月，國務院開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第一次自上而下的政府機構改革。按改革方案，國務院決定在農機部與一機部合并的基礎上，吸收成套總局和儀表總局，成立機械工業部，撤銷國務院機械委。機構合并前，一機部部長是饒斌，農機部部長是楊立功。

　　何光遠回憶，為了機構合并，國務院成立了一個籌備小組，饒斌任組長，副組長是楊立功，成員有何光遠、一機部副部長楊鏗和儀表總局的曹維廉，后來成套總局也要整合進來，成員又增加了楊一木。

　　機構合并后，正在研究干部配備時，中央突然決定，調周建南到機械部任部長。周建南曾任一機部副部長，調任機械部部長之前是國家進出口委員會副主任。饒斌則被改調籌備中國汽車總公司。

　　合并后的機械工業部運轉了4年，1986年，原機械工業部部長周建南已經退休，國務院沒有任命新的部長，而是由何光遠暫時主持機械工業部的日常工作。當時，國家為了打破軍民、部門和地區的界限，提出了全面落實軍民結合、平戰結合的方針，并決定把全國民用機械體系和兵器工業體系統一組織起來，進行統籌規劃和協調。

　　一天，何光遠在大連出差，突然接到來自國務院的一個電話，電話里讓何光遠馬上趕回北京，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有要事找他宣布。接到同樣通知的還有時任兵器工業部部長鄒家華。何光遠回京的當天下午，趙紫陽向他們宣布，撤銷機械工業部和兵器工業部，兩家合并。

　　何光遠和鄒家華都沒有心理準備，也沒有人事先知會過合并的事情。驚訝之余，就商量新機構叫什么名字，與會者商量來商量去，覺得叫機械工業部和兵器工業部都不合適，正在左右為難之際，參加會議的體改委副主任賀光輝建議說：“老機械委已被撤銷，不如就叫機械委吧。”

　　機械委成立后，鄒家華任主任、黨組書記，何光遠任副主任、黨組副書記。

　　1982年的政府機構改革，由于沒有觸動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也沒有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等原因，政府機構不久又呈膨脹趨勢。1988年，國務院決定再次進行機構改革。在這次機構改革中，機械委與電子工業部合并，成立機械電子工業部。但據何光遠回憶，機械電子工業部成立不久，兵器中國工業總公司就宣布成立，實行計劃單列，雖然仍由機械電子部實行行業管理，但宣告了1986年機械工業與兵器工業合并的結束。

　　今天，機構變革中的分分合合仍然留下了可以追尋的痕跡：在北京市西城區三里河路46號的大門上，一邊掛的是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的牌子，另一邊掛著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的牌子，雙方成了最緊密的鄰居。

　　兵器工業總公司單列后，也觸動了電子工業部門。原電子工業部的老部長們認為，既然兵器工業可以單列，那么電子工業也要計劃單列，搞個電子工業總公司。在他們的推動下，中國電子工業總公司成立，也實行計劃單列，原機電部副部長張學東出任總經理。

　　中國工業管理體制又被折騰了一次，此時何光遠已經出任機電部部長，曾培炎任副部長、黨組副書記。

　　1989年，電子工業部的一些元老給中央寫信，提出“電子工業是朝陽工業，機械制造業是夕陽工業，這兩家不能放在一起”。1993年的國務院機構改革中，機械電子工業部被撤銷，分別組建機械工業部、電子工業部。何光遠仍任機械工業部部長。

　　1996年2月，何光遠卸任機械工業部部長，退休二線。

　　此后，1998年國務院再次進行機構改革，確立了建立辦事高效、運轉協調、行為規范的政府行政管理體系，完善國家公務員制度的改革目標，決定將部分專業經濟管理部門改組為國家局。機械工業部被撤銷，組建機械工業局，與其他9個局一起歸口在國家經貿委之下。

　　這一改革被認為是從計劃經濟體制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行政企分開的重大步驟，10個國家局也被明確只是作為一個過渡性機構存在，當時確定的過渡期為三年。

　　三年后的2001年2月，10個國家局中的9個宣布撤銷，其中就包括機械工業局。一個月后，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掛牌。在經歷了多年的分分合合后，中國機械工業終于擺脫了傳統的專業經濟部門行政職能。

　　但機構改革如此頻繁也造成人才流動性過大，影響了行業政策和行業發展的穩定性。“有時機構合并工作還沒做完，干部分流還沒結束，新機構馬上就又要分開了�！焙喂膺h回憶說，從1982年開始算起，機械部在部一級的分分合合就有8次之多。機械系統內部一直流傳著一句笑話，“話說機械部大事，分了就合，合了就分”。

　　改革開放30年后的今天，何光遠最擔心的仍是這個問題: 政府在市場經濟中如何確定自己的準確角色，避免機構變化和政策變化的隨意性�！斑@對于今天我們重提機械產業升級，尤其是高技術裝備產業的振興，具有更深刻的意義�！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