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怨恨擋不住誘惑

　　“富起來”成為時代的最強音，成了人們最主要的生活方式(假如不說是唯一的話)，就像革命曾經定義了整個生活。由財富所引導的新群眾運動是中國改革成功的最有力原因。但是人們想要的不僅僅是“經濟學餡餅”，而且更想要“心理學餡餅”，可能還想要“政治學餡餅”。總之，人們想要的餡餅不止一張

　　□ 文 趙汀陽

　　近年來許多人在談論中國經驗或者奇跡之類。中國式的變革總是比較難以分析的，因為中國式思維總是強調隨機應變、因地制宜、出奇制勝，原則性不強，因此總有一種無法概括的復雜性，難怪人們愛說“掛一漏萬”。我也肯定掛一漏萬了。不過我可能不太同意夸大當前危機的某些表述，好像過去的問題沒有現在嚴重。

　　事實上，改革前的問題當然嚴重得多。當時全國整體的貧困已經到了無論是國家還是人民都難以忍受的地步。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關于1972年中國的紀錄片《中國》雖然是我很熟悉的景象，但現在看來還是很感慨，而安東尼奧尼是左派，拍的都還是當時相對比較露臉的景象。

　　有人會說，改革前的社會風氣好，道德高。雖然在某種意義上是事實，但并不意味著那時社會更好，而是因為那時整體過于貧困，如老子所說，“無可爭，所以不爭”。物質過于貧困會使理想破滅，沒有什么精神能夠拯救饑餓的肉體。窮怕了，餓壞了，這是中國改革獲得如此迅速成功的一個重要動力，它使人們在獲得發展的機會時爆發出難以置信的能量。

　　尤其是，中國改革的獨特成功恐怕與中國式的“群眾運動”這一中國現代新傳統有關。中國式群眾運動源于毛澤東的農民革命運動以及人民戰爭觀念。毛澤東以實踐證明，人民一旦被動員起來，其力量無窮而且戰無不勝，因此人民成為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鄧小平把人們想瘋了的財富定義為人民的合法追求目標，政府給政策、給條件、給機會，于是財富以及財富所能夠實現的“幸福生活”(其實是奢華生活)變成了近在眼前的甘泉，而不再是遠在天邊的海市蜃樓。先行者的成功是最好的鼓舞，人們只模仿成功者，無數人立即模仿，最終形成改革的洪流，就像當年的革命洪流一樣勢不可擋，溫州人的成功可以看作是中國成功的一個縮影。

　　“富起來”成為時代的最強音，成了人們最主要的生活方式(假如不說是唯一的話)，就像革命曾經定義了整個生活。由財富所引導的新群眾運動是中國改革成功的最有力原因。群眾運動所以總是成功的，是在于國家、政府和人民碰巧有著一致的理想和意志，因而能量無窮。不過群眾運動的成果不見得使群眾普遍受惠，當許多人并沒有從革命中受益，革命就被懷疑了；當許多人沒有從財富運動中受益，矛盾也就出現了。

　　改革成功會帶來新的問題，所謂大有大的難處。餡餅當然越大越好，人人不同程度地受益，但問題在于，帕累托改進對于經濟學也許夠了，但對于社會學、心理學和政治學就不夠了。餡餅大了，人人都多得了一些，可是部分人多得了太多，完全不成比例，社會怨恨就無法避免。人們想要的不僅僅是“經濟學餡餅”，而且更想要“心理學餡餅”，可能還想要“政治學餡餅”，如此等等。總之，人們想要的餡餅不止一張。

　　人們最怨恨的是“不公”而非“不均”。在私有制條件下，貧富懸殊雖然不是值得鼓勵的，但也是正常和常見的，所造成的社會怨恨并不深刻。就中國的情況而言，人們不僅想要富起來，而且想要比別人更富，因為在這個特殊時期，富裕不僅意味著物質生活，同時也是一種精神生活，是一種時尚，“比別人更富”意味著各種方面的成功，遠遠不僅是物質的成功。因此，人民中有許多人其實喜歡貧富懸殊，假如他們能夠成為富人的話。

　　盡管許多人批評貧富懸殊，但更多的人真正怨恨的可能是分配不公。官僚與資本的共謀導致了不公平競爭，使財富與勤勞、智慧這些傳統美德關系不大，而更多來自權力和剝削，這才是“貧富問題”的要害。扶貧是重要的政治和道德努力，但恐怕不是解決貧富問題的根本答案，如果不能在制度上正確規定權力與財富的關系，就難以解決貧富問題。

　　引導中國改革成功的“新群眾運動”，發展到了瓜分成果的時候就終結了，運動是人人的，成果不可能是人人的。當社會的改革動力有了疑問，出現了政治危機，就需要新的解決方式。一種是創造一個新目標和新的群眾運動，例如，毛澤東天才地發現在政治革命之后還需要“繼續革命”以重新喚起社會動力，他創造了“文化大革命”。不過事實證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失敗的革命，其原因之一在于，否定傳統之后人們發現并沒有得到什么，僅僅是失去了什么。文化成就是需要長期積累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文化總是表現為傳統。柏克當年批評法國大革命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法國大革命對傳統的過分摧毀。鄧小平為新群眾運動找到了合適的目標，所以成功了。問題是，人們會想，下一步呢？什么是我們接下來感興趣的事情？什么是我們的新目標？按照流行語，人們想要“深化改革”，這太含糊，問題是具體的理想和誘惑。

　　社會的目標和理想是需要被創造的，絕非本來就有的。這是現代與古代的一個區別。古代社會的標準是“周禮”、“大同”這樣的傳統，傳統定義了目標和理想，不需要改變，人們根據傳統就知道想要什么。而現代性則是反傳統，因此不斷需要創造所謂“更新更好”的東西，否則就很失敗，這是一種人人很累的壓力。在現代沒有人真正知道想要什么，人們不斷欺騙自己說生活還需要更多東西，不斷進行各種革命，主要還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文化革命，各種被制造出來的群體要求各種莫名其妙的權利，人們要求的各種權利已經超出世界的支付能力和社會的承受能力。

　　解決政治問題的另一個方式是建立民主制度。民主不是一個理想，而僅僅是一種社會-政治手段，因為民主既不能定義什么是好的，也不能保證好的東西。但無論如何，民主是一種高明的政治手段。與由天才領導的群眾運動不同，民主能夠合法地(盡管未必合理)解決在意見分歧、眾口難調條件下的公共選擇特別是政治選擇問題。不管民主選擇的結果是好的壞的，都是人民自己的選擇，人民自己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承擔政治責任，所以是“合法的”，即使集體犯傻也是“合法的”。

　　至于民主是否能夠實現人民當家，就比較可疑了。從歐美經驗來看，資本巨子、政客和豪強總有實力和成功的謀略去支配國家和民主。從政治風險上看，民主制度能夠有效地排除革命的危險，但卻增大了國家分裂的危險。各種制度各有長短，因此制度改革需要根據嚴肅的學理分析，事實上，人們目前所理解的“自由”、“民主”、“人權”之類的概念，遠沒有達到可能的最優理解，仍然有著很大的創新發展的余地。如果把西方目前定義的自由、民主和人權看成已經是完美的，這種思想上的偷懶可能會導致災難性的實踐。

　　從中國的周公或者西方的柏拉圖開始，理論家們一直在尋找一種“最好的”制度，至今仍然沒有成功。人類政治經驗越豐富，人們就越希望有一種制度能夠兼備各種優點，因而問題就越復雜。中國人向來特別喜歡復雜搭配的思維，或許將來能夠在制度創新上有所貢獻也未可知。

　　雖然人們還不知道最好的制度是什么，但從歷史經驗來看，一種公正的法治和一種能夠解釋和促進幸福的價值觀是一個良好社會的必要條件，盡管不是充分條件。法治比民主更重要，這是明顯的，沒有法治就沒有基本秩序。不同的價值觀決定了不同的精神生活，如果沒有一種能夠引向幸福的價值觀，即使有了良好的制度，也很難對付得了茫然、失望、不安和自私的人們。

　　歷史是知識和思想創造的，價值觀是社會的底牌。周公是個千年一遇的政治天才，周王得天下之后，周公就創制禮樂，這就直達政治本質。換成今天的話語，禮相當于制度，樂相當于精神生活，禮樂一起表達了價值觀。今天的我們不再需要周時禮樂所規定的封建等級制度和意識，但制度與價值觀的問題卻一直有效，而且一直是根本問題。

　　對于當下中國，價值觀是個極其嚴重的挑戰。從本質上說，價值觀不是一個宣傳問題，宣傳雖然能夠傳播價值觀，卻無法保證一種價值觀是有效的。要讓一種價值觀真實生效，它就必須在實踐上具有明顯的可模仿性，即人們模仿了一種事情并且獲得好處，這種事情就表達了真正的價值。比如說，假如貪污和欺騙、低俗作品和賤賣的學術更能夠獲利，那么說出大天，人們也不會去模仿更好的行為。價值觀最后不是依靠宣傳，而是根據支付而成立的。

　　至于中國崛起或者復興所面臨的國際問題，更是挑戰。即使要真正說服一個普通西方人使他相信中國是和平主義的，也似乎很難。絕大多數中國人自己確實知道中國是和平主義的，因為中國文化是和平主義的。西方思維是競爭主義的，西方對“他者”根深蒂固的緊張和警惕主要源于基督教的基本世界關系想象——既然上帝有魔鬼作為敵人，那么信徒就有異教徒作為敵人，尤其是與敵人斗爭是神圣使命，于是，敵人意識變成了西方人固定思維模式和生活意義。

　　正如卡爾·施米特后來的著名概括“政治就是區分敵友”，而且他相信，失去敵人之后的后政治生活是缺乏意義的無聊生活。按照這樣的思維模式，尋找敵人是重要的生活方式，沒有敵人也要創造敵人，否則無事可做。因此，冷戰后西方繼續尋找敵人就不足為奇了，世界上各種比較顯眼的存在都被理解為敵人或者候選敵人。中國也是一個足夠顯眼的存在，當然也就被西方嚴重關注。盡管中國僅僅是初步強大，非常初步的強大，就已經卷入世界游戲，而這個游戲又是西方意識所嚴重影響的游戲，中國的困難可想而知。中國將得到什么位置，游戲變量太多，恐怕難以預測。

　　但有個小故事值得一提。艾克斯羅德為研究博弈問題而做過一個非常有趣的實驗，類似一個大型電腦游戲，他請政治家、博弈論者、經濟學家、心理學家等許多“特別狡猾的人”設計了各種斗爭方案，然后在電腦里進行了大型循環賽，結果最后勝出的是一個叫做TFT的善意方案，其策略是：第一輪出牌是與人合作，第二輪以后的出牌完全模仿對方上一輪出牌，如果對方惡意敵對，則堅決回擊。這個最好策略似乎意味著，最成功的人或者國家必須是善意的但同時必須是強有力的。就是說，壞人終將失敗，但軟弱的好人也必定失敗，只有又好又強的人才能勝出。

　　這個TFT策略的精神實質很像毛主席的國際策略，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