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日本的豐田汽車在碼頭上生銹吧。”1979年，戰后美國第一個為了競選總統而鼓動貿易保護的共和黨人約翰·康納利(John.B.Clnnally)這句經典的演講詞，贏得了聽眾的喝彩。然而在第二年的總統大選中，他僅獲得了一張選舉人票。28年后的今天，從美國到歐洲，似乎都在重回貿易保護，他們能夠贏得喝彩、選票、還是經濟增長？

　　□記者 劉婷

　　“十字路口”的威脅

　　一個貿易保護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大陸的上空游蕩。

　　6月12日，中國商務部部長薄熙來和歐盟貿易委員曼德爾森聚首布魯塞爾，討論中歐一系列雙邊貿易問題。會談前，一向溫文爾雅的曼德爾森突然發飚，以前所未有的語氣警告稱，如果中國仍不做出必要的改變以縮小對歐盟的巨大貿易逆差，歐盟的焦慮和憤怒將會繼續增長，施加在歐盟委員會的壓力也會加大，甚至可能迫使其凍結從中國的進口。

　　這些話是否聽起來有些耳熟？是的，5月底的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前，美國國會就向中國發出了同樣的警告，只不過這次的主角換成了歐洲人——原本被認為或自認為是自由貿易最有力的鼓吹者。曼德爾森的表態，很容易就讓人聯想到他是在附和此前一天美國四位國會議員聯名針對人民幣匯率提出的《貨幣公平法案》。

　　“事實上并不是這樣，曼德爾森委員所謂的‘一反常態’的言論，主要是對中歐之間不斷擴大的貿易赤字的擔憂，并無回應附和之意。”6月25日，曼德爾森在布魯塞爾的新聞官史蒂芬·亞當斯在接受《商務周刊》的采訪時說，“但是，中歐之間的貿易赤字的確讓他非常為難。”

　　今年以來，中國的貿易順差確實讓許多國家和地區感到了壓力。據中國海關總署提供的數據，中國今年5月份出口總值同比增長28.7%，進口增長19.1%。今年前5個月，中國貿易順差達857.2億美元，較2006年同期增長84%。

　　曼德爾森給出的數字就更驚人了。“歐盟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每小時增加1500萬歐元，照此推算的話，今年歐盟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將達到1700億歐元。”曼德爾森在當天的新聞發布會上，如此簡單明了地推算——顯然，這個推算讓他找到了拋卻文質彬彬禮儀的借口。

　　曼德爾森認為，歐中雙邊經貿關系已到了“十字路口”，并將雙方貿易不平衡視為“中歐雙方所面臨的重大政治挑戰”。“歐盟一直傾向于采用WTO爭端解決機制中的對話與合作方式，但歐盟不會讓不受任何限制的中國進口商品威脅其市場的穩定。”曼德爾森威脅到，“我們保留使用貿易制裁措施的可能性。”

　　在與薄熙來會晤后的新聞發布會上，曼德爾森繼續著他與所謂“歐盟理想”嚴重不符的威脅：歐盟已經決定以第三方觀察員的身份加入美國對中國在WTO的知識產權訴訟，若中方希望歐盟在這一問題上發揮建設性的作用，則必須恢復雙方在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上的合作。

　　這樣的論調與曼德爾森的祖先100多年前對慈禧太后的敲詐異曲同工。稍有不同的是，100多年前，曼德爾森的爺爺的爺爺輩是以占領軍的身份，站在天安門前舉著槍炮予取予奪；100多年后的今天，卻是在浙江小鎮上埋頭生產棉布襯衫和皮鞋的中國工人，成了曼德爾森背后一些歐洲人眼中的“強盜”。

　　如果曼德爾森不是一個人在自說自話，那么，完全可以把他口中赤裸裸的威脅當成一個嚴重的宣言，而不是所謂中歐關系“蜜月期”里的小吵小鬧。當中國的外事活動表上密密麻麻地填滿了歐盟高層官員的名字，當幾乎所有的歐洲大型企業都在宣稱中國市場是其業績和利潤增長的希望所在，當歐洲的頂級奢侈品老板頻繁到中國旅行，試圖探究揮金如土的中國新貴階層究竟需要什么，一股暗流被偽善遮蔽了：一直以來擁有出色制造業能力的歐洲，面對中國產品越來越大的競爭壓力，正在逐步關緊曾經開敞的大門。

　　“從本質上講，歐盟的最新舉動反映的是發達國家日益抬頭的貿易保護主義。”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的梅新育博士對《商務周刊》說。

　　美歐聯袂演出

　　今年前六個月，隨著中國對其主要貿易伙伴不斷增長的貿易赤字，保護主義之風愈演愈烈。美國國會今年以來針對中國進行制裁的提案，為本來已經磕磕絆絆的中美經貿關系蒙上了一層陰影。先是對中國提出了23年以來的首個反補貼訴訟，隨后的4月初，美國又將中國的知識產權問題以及出版物市場準入糾紛訴諸WTO，并邀請歐盟和日本加入。但后兩者并未馬上行動。當時曼德爾森在接受采訪時還說，歐盟“暫不考慮”加入美國的訴訟，對話仍是解決歐中貿易爭端的優先選擇。現在看來，歐盟當時的考慮還真只是“暫時性的”。短短兩個月，歐盟手中的“胡蘿卜”變成了“大棒”。

　　事實上，歐盟今年以來一系列的行動已證明它們不僅僅是在跟風。

　　今年4月18日，歐盟委員會宣布，對其1996年出臺的“市場準入”戰略做出重大調整，旨在重點消除進入新興市場時所遭遇的非關稅壁壘，首要的目標將會對準新興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準入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

　　作為新戰略的一部分，歐盟宣布要成立“市場準入小組”，奔赴那些被認為存在比較嚴重貿易壁壘的國家。雖然歐盟委員會未指明是哪些國家在設置貿易障礙，但曼德爾森特別提到了新興市場國家以及知識產權問題。

　　對于知識產權為何開始頻頻成為發達國家貿易保護的“利器”，梅新育認為，知識產權可以說是WTO規則最核心的內容，因為其決定了一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發展中國家在這個過程中的跳躍式發展，是發達國家不能接受的。”但他指出，知識產權保護相當復雜，客觀上發展中國家都或多或少存在這方面的問題，解決起來往往經年累月，“所以，發達國家也可能是希望打出知識產權這個貿易大棒，來換取發展中國家在市場準入等方面的讓步”。

　　5月底結束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上，美國就成功地取得了迫使中國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的勝利。歐盟眼見著也不甘落后，在這次中歐部長級經貿混委會上，特別向中國提出了歐盟企業優勢巨大的電信行業進一步市場開放問題。歐美兩大勢力集團，你方唱罷我登場，配合得天衣無縫。

　　歐盟對中國的貿易保護傾向還體現在其慣用的貿易保護工具上。近日一份由美國MayerBrownRowe & Maw律師事務所歐洲貿易總監及歐盟競爭與貿易小組首席經濟師克里夫·斯蒂文森撰寫的《2006年全球貿易保護報告》顯示，歐盟去年為阻礙低價商品進口而設立的緊急關稅(emergency tariff)數量為35件，居全球之首。其中，針對中國的反傾銷調查案件近130起。

　　不過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今年上半年，歐盟卻沒有對華發起一項反傾銷調查。歐洲化工等行業的企業甚至聯名上書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指責歐盟貿易委員曼德爾森擅自降低反傾銷門檻，致使他們的利益沒有得到保護。

　　對于這種現象，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對《商務周刊》表示，并不是歐盟降低了反傾銷的標準，而是近年來隨著產業鏈的外遷和擴大，反傾銷在歐盟內部的認定越來越困難，有時候甚至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歐盟駐華大使賽日·安博在接受《商務周刊》的采訪時也表示：“現在反傾銷訴訟的判定，取證過程越來越復雜，耗時耗力，有時還會被歐盟一些競爭力落后只想一味尋求保護的產業當作救命稻草抓住不放，但其實一旦真正實施，又未必對歐盟的整體利益有利。”對于這一點，前不久，曼德爾森在公開場合也承認去年針對中國皮鞋征收的反傾銷稅，最后實際上受損害的是歐洲消費者。

　　被綁架的歐盟

　　這種費力不討好的事情，曼德爾森并不是第一次做。2005年的中歐紡織品大戰最后就演變成了一場鬧劇。當歐盟宣布對中國的紡織品設限后，8700萬件紡織品因配額限制擠壓在歐洲各大港口，歐洲零售商們向著布魯塞爾(歐盟委員會所在地)咆哮，不能按時供貨且不說，光滯港費用就足以讓他們吐血。眼睜睜看著自己雪花花的銀子化作流水，歐洲的進口商、批發商和零售商們忍無可忍，把一肚子火撒向歐盟。于是，奇特的場景出現了，鍘刀未落，曼德爾森又急急忙忙地飛到上海，和中國商討放行中國紡織品的解決之道。

　　“歐盟前后矛盾的做法，實質上是利益格局的分化。歐盟內部開始分裂，從整齊劃一、同仇敵愾的既得利益群體里，悄然派生了‘零售商’與‘制造商’兩個小分隊。”梅新育介紹說，零售商以英國、瑞典這樣擁有大型零售企業的國家為代表，不贊成對中國產品設限；站在對立一方的以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為代表，再加上新入盟的東歐成員國，而消費者在這其中非常松散，缺乏話語權。

　　紡織品和鞋類貿易僅僅是中歐貿易的一小部分，但此事件暴露出了歐盟內部決策機制對中歐貿易的影響。歐盟內部需要成員國一致通過的事項太多，可以有效多數票表決的事務太少，正是決策機制的這些缺陷使得部分南歐、東歐國家小小的紡織和制鞋業，就能夠“綁架”整個歐盟，強迫整個歐盟的消費者、進口商、零售商和對華出口商為他們“買單”。

　　比利時駐華大使伯納德·皮埃爾在接受《商務周刊》采訪時回憶說，在決定是否對中國鞋產品進行制裁的投票中，一共12個國家投了反對票，8個國家贊成，5個國家保持中立。盡管反對制裁中國鞋的國家最多，但根據歐盟法律，5張中立票也算贊成，13:12，表決以向中國皮鞋征收反傾銷稅而告終。

　　歐盟理事會的決策表決機制一向以復雜著稱，即使是工作在布魯塞爾總部的歐盟官員也未必能說得清楚。它主要分為“一致通過”、“簡單多數”以及“有效多數”。在一些意義重大的問題上，歐盟理事會采用了“一致通過”表決機制，如外交與安全、內政司法、稅收、憲法事務、社會保障機制、能源等；“簡單多數”表決機制主要用于對程序性決定進行投票表決，歐盟每個成員國只有一票，一項決定以贊同票的多少決定是否被通過；在涉及貿易、內部市場、某些教育事務，以及環境、消費者事務和歐盟區域發展基金等問題時，一般都會采用“有效多數”表決機制。這是歐盟條約的規定，但事實上，在具體的執行中，有時并不完全按照上述規定進行操作，比如，在對中國的反傾銷問題上，歐盟就經歷了從“有效多數”到“簡單多數”的轉變。

　　賽日·安博大使在采訪中也承認：“歐盟決策機制的確比較復雜，有的決策需要簡單多數，有的決策則是由有效多數來決定的，使得一項政策的決策過程有時會非常低效。此外，各成員國還擁有否決權，所以經常會被某些成員國利用。這也是它被人所詬病最多的地方。”不過，他也表示，歐盟自身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在剛剛通過的歐盟新條約中，就對投票機制做出了修改，未來投票制度將根據人口多少比例分配。

　　但對于曼德爾森來說，這種“綁架”的直接后果就是讓這位2004年11月接任歐盟貿易委員的英國人自上任以來就面臨兩頭受氣的命運——當然，如果他愿意，他也完全可以借機有足夠空子塞入自己的意志。

　　今年54歲的曼德爾森，出身于工黨世家，畢業于牛津大學，在英國政壇原本很受看好，但因被指責為一位印度富商非法獲得英國簽證而被迫辭去在布萊爾內閣的職務。后來雖然被證明其實是一場“冤案”，但他在英國的政治生涯就此斷送。布萊爾為了安慰他，送他去布魯塞爾，獲委歐洲委員會貿易委員一職。失意英國，曼德爾森決心將自己的政治天賦施展在歐盟這個更廣闊的舞臺上。作為歐盟的貿易委員，曼德爾森的名聲在頭一炮的中歐紡織品談判中果然很“響亮”，讓很多中國人記住了這個名字。

　　接下來的日子，歐盟對中國的貿易順差不斷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和市場準入在歐盟看來也沒有取得多少進展，曼德爾森忙于奔波平衡各方利益，以至于還有兩年任期才滿的他前些時候宣布，2009年不再尋求連任。

　　更團結的歐洲會更強硬嗎？

　　除了中國源源不斷輸出的廉價商品，中國企業越來越多的國際化舉動也讓一些歐洲人戒心四起，尤其是以制造業著稱的德國。英國《金融時報》前駐北京首席記者詹姆斯·金奇在他的《中國震撼世界：饑餓之國的崛起》一書中，開篇描寫的場景成了德國人心中“永遠的痛”。德國蒂森克虜伯鋼廠是德國最大的鋼鐵企業之一，有近200年的歷史，最多時雇傭約1萬名員工。在被中國從鄉鎮企業起家的沙鋼收購后，留給當地的只有一塊疤——一塊赭色的土疤。這樣的消息近兩年來已不再是什么新聞，從歐洲最大的盾構機制造商、最古老的機床廠到風機葉片廠，中國企業正攜巨資爭先恐后涌入德國。他們不是來做貿易，而是以大手筆收購重組歐洲的老品牌，讓有日耳曼堅強意志的德國人也看得心驚肉跳。　

　　德國人的驚慌給歐洲提了個醒，緊接著引發出一系列連鎖反應。以法國為代表的部分歐盟成員國在涉及能源等重要經濟部門的一系列大規模并購交易中頻頻實行政府干預，排斥外國企業的并購行為。比如法國政府力促法國燃氣公司并購能源巨頭蘇伊士公司，避免了意大利電力公司與蘇伊士公司的合并。面對歐盟機構和其他成員國的指摘，法國政府依然明確提出要實行“經濟愛國主義”，并列舉出包括生物技術、國防、核能等10個重點保護的經濟部門。西班牙政府則頂住來自歐盟委員會的壓力，以保護能源安全為由，通過法律途徑限制德國電力巨頭意昂公司對西班牙公用事業公司恩德薩的收購。而德國防止本國汽車企業不被外國公司收購的“大眾法”，也一直被認定為不符合歐盟關于資本自由流通的規定。

　　英國財政大臣、候補首相布朗在4月份歐洲財政部長非正式會議的發言中明確表示，歐洲國家處于對全球化的恐懼，越來越多地表現出保護傾向。他大聲呼吁歐盟加快改革步伐，開放市場，反對歐洲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實際上，歐美的貿易保護主義并非無源之水。從歷史看，貿易保護和自由貿易在西方國家基本是交替進行的，總的來說還是貿易保護占據優勢。理論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國富論》的出版視為自由主義理論體系創立的標志。作為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奠基者，斯密鼎力主張對內實現自由放任，對外實行自由貿易，主張降低關稅和取消出口補貼和獎勵金，并提出了較為系統的國際貿易理論。“然而，真正貿易自由的歷史非常短暫。”梅新育表示，從規律看，只有強大的國家才從自身利益出發倡導自由貿易。

　　“事實上，沒有超越國家利益的自由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梅說，當一國原有的國際競爭優勢面臨威脅或即將失去時，貿易保護主義就會自然抬頭；而當一國變成強國時就會率先打破貿易保護而提出自由貿易。1840年代開始的一輪自由貿易浪潮是由當時的大英帝國率先提出和實施的；1940年代后的第二輪自由貿易浪潮，則是由在二戰后掌控世界經濟體系的美國強力推動的，

　　雖然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是越來越開放，WTO一輪一輪地談判降低關稅，但非關稅壁壘仍在持續加強。據統計，到多哈回合，各類非關稅壁壘已達3000多種，并且借助于WTO的免除條款、利用公平貿易的借口，逐步走向雙邊和歧視性貿易，形成了一整套系統的保護制度和機制，限制的范圍已擴展到勞動力標準和高技術領域。

　　梅新育說：“在自由化的旗幟掩蓋下的各種貿易保護具有很強的隱蔽性、矛盾性和欺騙性。這些都給近年來外貿增長記錄不斷被刷新的中國帶來了嚴峻考驗。”

　　此外，歐盟和美國的現實壓力也有可能使得他們短期內更趨向貿易保護主義。美國國會自民主黨掌權以來，貿易保護主義的傾向已經成為共識，接下來又是大選年，可以肯定，對待中美貿易的鷹派態度不會寬松。至于歐盟，除了已經展現出來的種種跡象外，一個新的背景是，6月22日晚間，兩年多來毫無進展的《歐盟憲法草案》重新修訂后，在德、法兩國推動下，各國于最后一刻最終達成一致。正如德國總理默克爾所說: “新條約的簽訂將向世界展示一個更為統一、更為強大的歐洲，歐洲各國在今后的國際事務中，會用一個聲音說話。”

　　默克爾按下不表的也許就是，緩和了內部矛盾的歐盟，在它的火車頭德國今年經濟增長重現活力、失業人數首次低于心理防線等良好表現的帶領下，今后在國際事務中會更自信、更強硬，也有精力騰出手來處理更多歐盟認為重要的事務，比如減少對華貿易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