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還相信自由貿易？

　　——專訪世界貿易組織(WTO)總干事帕斯卡爾·拉米

　　● 目前，多哈談判正像進入了一段暗波湍急的流域。但至少，世貿組織成員國已經達成了一致的政治承諾，即平衡國際貿易的準則，以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并保持世界經濟的平衡發展趨勢。為此，多哈談判也必須取得進展。我相信，那些從多邊貿易體制中獲益并依賴于多邊貿易的發展中國家，遲早將行動起來，促進多哈談判的前進

　　● 他們肯定都相信自由貿易是好的，封閉的貿易環境肯定是有害的，這一點很明確。我想，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如果你認為自由貿易是好的，就應該將市場開放付諸實踐

　　● 雙邊自貿安排的擴大并不同時意味著多邊貿易的衰落。很多重要議題，如農業補貼、反傾銷等，是無法在雙邊框架下解決的。發展中國家很清楚這一點，而且他們也很清楚，自己的談判能力在多邊體系下要比雙邊體系下強大

　　● 作為世貿組織總干事，我面臨很多的挑戰，包括為那些極度貧困的國家爭取自由貿易帶來的利益。在我擔任歐盟貿易委員的時候，我并沒有太多機會注意到，進行自由貿易和為全世界千萬人民解決貧困問題之間有著如此緊密的聯系

　　● 我既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也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我更愿意說，自己是一個行動者

　　□記者 袁瑛

　　盡管自己的名字與300多年前那位天才思想家的姓氏相同，同樣多才多藝的帕斯卡爾·拉米(Pascal Lamy)沒有時間捧讀《思想錄》，重溫“河流就是前進著的道路，它把人帶到他們想要去的地方”這樣既美麗又有哲理的句子。這位世界貿易組織(WTO)第五任總干事恨不得一覺醒來，那些“大象”們能夠一起站在河的對岸翩翩起舞。

　　60歲的法國老頭把中國、印度、美國、歐盟等稱為“大象”。在4年任期里，拉米最大的使命就是指揮這些誰也不服誰的大象跳完一場集體舞，完成多邊貿易體系的多哈回合談判。

　　拉米知道河流應該把人們帶向什么地方，但過去的兩年間，調皮的大象幾乎把船踩翻。他把去年多哈談判的無限延期視為一場“意外”，進入一段波濤湍急的流域不可避免會發生的意外。顯然，他并不認為多哈談判的命運已經在劫難逃。然而，6月底的大限已到，布什向美國國會申請延長“快軌道授權”是否能夠得以通過？即使通過，更趨于保護美國農民利益的民主黨參議兩院是否能夠放棄農業補貼問題上的強硬立場？曼德爾森是否能說服歐盟內的農業大國同意將農業品進口關稅降低？巴西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是否愿意承諾減少對本國制造商的保護？這些問題，拉米統統無法給出明確而樂觀的答復。

　　他所能做的是，在“激流”中緊緊抓住舵柄�！妒ソ洝飞险f：“他雖殺我，然而我還要信靠他。” 拉米深知，一旦方舟傾覆，不僅多哈談判面臨失敗，世界貿易組織和自由貿易也將遭受前所未有的打擊，原本已經抬頭的貿易保護主義將如潮水般涌來。在多哈談判進入決定命運的危機關頭，“舵手”拉米于6月17日來到中國，并在第一時間接受了《商務周刊》的專訪。

　　《商務周刊》：6月底，對多哈談判來說是相當關鍵的一段時間。您曾經在幾個月前樂觀地表示世貿組織成員國們有望在這個月底取得談判的突破，尤其是如您所希望的，在農業補貼和工農業品關稅問題上達成一致。如今，這個期限到了，您依然一如既往地樂觀嗎？

　　拉米：未來的幾個星期是多哈談判的關鍵時期。我們知道，談判過程并不總是一條平靜的長河，它有時會濺起浪花，有時又會遇到急流；它有高潮，也會有低潮。目前，多哈談判正像進入了一段暗波湍急的流域。但至少，世貿組織成員國已經達成了一致的政治承諾，即平衡國際貿易的準則，以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并保持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這一切肯定會發生，因為我們已經擁有2/3的發展中國家成員國。為了達成上述政治目的，多哈談判也必須取得進展。我相信，那些從多邊貿易體制中獲益并依賴于多邊貿易的發展中國家，遲早將行動起來，促進多哈談判的前進。

　　我既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也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我更愿意說，自己是一個行動者，這也正是我目前工作的本質。WTO成員國希望能夠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完成多哈談判，目前，我們的談判需要在農業補貼和工農業關稅問題上取得突破。我十分希望，這些問題能夠在未來幾周內達成一致，這樣一來，整個多哈談判就有可能在未來6—9個月之內完成。

　　如今，針對這一期限，我只能說它是“可達成的”，因為目前的政治環境以及我們所做的各種技術準備，已經使得談判具備了“可達成”的可能性。當然，“可達成”和“已經達成”二者之間還有很大的距離。我認為，這至少提醒了成員國們，應該在此框架下看清楚自己應該做出什么樣的妥協，從而能夠促成談判的順利進行。

　　《商務周刊》：許多人認為，新興經濟體國家包括中國、巴西、印度等是多邊自由貿易體系的最大受益者，在相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伴隨著國際貿易的大幅增長，這些國家日益成為了全球貿易的“主角”。但世界貿易組織是個旨在推動發展的組織，您如何看待欠發達國家尤其是非洲成員國在自由貿易中收益甚少這樣一個事實？

　　拉米：這是事實。很明顯，并不是所有國家在所有情況下都能夠從自由貿易中獲益。這取決于一些其他的因素，如基礎設施水平、教育水平、貿易結構、創新以及研發水平等等。就世界貿易組織自身來說，它并不是旨在創造貿易量，而是在創造貿易發生的條件。非洲成員國從自由貿易中所獲得的貿易增長，如果反映在數字上，確實比中國、印度、巴西等所謂的金磚四國要小，僅占到了世界貿易的極少份額。但同時，在世界貿易組織中，非洲所承擔的開放市場的責任要比中國等國家少得多，但其享受的特殊待遇又比后者多; 進一步說，中國所承擔的開放責任又比歐盟和美國少。這就形成了一個“階梯”，依據這樣的規則，欠發達國家可以在自由進入其他國家市場的同時又能夠保護自己尚未成熟的市場領域�？梢哉f，如今的自由貿易版圖已經同20年前完全不一樣了，我們對發展中國家這一分類也不再單一，這也是為什么世界貿易組織對發展中國家實施特殊和非差別待遇的原因。

　　《商務周刊》：但一些發達國家正在壘起新的壁壘。在前不久結束的中歐高級貿易對話上，歐盟貿易專員曼德爾森回絕了中國的要求，依然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這僅是近幾年來日漸盛行于西方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潮流的事例之一。伴隨著越來越多的針對新興經濟體的貿易訴訟和貿易摩擦的升級，這是否意味著，從美國到歐洲，發達國家越來越不相信自由貿易了——或者他們根本就從未相信過，只是把自由貿易當作可以自由伸縮的大棒？

　　拉米：不，他們肯定都相信自由貿易是好的，封閉的貿易環境肯定是有害的，這一點很明確。我想，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如果你認為自由貿易是好的，就應該將市場開放付諸實踐。

　　必須承認，一些在全球范圍內倡導自由貿易的發達國家，仍然在對本國的一些領域實施保護性的貿易政策，比如在農業領域進行補貼。這也是農業問題成為多哈回合談判的首要議題的原因，發達國家必須減少自己的農業補貼。不過，發展中國家也在實行貿易保護，不論是采取關稅壁壘還是非關稅壁壘措施，他們“創造”了很多新的貿易保護措施，在這點上，一些發展中國家很“創新”。

　　不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存在貿易保護傾向，這也是為什么世界貿易組織要制定體系，確定規則和要求透明度。另外，所有那些針對中國發起的或由中國發起的針對其他國家的貿易訴訟并不一定意味著貿易保護主義。在WTO中有很多規則，對這些規則我們有很多闡釋。如果有成員國違反了這些規則，我們就會運用相應的懲罰機制。將這些問題框架化和理性化，并固定為法律，總比把什么問題都驚呼為貿易保護主義更好。我們至少擁有一個和平的爭端解決體系。

　　《商務周刊》：相比較多哈談判的停滯，全球各個國家和地區正在進行和準備進行的雙邊自貿和區域自貿談判有水漲船高之勢，多邊體系是否遇到了來自雙邊自由貿易體系前所未有的挑戰？WTO的多邊體系的未來在哪里？

　　拉米：可以說，雙邊自由貿易和多邊自由貿易已經并肩前行了50多年。因此，今天的這種形勢也沒什么新鮮的。我們注意到，隨著很多國家進行國際貿易能力的增強，進行雙邊自由貿易談判的國家數目呈增長的勢頭。在這種情況下，雙邊自由貿易的增長并不能說明是人們在雙邊和多邊之間進行了選擇，而是因為我們現在有更多的國家可以進行選擇。如今的趨勢僅僅表明更多的國家走進了這個“游戲”，而不意味著人們喜好的變化。

　　我認為，雙邊自由貿易的擴大并不同時意味著多邊貿易的衰落。事實上，多邊貿易仍然處于國際貿易體系的主要地位。很多重要議題，如農業補貼、反傾銷等，是無法在雙邊自由貿易框架下解決的。這些棘手的問題只能在多邊貿易機制下進行磋商，雙邊貿易協議對此根本無能為力。我相信，發展中國家很清楚這一點，而且他們也很清楚，自己的談判能力在多邊體系下要比雙邊體系下強大。當然這不包括中國、印度、美國以及歐盟，這些所謂的貿易“大象”是可以在雙邊自由貿易談判中強加給對方一些條件，而這種情況在多邊談判框架下是不會發生的。這也正是雙邊自由貿易體系的缺陷所在。雙邊自貿區安排不能替代多邊貿易，它只有在多邊貿易體系保持首要位置的情況下才能發揮作用。

　　《商務周刊》：以時隔10年之久又重新被提及的跨大西洋自由貿易區為例，美國和歐盟在一個月前召開的美國—歐盟華盛頓峰會上提出建立一個歐美單一市場的構想，這不得不說是一個背離多哈談判、背離多邊貿易體系的選擇。全球最大的兩大經濟體想要通過雙邊貿易協議實現經濟融合，這難道不構成對多邊貿易體系的威脅和侵蝕嗎？

　　拉米：我不這樣認為。原因在于，歐盟和美國永遠不會在農業問題、補貼和關稅問題上達成雙邊的一致，而這恰恰是自由貿易的主要內容。我不相信這些在多邊貿易體系下解決不了的問題可以在雙邊體系下解決，而且必須承認，雙邊自由貿易體系下要解決這些問題要比多邊貿易體系困難得多。事實上，美國和歐盟想要做的，是試圖通過雙邊自貿談判，達成例如某些制度上的一致性，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目前的多邊貿易體系下他們無法做到這一點。例如，在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過程中，制度問題就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他們可以在這點上達成雙邊一致。這種達成的一致，并不能被稱作自由貿易協議，它只是一種制度上的一致協議。同樣的一致還可以在衛生標準、保險銀行業的管理條例等等領域達成，這有利于雙方進一步促進貿易。但這絕對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自由貿易協議。

　　《商務周刊》：您已經在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的位置上工作了兩年，在您記憶中，過去兩年中您經歷的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拉米：我想，過去兩年里我遇到的最大困難是在去年多哈談判近乎破裂的時候。我必須確保多哈談判免于崩潰。那一段時間，我一直都很焦慮，因為一旦談判停滯，它對世界貿易組織、全球貿易、甚至貿易領域之外的影響都將是巨大的。那是一場“意外”。如今，我很高興地看到，經過我們的努力，多哈談判又開始活躍起來。

　　《商務周刊》：您在擔任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之前，曾經作為歐盟的貿易談判代表活躍在多邊貿易的談判桌前。在代表一方利益的談判者和為多方爭取利益的斡旋者這兩個角色之間，您體會到的不同是什么？您個人更喜歡哪一個角色？

　　拉米：相比歐盟貿易談判代表，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這個工作擁有相對較少的權力，但卻需要肩負更多的責任。我肩負著為一百多個成員國服務的重任。在這個體系內，我沒什么權力可行使，更多的是在不同的情況下充當談判的緩解劑、促成者、指導者以及維護者等等角色。這跟談判代表是完全不一樣的工作。我不是為自己工作，而是為這一多邊貿易體系工作。

　　要在談判者和斡旋者中選其一，我還從來沒有想過這一問題，也沒有這樣的機會去選擇。這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區別，因為在成員國之間斡旋和自己達成談判目標是完全不一樣的經歷。作為世貿組織總干事，我面臨很多的挑戰，包括為那些極度貧困的國家爭取自由貿易帶來的利益。事實上，在我擔任歐盟貿易委員的時候，我并沒有太多機會注意到，進行自由貿易和為全世界千萬人民解決貧困問題之間有著如此緊密的聯系。

　　在個人性格方面，我想我兼具強硬和耐心，所以無論是強硬的談判者還是耐心的斡旋者這兩個角色，我都能應付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