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中適度從緊”需配合財政政策

　　□林　江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組合拳”可能會比單純貨幣政策的“組合拳”更具有政策效率，而取消利息稅是當前財政政策的應有之舉

　　6月14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透露了一個重要信息，就是我國當前要堅持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貨幣政策需要“穩中適度從緊”。這種提法反映了我國最新的貨幣政策取向。

　　在目前的宏觀經濟形勢下，單憑貨幣政策難以落實

　　自今年初以來，因應流動性過剩、廣義貨幣供應量在高位運行以及消費物價指數連續數月快速上漲的勢頭，中國人民銀行已先后五次提高了存款準備金率和兩次提升了存貸款基準利率，并通過發行央行票據促使基礎貨幣回籠。這一系列措施反映了貨幣當局執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的強烈愿望。筆者認為，“穩中適度從緊”的涵義，一是保持貨幣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二是針對當前的經濟偏熱現象通過貨幣政策的功效使宏觀調控政策得到真正貫徹落實。然而，從過去一段時期央行實施貨幣政策的功效看，有些差強人意。根本原因是，在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下，貨幣政策的三大工具——

　　首先是匯率，近期人民幣不斷升值，已經超出了央行可以控制的范圍。因為匯率問題與中美、中歐之間的貿易不平衡關系息息相關，央行能夠在面臨美國和歐盟龐大的壓力下維持人民幣穩定而不是大幅升值(年升值3-5%)委實不易，遑論用匯率政策調控宏觀經濟。

　　其次是貨幣供應量，也并非央行能夠有效控制。原因是隨著外商直接投資不斷流入，對人民幣的需求不斷攀升，而為了避免因貨幣供應量過大而引致通貨膨脹，央行需要不斷發行央行票據來吸引基礎貨幣回籠。事實上，我國累計實際利用外資已經從1994年的約300億美元激增到2006年的6000億美元。央行除了不斷擴大廣義貨幣供應量外，似乎沒有其他的更有效的辦法。

　　因此，利率也許是央行能夠比較自主地使用的唯一政策工具。但是，在我國利率還沒有完全市場化(還沒有真正形成全國統一的銀行同業拆借利率市場)的今天，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對于利率信號的反應是滯后的。從近期加息之后，我國主要城市的房地產價格仍然居高不下可見端倪：房地產商的融資成本和炒家的借貸成本雖然有所上升，但是如果他們預期房地產的價格升幅會超過利息成本的增加，那么加息如果幅度太小，是難以奏效的。但是如果加息幅度太大，則會對股市、房地產市場以及企業的運作形成強烈的沖擊，同時又吸引外資流入人民幣資產賺取息差，從而使人民幣的升值壓力進一步加大，這顯然并非央行愿意見到的。因此，筆者認為，在目前的宏觀經濟形勢下，單憑貨幣政策的實施，其功效是難以真正發揮出來的。要真正實現“穩中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目標，必須倚重財政政策的有效發揮。其中，取消存款利息稅應該是配合上述貨幣政策目標的財政政策之一。

　　在貨幣政策功效難以一時奏效的情況下，財政政策的配合是必然選擇

　　我國從1999年11月1日開征利息稅時出于三方面的政策考慮：通過征收利息稅抑制儲蓄增長過快的勢頭，促進消費；促進居民投資分流，讓一部分儲蓄資金流向其他投資領域；通過對高收入者征稅能轉移財政支付，縮小城鄉差距、貧富差距，推動社會和諧。八年過去了，如果說，利息稅增加了國庫每年約500億的稅收收入，通過財政轉移支付來達到“劫富濟貧”的目標得到了實現的話，開征利息稅的前兩項政策目標幾乎不曾實現過。居民存款數額仍然居高不下，這反映了利息稅的政策困境。更重要的是，在沒有開征資本增值稅的情況下，我們無法阻止“富人”通過炒房地產、炒股而規避利息稅，而“窮人”存在銀行的錢本身就不多，那點可憐的利息收入還要被課稅，這表明利息稅已經產生了“劫貧濟富”的累退效果，這反過來又削弱了上述征收利息稅的第三項政策效果。

　　當然，我們不能夠直接下這樣的結論：取消利息稅就一定能夠配合中央政府的“穩中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吸引大量的居民閑散資金回流銀行體系，從而遏止快速飆升的股市和房地產市場，避免資產泡沫的形成。但是取消存款利息稅至少反映了中央政府強烈的政策取向：在貨幣政策功效難以一時奏效的情況下將“雙管齊下”，采取強有力的財政政策進行配合應是必然的政策選擇。在外資繼續大規模流入，股市、房地產市場泡沫又顯而易見的情況下，筆者認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組合拳”可能會比央行今年5月19日非對稱性地提高存貸款利率、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高強度地通過央行票據回收基礎貨幣的單純貨幣政策的“組合拳”更具有政策效率，而取消利息稅是當前財政政策的應有之舉。

　　作者系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財政稅務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