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維沙，46歲，裕興電腦科技控股有限公司(8005)董事局主席，裕興公司總裁。畢業于北京工業大學自動控制工程系，獲工程學士學位。曾就職于北京機電研究院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他對管理企業有13年的豐富經驗，是金裕興的主要創辦人。

　　記者：您覺得“舉牌”這件事兒上，有沒有不夠理智的地方？

　　祝維沙：我們一直很理智。現在想來，似乎應該更理智一些。有時為了做成這件事情，身在其中，難免身不由己了。

　　記者：為什么一定要切入IT這個領域？

　　祝維沙：對我們來講，切入這個領域，通過相互間的合作，對于迅速擴大“裕興”的規模，是相當有幫助的。

　　為什么不去做聯想呢？因為他的股權結構不存在你想像的空間。如果長虹[微博]做這事兒，我也不可能做。在3月份時長虹撤出了，給我們的時間是非常短的。可能我們在處理問題上有不嚴謹之處，我們也會很好地反思。但歷史留給我們的就這一個縫兒。

　　記者：歷史給您留下只這么一個縫兒。您也趁機把您的身份合法化了，那么在操作的層面上的問題呢？您采用的辦法是“欺男霸女”，您如何解釋“欺男霸女”的舉動呢？

　　祝維沙：在很多場合都強調“我們是善意的”。我們沒有做出什么“敵意”的動作。包括對外的發布消息用詞上我們都很斟酌，努力營造一個尋求“合作”的氛圍。我們是善意的，我們是合作的，我們希望“多贏”。我們定位成策略投資者，在這些基本問題上我認為我們都是到位的。但在表現形式上，包括企業的藝術上還有很多值得商椎的地方，比如那個“問鼎”，就有咄咄逼人之勢。總而言之，“合作”對于我們利益更大，我們是出于這樣一個考慮呀。

　　記者：裕興是善良的，祝維沙是善良的嗎？

　　祝維沙：作為人來講，是有口碑的。業界也是有口碑的。我們做很多事情，很少是攻擊性很強的。

　　記者：就“舉牌”這件事來說，您的言論攻擊性的確不是很強，而客觀上的行為已造成了攻擊性，挑起了戰爭您就是戰爭販子，難道還可以說“不強”嗎？

　　祝維沙：我不認為這件事本身是一場戰爭。如果是的話，一開始就不要提什么“合作”了。裕興上市以后面臨巨大的挑戰，從一個民營企業變成一個公眾企業，所有決策者都會碰釘子，而后迅速成熟起來。我們有幸接觸了很多國際的投資者，也對企業長遠發展的規劃開了眼界。說實在的，我特別佩服長虹的倪潤峰，我覺得這樣的人是中國企業的驕傲，其為人處事的大手筆，都是我們后來者無法啟及的。比如“彩管”的舉動，無論成與敗——英雄也！

　　但為什么中國這么多優秀的人走在一起非要打“價格戰”呢？在國外走了一圈后發現，我們的企業之間缺乏“兼并”與“收購”的機制。在國外“并購”戰中的主角往往是投資銀行，而我們是企業間的打打殺殺，希望打來打去只剩幾家。我們都承認技術發展很重要，技術需要大的銷售來支撐才能攤薄技術成本。裕興是有點兒技術的企業，我們不敢說自己的技術有多高，但我們一直獨創研發著有中國的技術的產品。從學習機開始，從電腦VCD開始，到現在我們要上市的網絡DVD，網絡超級VCD。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有我們的困難，我們研發做得很多，但技術不能在大的平臺上被釋放掉的話，我們發展就會受到制約。我們當時看到這樣一個問題的時候，想來想去，覺得“方正科技”這個平臺不錯，這種方式投資風險最小。

　　記者：您曾經說過，裕興有自己的研發隊伍，有自己的銷售隊伍。但從您剛才的表述分析，您看好的不僅僅是方正的技術，還有銷售平臺。

　　祝維沙：對。

　　記者：裕興有電腦產品，可裕興電腦的牌子并不過硬，您是在試圖解決這個問題。

　　祝維沙：我自己來推，風險比較大。比如在若干個產品中的一個產品比較獨特，那么我們推“一個產品”費用怎么攤銷？記者：如果“方正”與“裕興”的合作成功，您還會推“裕興”的電腦品牌嗎？祝維沙：這個問題要在合作成功后來考慮。簡單地說就是，多品牌戰略的企業并不罕見，往往是品牌越多，通路越多，營業額也就越大。

　　記者：面對“方正”的品牌，“裕興”的品牌不是很無力嗎？所以您舉牌“方正科技”，欺“方正科技”這個“男”，就有霸“方正”品牌這個“女”之嫌。

　　祝維沙：“方正”在他們的“合同”上是有約束的，如果他們失去了對企業的控制權，有權撤品牌。

　　記者：“裕興”舉牌“方正”弄得沸沸揚揚，既然是向人家“求婚”，為什么不更紳士一些呢？

　　祝維沙：我對外一直說“我是善意的”。我愿意在這兒再強調一次。

　　記者：您想沒想過這個問題，假如是“方正”舉牌“裕興”，結果會是怎樣？

　　祝維沙：對于我們來講，我們是希望達到產業整合的目的，實現我們的想法。您說的這樣的情況沒有發生，所以不也好去臆斷。

　　記者：給人印象您是個謹言慎行的人，但這次舉牌卻出手很重，是什么樣的原因使您如此果斷，手中的“勝券”是什么？

　　祝維沙：我覺得我們還是為合作而來。如果外界包括“方正科技”對我們因此而產生什么誤解的話，我們就應該考慮該用什么樣的方式來把我們的意思表述得更清楚一些。

　　記者：聽說您是河南人，做軟件起家，可以談談您的個人情況嗎？

　　祝維沙：我是河南人，但我沒回過河南老家，我出生在廣州。大學畢業后到了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1991年下海做游戲機、學習機，后來做電腦VCD，進了VCD行業。再做的一件事就是1999年去上市，再的做一個件事就是今天你們看到的舉牌“方正科技”。也挺快，都10年了！相對而言，我還是比較幸運的。企業做得比較踏實，產品也有一定的技術色彩，在我們的發展中，一直強調的是獨特的產品路線，目前我們在機頂盒技術和寬帶接入方面做了很好的技術積累。2000年，我們也引進了一些團隊和人才，對產品和結構也進行了一些調整。是否到位還不敢說，我們還在努力之中。我是河南固始人，今年46歲了。人與人不同，有的人46歲了還很幼稚，有的人則經驗豐富。這個年齡的男人上養老、下養小，是社會的中堅力量。歸歸類，我應該算閱歷比較豐富的人，不能說成熟。

　　記者：您經常有一些出人意料的舉動，表面上的出人意料，背后是不是有精心的設計？

　　祝維沙：做任何事情，不可能沒有想法。可能是我想了10件事，最后做的只是一個。在眾多機會當中，選擇是最困難的。

　　我特別贊成這樣一句話：機遇只垂青有準備的頭腦，應該時刻做好準備，等待機遇的出現。我們現在做企業是一步步往正規化發展，完成一個民營企業向現代化公眾公司的轉變。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就更要把握好隨時都有可能出現的機遇。

　　記者：您認為民營企業向公眾公司轉變，其中關鍵的一步應該是什么？

　　祝維沙：我覺得應該是“個人英雄”的滅亡。民營企業很大的問題是“英雄”的企業，隨著“英雄”能力不再，企業也就突破不了。我比較看好“方正”的整套管理體系，也是因為它是一種制度化的管理。對于我來說就是要及早從“英雄”的位置上下來，而由干部們共同來把握這個企業。企業要完成這個跨越，實際上對企業也是一種挑戰。所以有人講，“裕興”上市之后是進入了“后祝維沙時代”，我覺得完全正確。要勇于克服自身的不適合的地方。

　　記者：您說得非常動聽，但您用什么來保證祝維沙不重新跳出來再充當英雄的角色呢？

　　祝維沙：中國的企業都是伴隨一個“英雄”的出現而出現，伴隨著“英雄”的停止而停止。我不希望裕興是這樣，所以我要走出“英雄”的怪圈。

　　記者：但中國的企業，不僅僅是民營企業，實際上和一個人是緊密相連的。

　　祝維沙：我們也注意到了柳傳志，他相對比較好地完成了過渡。前途究竟怎樣我也不知道。但“聯想”的管理是很不錯的。當然，優秀的人才固然重要，但“制度”上的安排更為關鍵，這是一個“制度”設計問題。就我們進行了調整分析，明顯感覺到的是“屁股決定腦袋”。

　　記者：您曾和比爾·蓋茨握過手，現在說說您和他握手的意義是什么？

　　祝維沙：原來我還沒有真正想過。最起碼是讓香港了解了“裕興”，促使“裕興”在香港上市了。這大概就是您所說的意義吧。“裕興”不是沽名釣譽，它有實實在在的技術和產品。

　　記者：舉牌“方正科技”，引來媒體和公眾的許多猜想。這個時候人們關注的仍然是祝維沙，看樣子您不做“英雄”都不行。

　　祝維沙：這件事我不是在做秀，更不是在做局。我真誠，所以我沖動。這件事本身來講在于機會的稍逝。民營企業從小到大的成功，“點子時代”等等，實際上反映的是機會問題。比如我們在新聞發布會上使用了“問鼎”方正科技的字樣，現在看來更應該是有話好好說，因為我們是善意的嘛。

　　記者：您曾經說，“裕興”和“方正”的聯合是“強強聯合”，如果去掉中間兩個字，就只剩下“強合”了。您覺得此事是不是“強合”？

　　祝維沙：我覺得不是“強合”。如果沒有“股權”這種關系，人家會一腳把你踹開。我們是策略投資者，我們若什么都不出，就跟人空說幾句話，行嗎？

　　記者：一個企業的成功，要構建很強的職業經理階層。請問“裕興”有沒有這個階層？

　　祝維沙：我們正在努力構建這個階層，應該說是初建成效。最起碼，現在我還有可能拿出一段時間來和你聊天，這在以前根本是不可能的。過去我是一桿子插到底，現在我們是逐漸地制度化。裕興的內部管理系統也建立起來了。過去我是一眼照顧不到生怕企業出事，現在人們在各個崗位上都發揮作用了。

　　記者：馮沛然的加盟，給裕興帶來了什么？

　　祝維沙：當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我們也在尋求突破。我與老馮是經過朋友介紹認識的。有一次我們在一起聊天，他說“裕興”有道，“裕興”有術，“裕興”法不夠。他認為“裕興”管理上有問題。我覺得，“說的對，吃你的藥”。所以他來了以后，在管理上引進了一些東西，對“裕興”的長遠發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根據他的建議，我們成立了“產品部”，也就是說“市場部”管渠道，“產品部”對利潤負責任。這套東西是“聯想”和“方正”所采用的，經過幾個月的磨合，我覺得很有價值。5月1日以后，我們調換了整個管理系統，公司對物流的控制，對存貨的控制都比以前有很大的加強。馮沛然是公司整個戰略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他是個職業經理人，在執行層面是很優秀。

　　記者：您怎樣評價您自己？

　　祝維沙：我是企業的投資者，也是企業的經營者。我不是高抬我自己，更多的成份我是個企業家，而不是職業經理人。因為活動的層面不一樣，我是在戰略決策層，職業經理人是在執行層。但是我的企業做得好和壞，我能不能成家，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了。因為我到處都有考慮不周，到處都有很多漏洞。企業要想真正走好，自身必須強大起來。我們在努力改進，包括決策方式和決策的機制。過去我一個人說了算，現在做項目都必須經過評估。有人說沒賠過錢的人賺不了大錢，我很少賠過錢，賠了錢心里會很不痛快。做企業壓力很大，我沒那么輕松。

　　記者：您剛才提到了“道”、“法”、“術”，裕興的“道”和“術”是什么？

　　祝維沙：我認為，“道”即企業文化。裕興80%員工持股，我們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中沒有離婚的。雖然由于種種原因，我們企業也有一些人員另謀高就，但在口碑上對企業的負面影響卻很少。我們很容易融合后進來的人，化解不同文化背景所帶來的沖突。至于有關產品定位、市場等計謀，我理解為“術”。在做消費類產品的企業中，在北京我們還能獨善其身，很不易了。

　　記者：我注意到一點，您說公司高層管理人員中沒有離婚的。所以非常想知道您的家庭情況。

　　祝維沙：我愛人今年41歲，孩子兩歲半。一個家庭的穩定，我認為愛人的賢惠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女人為家庭做出的犧牲特別值得尊重。我看到我老婆挺個大肚子在外面為了孩子而溜彎時，心情真是百感交集。一個家庭沒有孩子肯定不如有孩子的穩定，我們當初就是為了我的事業才把要孩子的計劃推遲了。

　　記者：您做企業有無為了她或孩子的想法？

　　祝維沙：其實最早做企業就是為了爭口氣。說是為了她讓她跟我們享福也談不上，一天到晚我又有多少時間在家呢？所以說我的愛人非常賢惠，犧牲精神是女性最可敬的地方。

　　人若不想這些，誘惑也是很多的。我也不說我就一定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做企業要有責任感，同樣，做丈夫也要有責任感。40多歲了，什么都明白了，無論“裕興”遇到任何困難，我祝維沙不做壞事。

　　記者：您對金錢怎么看？

　　祝維沙：沒錢總是不好，但不要在錢上斤斤計較。可能我這個人沒什么出息，錢來得快走得也快，我到現在也沒錢。雖然股市上錢很多，那都是股民的。錢多多花，錢少少花，沒錢不花。幾百塊錢，幾千塊錢，幾萬塊錢都能過日子。既便有消費的欲望，我也沒有消費的時間。老祝不敢說是個很有能力的人，但是一個很努力的人。

　　記者：有人評價您“老謀深算”，您認可這個評價嗎？

　　祝維沙：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采訪札記北京最熱的這一段時間里，媒體都在關心祝維沙。

　　他就像一塊餅，讓人們在鍋里翻來覆去。究竟能烙出什么味道？一開始老祝似乎還成竹在胸，目前則算是撲朔迷離。

　　于是就在這樣的“熱鍋”中撈起祝維沙，在他那并不豪華但絕對稱得上是寬敞明亮的總裁辦公室里，與他慢條斯理地也談天，也說地。

　　“做局”也好，“做秀”也罷。媒體的猜想是記者的興風作浪。然而此刻此時祝維沙的所想所思是——方正科技，你知道我在等你嗎？想必他大興“問鼎”之師時絕不會算計到還有“一個月”的“延期”。“延期”增加了變數，“等待”則在考驗祝維沙的耐力。

　　同時，等待也是一種煎熬。

　　祝維沙的“裕興”，落腳在北京馬甸橋南路西一座果脯大廈的6層。由于路政施工，酷暑驕陽下的大“果脯”前面顯得十分的焦灼。就在這焦灼的環境里給祝維沙拍攝，除了雙手捧腹，他沒了任何其他的自選動作。相信他捧住的若不是滿腹經倫，那便一定是運籌帷幄。

　　老祝應該算個“英雄”。盡管他口口聲聲說“英雄”為中國民營企業的最大障礙，可是他心中那揮之不去的“英雄”情結，也是鼓勵他一次次躍上萬眾矚目的平臺的動力所在。

　　老祝這一代人小時候只讀過“三國”、“水滸”和“毛澤東思想”。也因此，他深入骨髓的理念應該是：“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更所以，他“舉牌方正科技”也就順理成章。

　　只是這一章交響曲的和聲處有點兒低迷，讓祝維沙略顯落寞。高潮被過早地設計了，來得急去得也快。他期待著高潮再次到來，他也期待著對方的“合作”。

　　老祝的老婆不小，孩子卻不大。談到妻兒，祝維沙很是動情。他自省對老婆、對家庭的虧欠，贊美他的女人的“犧牲精神”。同時，也不知不覺地抬舉了他自己。嚴格或不嚴格地講都一樣：老祝不是一個“好丈夫”，但他無論如何也可稱作一個“好男人”——事業有成，且不賭、不嫖。

　　祝維沙的穿戴并不十分講究，他的內心卻裝滿了美好的憧憬。裕興的辦公間更像“××鄉人民政府”，然而它的前臺小姐卻很漂亮。

　　祝維沙笑的樣子不很好看，但卻流露出如農民一樣的天真與狡黠。加上他比較觸老，這個“農民”又是“老大爺”級別的。

　　祝維沙的消費原則是“省錢”，“省錢”政策指導下的企業辦公場所的裝修與時尚格格不入。他聲稱“不可以亂花股民的錢”，其實是為了一個永久時尚的目的——追名逐利。

　　“省錢”只是一種精神。

　　“玩錢”才是一種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