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津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

　　———1999年3月九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

　　一問：企業家精神是什么

　　丁學良(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博士)：在西方社會科學中，通常把企業家同職業經理作為一個對比的概念加以區分。職業經理通常不是他們所管理公司的所有者，而是被雇傭來管理公司日常運作的人。經理的才能可以通過正規的教育和訓練培養出來。而企業家，在西方社會科學中被理解成具有非常的創新、敏銳，敢于冒險，敢于破壞和敢于建設的這么一種人，他們身上那種最可貴的創新精神是不能夠通過學校教育培養出來的。翻一翻工業革命以來這兩百年的近代史，無論是哪個國家，那些創業成功者都是殺出來的黑馬，都是在別人料不到的地方以別人料不到的方式，取得了別人料不到的成功。

　　企業家的另一個特點是，他們的精神、素質和才能往往是不可以傳承的，這就是為什么很多成功的大企業家，當他們老了或去世后，如果他們仍然把對企業的管理、操作交給自己兒子的話，能夠像父輩創業者那樣成功的很少見。其中相當一部分公司垮掉了。以王安為例，王安是個很成功的創業者和企業家。王安老了以后，以一種很典型的中國人的方式把公司傳給自己的兒子，他的兒子不但是公司的所有者而且是管理者，但他們遠不具備王安這樣的創業者所具備的那些素質，所以很快，這個公司就難以為繼。而此時的王安已身患癌癥做了手術，他不得不抱著殘軀之體來收拾局面，后來王安很快就死掉了，隨后王安公司宣布破產。

　　二問：民營企業最需要什么樣的環境

　　戴園晨(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從依法治國的角度考察，最主要是立法和執法。

　　我國迄今還沒有一部《民法典》系統界定和保護物權。但不論是哪種經濟成份，如果企業連自己的物權都還不能搞清楚，又怎能談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和進一步發展。民營企業在合同執行債務糾紛權益保護等方面有時會遇到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種種困難，要求獲得進一步改善。

　　對民營企業不能一視同仁的狀況雖有改善，但仍舊存在，民營企業普遍反映融資籌資機會不平等，尤其是民營中小企業要貸款非常難。民營企業稅收負擔重，稅收以外的攤派多，有的地方還存在亂收費亂罰款現象。民營企業在用地用電行業準入方面受到的管制多，故而要繼續改善環境，方有利于在新的歷史階段的發展。

　　三問：民企目前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盧鏗(沈陽華新國際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最關鍵的一點是不公平待遇。民營企業沒有國有企業那么多的優勢條件，有趣的是與此同時國有企業也在叫喊著“不公平”，說自己沒有民營企業那樣機制靈活。為什么民營企業會盛贊中國入世，就是因為入世后，民營企業可以找外國銀行貸款。

　　侯東迎(潤迅通信國際有限公司主席董事總經理)：民營企業最大問題在于當前市場經濟經營環境的不規范，包括法律的不健全和有了法律能否真正執行，如果有企業有特權和政策的庇護，這本身就是市場經營中的不公平，不公平就不可能孕育出真正強有力的企業。

　　四問：中國民營企業為何長不大

　　戴園晨(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的民營企業在特殊環境下發展起來，在發展過程中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是難免的。從整體上說規模不大，私營企業全國平均每戶雇工不超過十三四人，注冊資本不足百萬元，設備多半是大企業替換下來的，產品比較落后，難以適應從賣方市場進入買方市場后的變化；管理方式落后，任人唯親，管理不嚴不科學。有相當一部分業主文化程度低，缺乏經營現代企業的知識。因而，必須適應大的經濟環境，提高自身。在企業超常規發展之后，管理創新遇到了障礙。這就提出了如何看待家族制。民營企業在初始階段一般都實行了家族式宗法式管理，依靠家族的凝聚力來同舟共濟，克服創業的種種困難。但是企業壯大之后，要求實行現代化的科學管理，家族制往往會成為改進管理的絆腳石。家族成員自認為對企業創業有功，會固步自封，成為創新阻力；自認為與企業有特殊關系，與吸收來的專業管理人員發生磨擦沖突，損害了企業的運轉效率，提高了企業的風險成本，成為企業升級的障礙。所以，民營中小企業雖然多數是家族制企業，但在發展起來之后，同樣要進行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以避免機制退化。

　　五問：如何看待“何陽事件”和策劃業

　　曾憲斌(著名策劃人)：中國策劃業的發展實際上分三個階段：一是點子時代，二是戰術策劃時代，三是戰略策劃時代。這三個階段沒有明晰的分界。何陽是點子時代的代表人物。當時，中國正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所有產品同質化(大同小異)嚴重，所以某產品在一方面比他人好點，比如一句廣告詞好點，商品的外包裝新穎，就會賣得好點。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由于對市場對企業根本不了解，空手套白狼，何陽的點子便不能改變企業了。搞策劃的人士如果不及時適應社會的發展而修煉自己的內功，就會退出策劃界。何陽的結果是市場分化的結果。

　　徐敬亞(曾經當過詩人如今也從事策劃業)：“何陽事件”標志著點子時代已經過去。何陽的點子只是某個行業某一兩件商品的推廣銷售戰術中的招勢。比如在戰爭中攻打一個山頭，可能有很多戰術，點子只不過是一個戰術中的一個騎馬蹲襠式。

　　陳放(著名策劃人、國際策劃學會中國地區秘書長)：國內水平與國際水平相差15—20年。衡量策劃業水平的高低，大體應從兩個層面上加以評價，一是文化層面，二是科學層面。在前者我們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悠久的文化沉淀和“上兵伐謀”的傳統認識為中國策劃業成長提供了豐富的土壤。但對于后者，即從科學層面上看，先天的不足確實是導致我們整體水平落后的主要原因。像蘭德、安達信、麥肯錫這樣的國際知名咨詢公司的報告書，相信會有相當一部分國內專業人士看不懂。但另一方面國內確有一批真人“不露相”，如我們的軍事科學院每年都有專家學者被蘭德公司聘為客座顧問，所以也沒有必要妄自菲薄。

　　六問：民營企業發展的主要障礙是什么

　　賀陽(北京企業研究所所長)：第一，目前制約民營經濟發展最大的障礙是思想觀念、意識形態障礙。

　　第二，資源壟斷。應該有一個市場準入的原則，在什么情況下準許進入，準許進入按照什么行業規范運作，不能因為是民營，就不能進入這個領域。

　　第三，民營企業的自身規范產權制度、企業制度的問題。我們過去的工商登記比較混亂，既有按所有制劃分的國有企業、集體所有制企業，也有按照產權的組織形式、承擔責任的形式劃分的，應該在下一步操作中予以整合，法律法規要整合，要走向世界，跟國際接軌。

　　七問：新經濟時代民營企業機會何在

　　周其仁(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以網絡科技為代表的新經濟的發展，會給中國帶來一個全方位的變革，不論從中國經濟短期或長期看，新經濟都是中國經濟尤其是民營企業需要抓住的一個機會。

　　新經濟的主體應該是民營經濟，而且是非常年輕的民營經濟。這基于以下幾個原因：在一個新興的產業方向上，面臨技術和市場的高度不確定性，只有民營經濟適宜充當發展中國因特網經濟的先鋒。民營企業對因特網機會的反應更快捷，表現更出色；創業失敗對國家和社會的穩定威脅則較小。

　　八問：是否要全盤否定家族式管理

　　榮海(海星集團總裁)：客觀地講，國內的一些民營企業里，家族成員的參與是多了一些，海星集團里也有一定程度家庭成員參與，我的原則是：職業經理人的標準也是衡量家族成員在企業任職的重要標尺。在這個問題上必須冷靜而又有尺度。

　　有一個時期，眾多媒體對于家族式管理給予了全盤否定，有人也把許多民營企業的失敗完全歸結于家族式管理的失敗。我反對不加分析地單獨片面地對家族式管理予以全盤否定。實際上，在中國目前這種不太規范的市場環境下，中國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不同程度地采用家族式管理，是與其企業發展和成長的環境息息相關的。它是企業為尋求發展和成長所帶來的本能的一種自我保護的手段。

　　在最困難和最關鍵的時候，家族成員對你的幫助和支持往往最大、最無私。在企業的實際操作過程中，家族成員往往比非家族成員更忠實、更可靠。加之現在中國民營企業的法律保護制度和法規遠遠不夠健全，在諸多的現實境況下，單獨片面地對家族式管理進行全盤否定是不足取的、是無意義的、是有害的。我們也可以回頭看一下，美國的洛克菲勒家族、日本的家族企業、香港的李嘉誠，他們不都是一些發展很好的企業嗎？他們為什么要走家族式管理的道路？當然，家族成員的成長和發展也與其能力和智慧有關，家族成員在企業所處的位置與他本人的知識結構、從業經驗是分不開的。

　　九問：二次創業需解決的問題

　　李義平(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二次創業是對較早發展起來的民營經濟而言的，是已經完成了原始積累，有了一定規模的民營企業如何向更高層次過渡，再樹輝煌形象的問題。具體講，可包括如下內容：1.品牌和信譽。品牌本身就是商譽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商譽通常還包括信譽，良好的信譽可以帶來融資的方便。2.規模經濟問題。經濟學上所講的規模經濟，是適度規模。在二次創業中，可以通過適當的聯合，做大規模，降低成本，消除過度競爭。3.管理規范。民營企業在二次創業中必須建立一系列規范而科學的運行規則、管理制度，通過加強管理，提高企業的素質，關鍵時候企業的強弱，就表現為長期管理中鑄就的企業素質。4.制度變革。首先是家族制度。5.結構提升。當前的經濟過剩，實際上是在一個較低層次的過剩，如果我們能夠提升經濟結構，總會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打開一片蔚藍色的天空。這個道理適用于所有企業，對民營企業更是如此。

　　十問：民企面臨哪些新機遇

　　馬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名譽主任)：首先，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為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在我國，民營企業以中小型企業為主，也有少部分發展成為大型企業，但畢竟數量有限，有待進一步發展。隨著我國國民經濟戰略性調整加快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入，我國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的發展條件會越來越好。

　　其次，是中國即將加入WTO后面臨的新的改革開放形勢。WTO所帶來的挑戰，主要是在產業組織、企業經營戰略、產業重新定位、引入現代管理諸方面。因此，在擴大對產業開放的同時，有必要盡快實行廣泛的對內開放。這個過程中中小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發展領域將大大擴展。

　　第三是我國實施西部大開發提供的新的歷史性機遇。西部大開發也將促進西部的產業結構和所有制結構的深入改革，相當一部分省區都提出大力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同時，放手發展非公有制經濟。西部大開發，為西部的民營企業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為東部民營企業創造了更為廣闊的市場機會。(文／本報記者張強 植萬祿 王芳 殷邁 耿振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