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 陳小瑜 李詹 景萱

　　7月10日刊登的《中國資本外逃揭秘》一文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多家海內外媒體轉載該文。一些專家學者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中國資本外逃的現狀與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息息相關。根據《中國資本外逃揭秘》一文的統計，從1997年至1999年三年之間，中國資本外逃的規模達到530億美元。對于這一首次披露的權威性分析數字，一些專家學者普遍認為，監管部門應該高度重視資本外逃的社會現象，并采取綜合措施加以有效的遏制。

　　毫無疑問，資本外逃正在侵害正常的經濟秩序，認清這一現象并嚴加管制已成為當務之急。

　　資本外逃現象不能輕視 　盡管人們對我國資本外逃的規模之大表示吃驚，但許多專家認為實際上這幾年的資本外逃規模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也有專家認為由于估算的方式不同，實際數字可能還要大。

　　隨著近年來各種形式的資本流入與流出的不斷上升，那些未經批準的違法違規的資本外流也在增多。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鄂志寰博士認為，近幾年國內外利率差距較大，由于利差的吸引使得一些資本外逃。經常賬戶開放和資本賬戶管理漏洞亦是資本外逃形成的原因。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中心何帆和高海紅兩位副主任認為，產生資本外逃的主要原因是信心問題。國內居民和企業主對經濟前景、經濟體制、個人財產的保護等諸多方面的信心不足才導致了一系列資本外逃的行為發生。就外部力量而言，國外的拉力和國內的推力產生了資本外逃。國外的拉力主要是指利差等因素，國內的推力主要是指通貨膨脹、稅收差別待遇、產權不明晰等因素。

　　何帆強調，資本外逃更深刻的原因是國內的經濟狀況的影響，他認為資本外逃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交易成本較高。企業為減少交易成本，往往選擇將資金截流到境外等違規做法。而管制越嚴，則交易成本越高，越容易導致資本外逃的行為發生。另外，民營企業融資不暢的景況一直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解決。這些民營企業為了緩和資金壓力，不得不作出一些違規截流外匯的行為。

　　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對外經濟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室主任陳炳才提出了對資本外逃概念上的不同理解。他認為，在國內資金相對充裕的條件下，只有涉及犯罪的外流資本才能稱之為資本外逃，而價格轉移、趨利避險等追求資金利潤最大化的那一部分資金，即使違反了外匯管理的有關規定，也不能稱之為資本外逃。資本外逃不是相對于外匯管制而言，而是相對于資金、資本匱乏時的一個概念。當本國急需資金而且制度上也有嚴格的流出限制時，資金通過各種渠道流出境外而不愿意流回來，這就構成了資本外逃。

　　所以他認為，資本外逃只包括以下三個部分：一是犯罪分子將貪污、受賄、走私、詐騙等非法手段攫取的不義之財轉移到國外；二是有些居民因擔心國內的政治經濟形勢而將資金存放到國外；三是利用非法手段將國有財產轉移為個人財富。除了這三種情況，其他情況只能稱之為資本外流，而不能稱之為資本外逃。因此，他不認為“價格轉移”等將資金轉移到國外的行為屬于資本外逃。　　

　　資本外逃影響不容低估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時候，各國都發生了大量的資本外逃現象。那么在目前的經濟環境面前，如此規模的資本外逃將對中國經濟產生怎樣的影響？各位專家都認為，盡管從目前看影響不會很大，不應過分恐慌，但也不能掉以輕心。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的譚雅玲[微博]認為，以現在的經濟形勢看，影響并不明顯，但如果能有效地阻止這部分資本的外逃，對國內投資會有很好的拉動。若是這些外逃的資金能留下來參與國內的經濟建設，將是十分有利的。

　　陳炳才表示，因犯罪而造成的資本外逃對中國的經濟影響極為有限，而因為追求利潤導致的資本外流則不存在危險問題。

　　高海紅說，資本外逃等同于儲蓄流失，抵消了引進外資的效果，也流失了一部分稅收。不過她強調，資本外逃是經濟轉型國家普遍存在的問題，不應該對此驚慌失措。

　　何帆認為資本外逃使貨幣流通量無法準確測量，影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同時，一些腐敗引起的資本外逃會增加反腐敗和反犯罪措施的難度。

　　鄂志寰也表示，外逃的資本對國內經濟會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比如國內投資的減少。因為我國正需要大量的投資，在吸引外資的同時卻不得不面對內資的流失，這是非常矛盾的，這反映了我國資本管理的缺陷。同時會造成實際收匯金額的減小，對匯率產生一定壓力。另外，隨著資金流失量的增大，人們心理預期值會產生變化，會引起一定的從眾心理，從而加大資金外逃的數量，但是從眾的范圍不會太大，因為畢竟渠道是有限的。然而從總的方面看，從這幾年中國的經濟形勢看，資本外逃產生的影響并不顯著，國內總的經濟形勢不會受到明顯的影響，雖然這部分資金數額比較大。　　　　　　

　　資本外逃必須認真對待 　長期以來一直沒有公開討論的資本外逃問題終于被揭開了神秘的面紗。現在人們更關心的是監管部門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堵住各種資本外逃的渠道，以防范和化解由此產生的經濟和金融風險。

　　對于這個問題，專家學者們都提出了積極的建議。陳炳才認為解決資本為獲取利潤最大化而違規流出的根本方法是允許資本自由流出。過去限制資本流出的原因是國內資金匱乏，需要資金支持。而現階段中國資金相對充裕，資本流出有利于緩解國內資金過剩和生產過剩，有利于進行國際競爭和積累全球化發展經驗，有利于貿易的發展和深化。資本自由流出所帶來的風險，可以在國內匯兌條件上做限制和控制，讓資本流出者自己承擔兌換外幣的風險和匯率損失，國家和政府不承擔這部分風險。

　　陳炳才強調，允許資本流出并不意味著取消外匯管制和資本項目管制。恰恰相反，對于像中國這樣的非國際貨幣國家來說，資本管制和外匯管制永遠是需要的。對于純粹的外幣資金流出是需要限制與控制的，即使這部分資金是國內政策允許的貸款和在國內的兌換。民營企業的外匯管制要放松，應該給民營企業一個自由的外匯賬戶，民營企業自己掙回的外匯應全部給它們自己自由支配。這樣可以減少民營企業違規行為的發生。

　　何帆、高海紅都認為防止資本外逃不能只使用打擊逃匯行為、加強外匯管理等增加資本外逃成本的方法，還要通過削減資本外逃收益的方法來加以控制，比如調整政策以減少套利的機會等方法。同時他們認為，外匯和資本管制必須要有，一方面要管，一方面要逐步放開，在放松管制的過程中提高效率。何帆強調：一是要建立一個開放資本項目的時間表，使大家對資本自由流動有一個心理預期。二是要比較資本管制的成本與收益。如果資本管制的成本大于收益，則應該簡化資本管理手續，放松管制。

　　鄂志寰、譚雅玲也認為，要阻止資本外逃，必須從分析外逃的成因方面著手。我們的監管機制不完善，運作環境不夠好，需要借鑒美國或西方一些發達國家成功的經濟經驗，學習他們比較成熟的經濟監管機制、運作環境、政策透明度和健全的法制。必須加大對資本和外匯管理的立法執法力度，以期更有效地控制國內資本。在投資環境上，我們需要下大的功夫，資本外逃有很大一部分是為了到國外尋求更有效的投資環境和資本增值途徑，如果國內的投資環境好、資本能有效增值，他們為什么要花那么多心機外逃？同時對資本賬戶的管理適當放松，允許一些有正常需要的資本流出，因為管制的放松使外逃的需要減少，而只是增加資金外流。

　　顯然，資本外逃的現狀給外匯監管部門提出了新的課題，這也將是今后進一步深化經濟和金融體制改革所必須迫切解決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