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炳才/文

　　區分資本外流與資本外逃

　　一般來說，資本外逃是相對于資本管制來說的。但是，這樣說，很不完善。也很容易產生誤解，認為解決資本外逃的唯一出路就是消除資本管制。其實，事實并非如此，我們需要對資本外逃進行重新認識。

　　發展中國家資本外逃的前提原因是本幣不是國際貨幣。資本外逃與資本外流有一個差別，這就是非國際貨幣國家的資本外流實際是以外幣資金和外匯形式流出的，而國際貨幣國家的資本流出是以本幣形式流出的。外幣和外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需要的甚至是緊缺的，而本幣不存在這個問題。因此而有所謂的資本管制和資本項目下的貨幣兌換。如果資本流出，流出的是本幣或實物，這樣的資本流出無論在什么條件下，都不存在外逃問題。再次，資本外逃是相對于資金、資本匱乏時候的概念，本國急需本幣或外幣資金，而且制度上也有嚴格流出限制，但是，為了謀求個人或企業利益，或出于對國家制度和未來的信任、信心的懷疑以及利益報酬的差距等原因而把外匯、外幣資金通過各種合法、不合法渠道流出而不愿意回來，這也是資本外逃。

　　最后，資本外逃也是相對于金融、經濟或國內政局動蕩或危機下的概念。投資者出于恐慌或懷疑而把外匯資金轉移到境外。這個時候，國內也急需外匯、外幣資金，但卻外流。包括利率差距和利益報酬差距引起的資本流出，這也是外逃。有可能成為金融、經濟危機原因或者是其結果。

　　當然，還有出于財富轉移性質的資本外逃，這往往帶有經濟犯罪性質。

　　目前中國的資本外流

　　不能完全定義為外逃

　　我國現在的資金不匱乏，也不存在金融和經濟動蕩或危機或缺乏信任下的資本流出。我國的資金嚴重過剩，應該是大量輸出資本。但是，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本幣不是國際貨幣，因此，資本流出如果不是實物和技術、專利等，則必然是外匯資金和資本，而不可能是本幣。由于人民幣不是國際貨幣，因此，還不能完全獲得信任，對人民幣匯率還缺乏足夠的信任，因此，在某些條件下，還可能出現外匯資金大量外流的可能性。這對我們來說，其承受力是有限的。本幣不是國際貨幣，就面臨國家金融風險，特別是匯率貶值和外匯緊缺的風險。因此，需要實行外匯管制，但不是不允許資本流出。只是不允許外匯資本流出，或實現限制，進行有秩序的流出。在這些環境和因素下的資本流出，不能完全定義為資本外逃。

　　我國資本外流的原因

　　資本流進與流出是經濟正常現象，在市場開放的情況下，更是如此。有借款，必然有還款。有利率、利益差距和變動，資本就必然有流動。因此，不應該把資本外流作為壞事。作為償還性質的資本外流和合法性的資本流出，是目前我國國際收支帳戶上資本流出的主體(見附表)。

　　就資本流出原因來說(不包括償還)，首先是國內資金投資方向有限，因此到海外和境外投資，如購買非居民債券和證券。其次是由于給予外資優惠而內資不能享受導致資本利用各種渠道外流，然后回流。這在90年代中期以前很明顯，根據香港銀行的資料，90年代中期以前，在大陸投資的香港資本中，25%是回流資本。而這種情況最近幾年已經改變很大。三是由于利益差距，比如利率差距、匯兌利益差距、匯率預期等導致的資本流出。如存款、資金拆借、部分貿易信貸等。四是規避外匯管制的麻煩，增加經濟活動中的靈活性和方便性以及市場的需要而外流，如貿易信貸中有部分屬于這種性質。

　　當然，由于國有經濟的特殊性，我國資本外逃中有相當原因是屬于經濟犯罪性質的。

　　資本外流原因的國際比較

　　1989年東西德合并，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制度開始瓦解，1991年蘇聯解體。當時很多人預測世界上的投資將轉向那里，結果沒有，而是流向了東亞國家，流向了中國。1992年，越南也曾經制定全面的比所有亞洲國家都優惠的政策來吸引外資，但沒有如愿。這說明吸引資金流入的仍然是經濟發展狀態和利潤以及投資環境。從這個意義來說，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外流很大程度是因為政策環境和利潤回報對資本不利。而我國目前這種狀態已經大大改變，中國已經成為最具有國際投資吸引力的地方，因此資本外逃特別是大量資本外逃不存在投資環境因素。從外部的條件來說，也不突出，亞洲其他國家的投資環境不足以讓中國資本外逃，倒是可以外流去投資。

　　發達國家的資本流出，原因是本國資本過剩或出現資本回報率相對國外低而流出，或者是國內生產成本提高(如勞動力等)，因此要到海外去獲得更好的更高的利潤。其次是本幣升值，導致國內出口成本提高，資金到海外投資。三是為了繼續貿易擴張，從直接的貿易轉向當地化生產、投資和銷售，或者以資金、技術、知識產權投資而外流，進行全球化的擴張與市場控制。最后，為了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而采取的資金外流，比如國際跨國并購和戰略投資、股權互換等，這是出于生存與發展需要，避免你死我活競爭而進行的資本外流。最后是為了獲得短期資本利潤在對方金融市場開放的情況下，或需要資金情況下的資本外流。如金融投機和商業貸款等。

　　允許資本自由流出，

　　不必要取消外匯資本管制

　　很多發展中國家限制資本流出，原因在于資本為國內本身的經濟發展所需要，或者是作為流出資本，實際不是本幣而是外幣，因此，資本流出實際是與外匯管制結合在一起的，如果本幣可以自由流出投資，也就不需要限制了。因此，外匯管制、資本項目管制與資本流出限制其含義往往等同——對于非國際貨幣來說。只要本幣沒有成為國際貨幣，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金融市場開放、資本項目的貨幣兌換就永遠存在外部風險以及因此而產生的內部對本幣信心和管理、控制能力的信任危機。因此，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進行所謂金融自由化和參與金融全球化而沒有外部風險獲得長期的成功，那是一種幻想和奢望。從這個意義來說資本管制和外匯管制對非國際貨幣國家來說永遠是需要的，問題在于程度輕重。

　　如果本國外匯、外幣不很短缺或非常緊張，也不存在外部金融風險轉移和金融投機沖擊，對外匯管制是可以適當放松或逐漸放松的，對資本流出也可以適當放松，特別是作為本幣的資金流出，或者是作為投資的設備、技術、材料等應該鼓勵而不是限制，只有純粹的外幣資金流出(包括國內政策允許的貸款和在國內的兌換)是需要限制與控制的。這個要根據自己的能力和條件來確定。但完全滿足這些條件的情況很少發生。取消外匯管制的另外一個出路在于：外部強大國家特別是國際貨幣國家能夠提供制度上的保證或合作或承諾，來防止和避免外部風險和投機行為對開放國家的金融沖擊，這種情況下，非國際貨幣國家的外匯管制和資本管制才可以大大放松或走向自由化，這是有保護的資本自由流動。但這很難實現。

　　就我國來說，我們應該允許資本流出，但并不一定就要取消外匯管制或資本項目管制，這是不同的概念。目前對中國來說，資本流出有利于貿易發展和深化，也有利于東道國的經濟發展和福利改善；有利于緩解國內資金過剩和生產過剩，有利于進行國際競爭和積累全球化發展經驗。因此，我們應該鼓勵成熟產業特別是家電產業資本流出。我們的資本外流應該是有秩序的，有條件的，可信任的。

　　正確認識國際收支

　　統計中的誤差、遺漏與資本外逃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和我國的一些學者把凈誤差與遺漏的數據計算為資本外逃，并根據這個數據的累計，計算出中國20世紀80年和90年代資本外逃的數量在1000多億美元，有些學者還用這個指標與資本和金融帳戶進行相關分析，認為誤差、遺漏與資本外逃關系密切。如果我們看關于資本外逃的定義或發生過程，看誤差與遺漏的過程，那么，基金組織和我們對資本外逃的認識可能是不符合實際的。

　　我們認為，凈誤差和遺漏與資本外逃有些關系，但不能以此計算資本外逃的數量。這里的關鍵在于要了解國際收支帳戶的數據是如何確定的。我國現有的結售匯制度下的結售匯差額表示外匯儲備的增加，而經常帳戶中的貿易、服務、轉移支付以及資本和金融帳戶中的數據都是可以統計到的，這些帳本加總后無法平衡的差額歸結到誤差與遺漏，因此，凈誤差與遺漏純粹是平衡數，不能說明任何問題，只表示統計的準確度和完善度問題。誤差、遺漏的數據與每個項目的統計關系都很大，不能把這個數據完全與資本外逃聯系起來。比如，由于出口退稅高達15%，這就是純利潤在10%以上，因此，廣東等地有專門偽造出口證據的，這樣出口額中存在大量虛假，全國可以計算的數據在100-200億美元，如果這些數據計算為出口的順差，國際收支帳戶的平衡最后當然表現為誤差擴大，但其目的就是騙退稅，與資本外逃沒有關系。就金融帳戶來說，如果存在本幣與美元的利益差價，那么，利用金融帳戶套匯、騙匯或者將出口的外匯滯留在海外，或者是出口的報價與最終的收匯差別很大，這些都將導致誤差，這個誤差也不一定就是資本外逃，是企業利益行為，資金也可能在國內或到國內。

　　事實上，由于我國結售匯制度存在很大程度的靈活和可變性，外匯和外幣資金在制度或體系內運轉的時候，也可以參與制度外的市場循環，甚至可以根據利益需要對制度內和制度外循環有所偏重，這形成的誤差和遺漏可能更大，但這不是資本外逃。我認為，誤差與遺漏的存在，除了上述因素以外，更重要的可能要從個人外匯存款變動中去解釋，這與誤差的變動可能更高度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