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地方的文化組織有什么區別？文化是意識形態的重要領域，文化曾經是政治工具，是宣傳工具，在經濟發展之后，又是娛樂工具。怎樣才能啟發它變成反省的、辯證的、評議的工具呢？這個就是要看我們國家夠不夠自信，越有自信，越能放開來看。

　　互動如何成為可能？

　　進念是怎樣由一個alternative的，非主流這個詞不太準確，怎樣由“一個不是既定的模式”的文化組織，演變到建立另外一種文化模式的組織？這個模式又是怎樣在影響組織的文化，當你開始跟政府有互動的時候，又有多少妥協？

　　在進念的歷史里，開始碰到很多社會禁忌，這些禁忌演變成很多event，這些事件有些是不出現在文化版的而在社會版的，有些出現在頭版，是不局限在劇場里面的“劇場”，這樣的“事件”在80年代有很多例子，有關于檢查條例的討論，和檢查人員的沖突。在經過各個階段之后，要運作到一個組織，也要考慮組織運作的基本要求會不會影響我們的框架。

　　80年代做實驗的時候，實驗碰到邊緣就有磨煉，這個到了90年代之后，建制不能再忽略我們的存在，這里面是有談判的，和建制之間互相在探討自己的位置。探討什么是真正的民主？

　　胡恩威(“進念·二十面體”成員)那時候去參加選舉，我們覺得是一個認真的演出，那時候我在做一個作品是《中國旅程》，《中國旅程》造了一個四層樓高的紅星，在尖沙咀的海旁，在香港山頂都看得見，還做了5個3米高的紅星。胡恩威選舉的時候就借了這樣一個紅星。

　　我們1993年開始藝術發展局的籌備工作，兩年之后，就有了藝術發展局。兩年之間，我堅持的最重要的兩件事情，一個是要有5年計劃，去強化創作自由，什么是創作自由，怎么去保障創作有自由？另一個是我堅持在這個組織中一定要有選舉。我后來到歐洲，他們說全世界沒有一個這樣選舉出來的藝術發展局，香港這個個案，我們需要再研究。

　　沒有一個perfect(完美)的system(體系)，但我們要去negotiate(談判)，我覺得香港這方面要有更多的自信心，才能和國內去互動。”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