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汪孝宗 劉科研 談佳隆/北京、上海報道

　　“碳交易”欲解氣候變暖

　　“當前，全球金融危機加劇蔓延，世界經濟增長明顯放緩，對各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帶來嚴重挑戰。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應對氣候變化的決心絕不能動搖，行動絕不能松懈。”2008年11月7日，在中國政府與聯合國共同舉辦的“應對氣候變化技術開發與轉讓高級別研討會”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強調。

　　顯然，盡管全球金融危機“肆虐”，而如何應對氣候變化，依然是眼下最為熱門的話題之一。據悉，來自70多個國家的政府代表和相關國際組織、企業、學術團體及非政府組織共600多人，參加了此次“高級別研討會”。

　　而在此前的10月29日，中國政府正式發布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白皮書)，這表明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堅定態度和積極行動。

　　毫無疑問，由于溫室氣體效應導致的全球氣候變暖，已經和恐怖主義威脅、蔓延的國際金融危機一樣，成為人類社會的“公敵”。事實上，恐怖主義、金融危機不過是人類的“手足之疾”，而全球氣候變暖才是人類的“心腹大患”。如何應對氣候變暖，已成為各國共同面對和解決的“頭等大事”。

　　2007年初，世界經濟論壇等機構在日內瓦發布的“2007年全球風險”報告稱，氣候變化將成為21世紀全球面臨的最嚴重挑戰之一，由全球變暖造成的自然災害，在今后數年內可能會導致某些地區人口大規模遷移、能源短缺以及經濟和政治動蕩。

　　事實上，氣候變化主要是由人類自身活動引起的。一方面是人類使用化石和生物質燃料，直接向大氣排放以二氧化碳為主的溫室氣體，導致全球氣候變暖(即溫室效應)；另一方面，對森林大面積的砍伐，使得吸收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植物大為減少。

　　因此，在應對全球環境變化的形勢下，建立低碳消費模式，已是世界主要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基本途徑。

　　今年11月5日，首次發布的《中國碳平衡交易框架研究》報告中，第一次提出以“碳”這一可定量分析要素作為硬性指標，對經濟活動加以監測、識別和調控，建議國家以省級為單位推行“碳源—碳匯交易制度”。因而，“碳源—碳匯交易制度”即碳交易，成為應對氣候危機的基本措施之一。

　　為了人類免受氣候變暖的威脅，早在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第三次會議，就通過了旨在限制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以抑制全球變暖的《京都議定書》，并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這是人類歷史上首次以法規的形式限制溫室氣體排放。

　　《京都議定書》規定，到2010年，所有發達國家二氧化碳等6種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減少5.2%，并對各發達國家從2008年到2012年間必須完成的削減目標進行了分解和落實，但對發展中國家并沒有提出減排要求。

　　為促進各發達國家有效地落實減排指標，《京都議定書》建立了旨在減排溫室氣體的三個靈活合作機制，即國際排放貿易機制、聯合履行機制和清潔發展機制。其意義在于，發達國家可以通過這三種機制在本國以外取得減排額，通過“境外減排”緩解其國內減排壓力，從而以較低成本來實現減排目標。

　　由于發達國家幾乎無法依靠自身努力完成規定的減排目標，通過這種機制，發達國家可以通過向發展中國家購買二氧化碳減排量的方式來履行減排義務，也稱“碳匯交易”，即“碳交易”。通俗地說，就是發展中國家可以把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賣給發達國家賺錢。

　　因而，這是一個互利、雙贏的結果。同時，這種機制創造了一個巨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場。

　　碳排放交易不僅促進了發展中國家的節能減排，而且還開辟了一條“生財之道”。然而，“天上的餡餅”不會白白落到發展中國家“頭上”的。由于復雜的申請、認證程序，發展中國家的碳排放交易項目要得到聯合國CDM(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認可，還要有一段艱難的路要走。

　　盡管如此，中國企業在主動研究、熟悉CDM之后，更多地、積極地參與到這個新興的市場博弈中，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碳排放交易市場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