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春：會有這樣的影響：存款準備金率的提高，會導致資金利用效率的降低，導致商業銀行的利潤下降，即便商業銀行在信貸控制的情況下會選擇優質項目進行投資，但總體收益仍會下降。不過，我覺得這個影響不會很大。在這一輪經濟繁榮的過程中，整個銀行業的利潤增長太快了，這方面帶來的利潤降低對它的影響不是實質性的。而且，金融創新之后，銀行表外業務的盈利能力越來越強，這也給銀行帶來了相當可觀的利潤。

　　通縮有多遠？

　　《21世紀》：國家發改委在2006年組織的一次調查顯示，在2008年下半年，中國可能會出現電能過剩的問題，考慮到中國煤電油運聯動的局面，中國經濟又面臨著通縮的威脅。那么在出口可能減緩的情況下，通所得威脅有多大？

　　劉元春：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沒有太多依據。就電能過剩來看，根據測算，2002年，中國電能會過剩10%到20%，但是到了2003年、2004年卻出現了電能短缺20%的情況，這說明，加速工業化和加速結構調整時期，簡單預測某一個部門的供需很困難。

　　另外，考慮到現在能源成本，即便出現電能過剩，電價也不會下調。而且，如果出現電能過剩，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很有可能會自然淘汰一批產能。中國某個部門出現產能過剩，或者出現產能不足都是正常的，都是市場經濟正常波動的反應。不應簡單地把這些東西放大。

　　總體而言，在中國宏觀經濟處于上行區間和加速發展時期，近期通貨緊縮的威脅基本是沒有的。

　　祝寶良：通縮在中國目前來說，發生的可能性非常小。在中國，價格上漲的壓力非常大，一些重要的初級產品價格仍受到控制。價格體系扭曲實際上隱含著較大隱形通貨膨脹壓力。當前，隨著我國不斷改善民生，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社會保障不斷完善，消費需求的作用開始提高，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基本平衡，產能過剩問題并不嚴重。

　　財政政策需著眼中期

　　《21世紀》：對從緊的貨幣政策的背景以及效果，不同學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就這一輪通貨膨脹來看，貨幣政策并不是有效的應對手段，您怎么看？

　　孫明春：從理論上講，加息等貨幣手段對于抑制通貨膨脹的作用主要是通過抑制總需求，來減輕求大于供所導致的價格上漲的壓力。而去年以來發生在中國的物價上漲，主要集中在食品價格上，其主要原因并不是需求過旺，而是因為出現了暫時性的供給短缺。由于加息并不能增加食品供應，它對抑制當前的物價上漲意義不大。

　　劉元春：首先，就整個宏觀經濟形勢來看，說中國經濟整體過熱還過于大膽，從潛在GDP，投資收益率等方面來看，中國經濟健康的態勢是非常明顯的。

　　另外，很多民生問題不應該宏觀化，解決民生問題不能僅僅依靠宏觀經濟政策，期望通過貨幣手段來解決當下CPI上漲的壓力，可能是有問題的。任何的物價上漲肯定是貨幣現象，這一判斷沒有問題，但并不是任何物價上漲都是貨幣發行所導致的。中國的流動性是由于大規模的貿易順差所導致的，或者說大規模外匯儲備所導致的，因此，這幾年來的流動性過剩并沒有帶來很高的CPI。那么去年以來的CPI上漲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呢？我們認為主要是結構性變化，相對價格的調整，以及國際聯動因素所推動的。

　　的確，通貨膨脹是一個貨幣現象，貨幣出現了貶值。但是貨幣貶值有很多表現形式，可能是貨幣流動速度加快，可能是貨幣發行量過大。除此之外，還有可能是結構性成本推動導致的暫時性價格變化，或者價格扭曲的釋放，這些很可能跟貨幣沒有關系。

　　去年年底以來，中國的貨幣政策名義是從緊的，但實際上是寬松的，因為根據我們的調查，這幾年的貨幣條件指數(貨幣條件指數是綜合了實際貨幣供給、真實利率和實際有效匯率變化的加權平均指標)一直是在下降。

　　祝寶良：從通貨膨脹的特征看，的確是這樣的。這輪價格上漲不是需求拉動型的，而是成本推動型和結構型的通貨膨脹。從緊的貨幣政策主要是調控短期需求，對成本推動型和結構型通貨膨脹的抑制作用會非常小。

　　成本推動型的物價上漲有兩種原因，一個是工資推動型的，這時就要控制工資增速；另一個是利潤推動型的，企業為了壟斷利潤而推動商品價格上漲，典型的如國際石油價格、國際鐵礦石價格上漲都是少數國家和少數企業壟斷的結果。

　　對于糧食價格上漲和國內的副食品價格上漲，我們的政策就是對農業進行補貼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提高農業生產的比較收益，從而穩定農產品價格，增加農民收入。實際上，從目前的情況看，哪些產品的生產得到補貼，哪些產品的價格就穩定，補貼糧食生產糧食價格就相對穩定，但是蔬菜和牲畜生產沒有補貼，價格就上漲得比較高。這要靠財政政策來發揮作用。所以對于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必須從體制、財政政策上來解決，貨幣政策作用不大。

　　我國2008年的財政政策很明確，就是要解決民生問題，解決民生就是財政政策要發揮作用。面對農產品價格上漲，要對低收入階層進行補貼，這些都是財政政策發揮的作用。

　　《21世紀》：去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立實行“雙緊”的政策以來，已經有一段時間了，現在各方面的宏觀經濟數據仍然顯示經濟熱度很高，似乎從緊貨幣政策的效果被抵消了一些。而且，次按危機之后，美國的擴張性貨幣政策也縮小了中國貨幣政策的施為空間，比如加息的空間受到擠壓。在貨幣政策作用受限的情況下，財政政策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劉元春：首先，繁榮時期的財政必須從中期來考慮，中國目前情況不排除財政政策在很多方面可以有所作為，并不是說繁榮時期就要進行財政的緊縮。

　　其次，財政政策有所作為時，應該進行大幅度的調整，從商業周期的基礎建設投資轉向民生投資，對于中長期的基礎性民生產業，比如說教育和醫療要進行大幅度投入，并且這個投入不必按照GDP增長幅度來投入，而是應該大幅度的投入。

　　第三，我們認為，目前再分配機制加大了中國的不公平問題，所以這方面應該采取一系列措施。

　　第四，財政收入結構的調整是中國結構性調整的核心，在貨幣政策側重總量調控的前提下，財政政策應當在加速結構性調整上有更大的作為。

　　祝寶良：我國2008年的財政政策很明確，就是要解決民生問題，解決民生就是財政政策要發揮作用。面對農產品價格上漲，要對低收入階層進行補貼，這些都是財政政策發揮的作用。還可以發國債，這些在今年已經很明確了。

　　孫明春：財政政策應該發揮更積極的作用，財政政策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支出政策，一是收入政策，收入主要是稅收。就財政體制來講，現在的問題主要是稅收這部分比較薄弱，缺乏稅收杠桿，稅種較少，一些稅種需要引入，比如物業稅、燃油稅等。

　　在財政支出方面，已經有較多作為，現在來講，要做好準備增加支出，尤其是補貼中低收入階層，比如醫療保險、住房補貼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