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緊手段主要有四個方面。存款準備金率、利率、信貸控制，再就是匯率。這四個方面要協調運用。

　　我認為，在次序上，應先動用數量型工具，比如存款準備金率還可以調。在匯率方面，匯率升值的步伐可以更快一點，現在國內股市不太好，房地產價格穩中趨降，人民幣升值加大一點不會帶來熱錢流入，這是一個加快人民幣升值的好時機。現在的市場利率還很低，存款的負利率也要解決，適當的加息是必要的。2月份物價的上漲還會較高，估計到3月中旬可以適當加息。

　　劉元春：我們認為，中國進一步加息的步驟會放緩。做出這一判斷是基于這些考慮，一方面，美國次債危機的進一步擴散預計會在三四月份，到那時美國會進一步降息，中美利差的進一步倒掛使得資本流入的可能性加大。因此，此時選擇人民幣加速升值，同時保持利率的穩定，應該是近期政府比較明智的決策。

　　同時就數量性工具來講，中國仍有很大的操作空間，現在存款準備金率是15%，按照一種公認的測算，存款準備金率提高至18%應該是可行的，從目前的跡象來看，進一步提高存款準備金率，進一步加大央行公開市場業務的沖銷力度，可能是政府一個很重要的選擇。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即使是進行貨幣政策調整的話，我們認為會在“兩會”之后。

　　在中國，在貨幣政策中，數量性工具依然是首位的，價格型手段是次要的。邊際有份　利率的調整在某種程度上跟中國的投資無關，中國現在實際上負利率是一種金融補貼，補貼的減少對整個投資行為沒有太大影響。利率的調整雖然很重要，但是它更表象一些。

　　信貸緊縮，不可承受之重？

　　《21世紀》：在從緊的貨幣政策中，信貸控制政策嚴格控制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這給中小企業的融資帶來了很大影響，根據了解，現在珠三角一帶的不少中小企業面臨融資困境，甚至一些企業倒閉。如何看信貸控制對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影響？

　　劉元春：中國的經濟盤子太大，學術界有人質疑中國是不是需要實行統一的貨幣政策。這一質疑的潛臺詞是說中國不同區域的情況是不一樣的，統一的緊縮型貨幣政策對不同區域、不同規模企業的影響很不同。

　　進一步緊縮的貨幣政策勢必對中小企業和西部地區帶來較大影響，但這并不能成為在總體上改變我國從緊貨幣政策總體定位的理由。第一、即使發達國家中小型企業的信貸問題，也不是通過簡單的市場化信貸來解決的，一般是由大規模的中小型企業信貸基金來完成的。對中國來講，不能因為中小型企業因為信貸困難倒閉了，就要在貨幣政策上要進行大幅度調整，而是說國家應當在中小企業基金等其他方面有所作為。第二、貨幣政策本身定位是總量控制，而不是結構性調整，在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系中，不同經濟區域往往通過商業銀行的理性選擇來應對統一貨幣政策的沖擊。中國雖然不存在這種成熟的調整模式，但是貨幣當局依然可以通過道義勸說以及窗口指導等手段，引導商業銀行進行相應的區域性規劃和調整，以緩和統一貨幣政策對不同區域的差別沖擊。

　　祝寶良：信貸控制作為行政性的數量控制手段，結果往往是貸款流向大企業、大項目和沿海地區，因為這類貸款量大、收益高、審貸成本低。但中小企業的貸款難度就比較大了。我國本身就缺少針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機構，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孫明春：這實際上只是一種次優的選擇，我想央行也是不得已而為之。換句話說，這超越了貨幣政策本應承擔的責任。信貸控制目的是為了控制投資，那么反過來想，為什么企業愿意大力投資呢？是因為中國企業的利潤率很高，投資回報很高，為什么會這樣？主要原因是中國的成本低，目前中國的價格體系是扭曲的，不能完全反映生產的成本。如果把能源價格、土地價格、環保成本以及勞動力成本加入，企業的投資回報就沒有這么高了。不做要素價格體系的改革，通過利率政策、信貸政策，對企業投資的控制效果不是很好。

　　當然，在選擇改革要素價格的時機上似乎遇到了困難，邁出這一步改革需要勇氣。雖然會遇到種種困難，但從長期來講，改革會給中國企業帶來真正的競爭力。

　　《21世紀》：中國銀行系統仍然存在一些結構性問題，比如不良貸款結構以及信用風險問題等，在從緊的貨幣政策環境下，信貸控制會不會使得銀行所面臨的問題進一步凸現，進而進一步影響銀行業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