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安鐘汝

　　公共事業的特征是“免費”，企業一切行為的出發點則是盈利。企業辦社會事業，能否兼顧這兩種看似毫不兼容的特征？鑫飛達六年探索，愴然迷失，留下的仍是一個待解難題。

　　6月的一天，武昌一個免費公共自行車站亭出現兩個年輕人，他們剪斷站亭的鎖鏈，拖起兩輛自行車就走，管理人員見勢不對上前阻攔，兩方開始爭吵。

　　“我們交了200塊錢押金，租不到車，就要用自行車賠我們！”

　　“你找我們理論有什么用，去找鑫飛達公司啊！”

　　爭吵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市民圍觀，整個路段水泄不通。

　　而這，只是武漢免費自行車事件的余波。這個曾被稱為武漢“十大實事”的免費公共自行車項目從起步之初經歷了短暫甜蜜期之后，就開始為武漢添堵。不是站亭被破壞，就是車輛被損毀，市民繳納200元辦理了租車卡，卻很難租到一輛可以使用的自行車。至今，大部分站點停擺，項目近乎荒廢。

　　滿城怨氣之中，項目主要承辦方武漢鑫飛達公司成為眾矢之的。其六年得失成敗，在引出紛紛民怨的同時，也引發了業內對民辦公益事業的思考：政府推行公共事業的目的在于惠民，企業一切行為的出發點則是盈利。企業辦社會事業，能否兼顧這兩種看起來針鋒相對的訴求？

　　一塊肥肉？

　　承擔武漢免費公共自行車項目之前，鑫飛達還是一個籍籍無名的企業。其老板劉純啟只是一個在煙草、洗浴、環保材料等行業摸爬滾打的普通商人。

　　與別人的不同之處在于，小有所成的劉純啟喜歡投資一些環保、公益項目。1997年，在人們環保意識依然朦朧的年代，劉純啟就注冊了鑫飛達環保節能科技有限公司，相繼投資過汽車減污節能項目、戒煙項目。但當時霧霾還不是那么嚴重，城市還不是那么擁堵，人們的健康狀況還沒這么糟糕，劉純啟奔走多年，這些項目都沒有獲得市場的響應，最終都以夭折告終，劉純啟近千萬元購來的設備至今依然堆放在倉庫里。

　　然而盡管在這些項目上屢戰屢敗，但劉純啟依然固執地認為，這些不被人關注的項目中，卻有可能蘊含著財富金礦。

　　2008年，劉純啟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金礦”。

　　是年，時任武漢市市長阮成發在一次會議上公開向中心城區“招標”，試點投放免費單車，希望以免費自行車，來解決市民出行的問題。

　　項目一推出，就有上海的一家叫做龍騎免費單車租賃公司捷足先登，在武漢青山區試水，總攬投資、經營、管理全程。

　　劉純啟準備虎口奪食。

　　要奪食，要先有虎的氣魄。從政府拿項目，就看誰手筆大，看誰有雄心，看誰敢向政府承諾。當時劉純啟拍著胸脯保證，自己將負責整個武漢的站點建設、自行車購買。就此，他一口氣拿下了除了青山外武漢其他6個中心城區的免費自行車項目，徹底將龍騎擠到了角落。

　　而接下來，政府的扶持，更讓劉純啟覺得這個項目是一大塊肥肉。

　　項目啟動，作為公共事業項目，政府不可能袖手旁觀。在資金方面，第一期建設的748個站點是鑫飛達企業全額投資，沒有政府補貼，僅車輛補貼60元。到第二期開始，每建設一個標準化站亭，政府補貼10萬元，車輛補貼也增加到100元。

　　最誘惑劉純啟的還是肉里的“營養”。拿下項目以后，鑫飛達可以與環保企業形成合作，現場展銷、宣講，提供一個“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社會建設的窗口和產品展示的一站式的服務平臺，收取服務費用。另外，武漢城管部門免費批給鑫飛達20多塊戶外大屏和全部站點廣告牌，這更是一筆豐厚回饋。

　　賺了錢，什么事情解決不了？這是一個純粹的商業思維。劉純啟自信滿滿地宣布“武漢免費自行車項目一定會成功”。

　　可是，劉純啟“狼吞虎咽”地拿下了這一塊他認為的大肥肉，他卻沒有考慮好，如何消化這塊肥肉。對公共事業毫無操盤經驗的鑫飛達，逐漸難以承受社會事業管理之重。

　　被公益綁住的手腳

　　2009年，武漢免費公共自行車項目正式啟動。

　　鑫飛達公司和劉純啟幾乎一夜之間紅遍全城。劉純啟的自行車項目，幾乎讓武漢全城感動了。

　　項目落地，鑫飛達兌現承諾，安置了2000名下崗人員就業負責自行車站點管理工作，每月向這些員工發放700元工資，基本保證了他們的養老。而市民只要憑借相關證件，就可以免費獲得一個借車卡，免費使用自行車。

　　在當時的武漢街頭，到處可見綠色自行車的身影，一個個站亭成為街頭靚麗的風景。

　　當時，時任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在武漢舉辦的“湖北武漢——美國周”活動中，親身體驗了免費自行車項目，并交口稱贊。

　　到2010年，自行車發展到2萬多輛，自行車站點建設超過1000個。

　　免費自行車項目帶動了全城熱潮，引發了全民參與，當時，還發生了一些感人的故事。武漢有一位叫遲成德的癌癥患者，他在手術后的療養期間，喜歡租騎公共自行車到江灘散步。偶爾看站點有壞的自行車，就義務維修。一年時間，共修理公共自行車3000余輛。

　　政府、公眾、企業因為自行車項目，就此進入了一個蜜月期。當時，因為民眾的熱捧，自行車項目被武漢列入“十件實事”。

　　媒體的熱捧，公眾的擁護，政府的扶持，加上項目連續三年被列入政府的“十件實事”，為了迎合公益需求，鑫飛達公司簡化租車辦卡程序，民眾租車熱情飛漲，不到一年時間發卡近100萬張。

　　剛開始，劉純啟還驚喜于項目的“井噴”效應。擁護的人越多，證明市場越大，項目越有發展潛力。確實，因為媒體熱炒，項目名聲越來越大，其站點的站牌廣告和車體廣告價值也在增加。

　　但是，增加的價值已經遠遠不能滿足因公益需求產生的新的投入。公益事業的免費特征與企業盈利性特征之間的矛盾逐漸開始顯現出來。

　　項目啟動之初， 公共自行車的數量與租車卡的數量從合理的1：6猛增至2011年的1：20。接著就開始有市民埋怨租不到車的現象，逐漸地，怨聲越來越大。

　　一方面，鑒于公眾需要，鑫飛達應該置辦更多的車輛和站點，一方面，作為企業，又要考慮成本。“如果單純從商業的角度，我們完全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但是現在我們一些操作是多重性的，既代表政府，又代表社會，還代表企業，所以有很多東西都需要顧及，不能單純從企業的角度來考慮，做什么事情都要先得到相關部門的同意。”言外之意，他已經有了“更加商業”的想法。但是，公共事業的公益化又把他綁得緊緊的。

　　當矛盾越來越突出，劉純啟作為公益人物的好名聲，就開始慢慢淹沒在民眾的埋怨聲中。

　　“我是公家人 ”

　　成本增加，作為一個企業管理者，劉純啟首先想到的就是提高內部管理，但作為一項社會事業管理，比企業管理復雜得多，其企業管理就是社會事業管理。

　　首當其沖的是，那些站點的管理者很難接受自己是一個打工者。

　　以記者采訪到的許建勛為例，2009年項目啟動之初，許建勛就被招來擔任自行車站點管理人員，他喜出望外，沒想到六十多歲了，還能為“公家”辦事。盡管每個月只有700塊錢的工資，但總算有了一個固定的工作。

　　盡管自己的工資是鑫飛達發的，許建勛卻固執地認為，自己是公家安排過來的，那700塊錢也是政府發給他們的，鑫飛達只是替政府辦事。

　　于是，自覺有了“公家”撐腰的老許非常會“用權”，他認為一個自行車管理者可以有隨意處置自行車的權力。親戚朋友去借車，他大手一揮“騎走吧，什么時候還就行。”而朋友一句“有關系就是好啊”，讓許建勛自豪不已。

　　在他那里，本來有20輛自行車，最后只剩下4輛，至于哪些自行車最后被誰騎去不還了，他自己也記不得。鑫飛達公司的人來查看，指責他兩句，他卻敢和公司的人對罵。

　　鑫飛達內部，像許建勛這樣的人不在少數。不僅如此，站點管理者不服氣鑫飛達公司，而公眾也不服氣管理者。

　　劉英是漢口區的一個站點管理人員，有一天清晨，她剛剛到站點，對門的一家商戶就帶著幾個人沖過來，把幾桶糞便潑到了自行車和站亭上。他們認為，自行車站點影響了他們的門面生意。劉英剛剛回了兩句，一盆屎尿又潑到自己身上。他們還侮辱劉英說，你就是一個拴在這里的狗。

　　許建勛和劉英代表了大多數站點管理者的遭遇和心態。但是，面對這種狀況，劉純啟卻毫無辦法。鑫飛達作為一個企業，沒有強制執行權，因為媒體、政府監督，無法開除站點的管理者，也無法強制對霸車不還或者破壞站點的人強制處罰。

　　僅2010年，武漢三鎮就有140多處公共自行車站點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總計發生241起公共自行車站點遭破壞事件。平均每月有10處站點被破壞，細算下來，大約每3天就會發生2起公共自行車受損事件。

　　鑫飛達所能做的，就是加大維修力度。車輛損壞、丟失，站點受損，全都要鑫飛達負責維修、補充。2011年，全市3萬輛車每周要維修的就有5000輛。公司維修工從60名“擴招”到100名以上。

　　于是，對劉純啟來說，一個新的賬本形成了。全市3萬輛自行車，每輛維修費用每月10元計算，一年維修費用就要360萬元，而每個管理人員工資700元計算，1300個站點，一年費用近1100萬元，加上亭棚維修，燈箱電費，廢棄自行車更換，維修人員工資，費用超過2000萬元，加上企業內部運營成本，總計超過3000萬元。

　　壓力重重，鑫飛達公司開始傳出消息，由于管理維護成本高，廣告收益不理想，企業每年虧損近2000萬元。

　　劉純啟開始堅持不住了。

　　這個讓武漢人自豪的自行車項目如何維系下去？正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劉純啟動用了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商業模式”。但因為距離公益越來越遠，武漢免費公共自行車項目開始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底牌與底線

　　商業的核心一個是成本問題，一個是盈利問題。鑫飛達以削減成本和拓展盈利渠道為核心，開始在免費自行車項目上重塑了“商業模式”。

　　比如，鑫飛達公司對租車卡發放進行了改革。運營之初，鑫飛達的租車卡是誠信卡租車，就是市民只需要在申請表上填寫基本信息資料就可以獲得的租車卡。這直接導致了租車需求井噴，讓鑫飛達難以招架。

　　2011年，鑫飛達開始收取200元的押金。一石激起千層浪。

　　“這不是免費項目嗎，怎么突然要收錢了？”

　　鑫飛達解釋說，是督促市民愛車，減少霸車行為。當地媒體也聲援“免費自行車被霸車族逼得收押金”。

　　實際上，劉純啟知道，這個葫蘆里裝了“三服藥”。一是抬高了租車門檻，減少了租車人數，縮減了項目維護成本，二是增強了租車人的責任感，減少了車輛損壞數量，三是豐沛了企業資金，減輕了公司的資金壓力。

　　“我們200塊錢都可以買一輛自行車了，你憑什么不給我們更好的服務？”

　　民眾交了200元的押金以后，看待免費自行車項目的眼光已經開始變化，他們對租車服務的訴求更高了。

　　但是，鑫飛達另一種更加商業化的改變，使其管理失控，租車服務聲名狼藉。

　　一天，站點管理者劉標得到消息，自行車亭棚將對外承包，自行車站點亭棚改為可以經營零雜的小賣部、報刊亭，以平均每個站點每年5000元的價格承包給個人經營，承包者可以經營報刊、零食、飲料、水果等商品，同時也承擔起管理自行車的義務。

　　對于鑫飛達來說，這一改變，不但可以省下發給管理人員的工資，減少了成本，還可以為其帶來不菲的站點租賃收入。

　　對于劉標來說，這也是一個好消息，5000元年租金，相當于在鬧市租了一個門面，這是天大的便宜。劉標找到親朋好友籌借了3萬元錢，一口氣租了6個站點，經營起了水果生意。從一個站點的管理者，成了一個小老板。

　　從鑫飛達租來站點以后，就等于對站點有階段性的擁有權，上下班時間自己安排，也不會接受鑫飛達的統一管理。并且，有了自己的生意，劉標更加懶于管理旁邊的自行車，他甚至不知道，現在站點的自行車還剩幾輛。

　　劉標的精力全在自己的生意上。他還設想，賺了錢以后，多租一些站點，然后再高價轉讓出去，也學鑫飛達公司，坐地收租。

　　但是，一個公共事業，本來就不是為商業設計的，注定從里到外都與商業格格不入。鑫飛達得意的商業模式也面臨挑戰，劉標的生意也沒有設想的那么好。

　　在武漢鬧市區，基本是300米一個自行車站，每個站點都有一個零雜攤位，因為攤位過多，超出了市場需求，站亭的價值大打折扣，劉標5000元租來站點以后，東西賣不出去，一個月收入才1000多塊錢。

　　到后來，劉標干脆把另外三個生意不好的站點轉租給他人，自己只留了三個站點。他告訴記者，租去那三個站點的人當了冤大頭，他們后來知道生意不行，就又轉給了別人。

　　就這樣，鑫飛達的站點開始轉來轉去。有人看到浪費時間又不賺錢，就干脆舍去5000元租金棄站點而去，很多自行車站點成了廢站。現在的武漢街頭，到處都是廢棄的自行車亭棚。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些站點的管理者，利用免費自行車的停車點，開始招攬私人自行車停車業務，每輛車一塊錢。而對這些車輛的看護，他們顯然比對公共自行車要用心很多。

　　這下直接激怒了民眾，人們花了200塊錢辦了租車卡，卻無法租到自行車，有些人心里不平衡，就開始放棄200塊錢租車押金，霸車不還。大量的自行車丟失，常常出現租車無車，還車無人的情況。

　　因為車輛丟失過多，站點破壞嚴重，鑫飛達已經無力承擔修復成本，加上民怨四起，媒體批判，其公眾形象也一敗涂地。

　　看上去，這已經是鑫飛達最后一張底牌。而曾經自信高調的劉純啟也已經退到輿論背后，不愿意接受媒體的采訪。

　　轟轟烈烈的武漢免費自行車項目，似乎就這樣折戟于轟轟烈烈的鑫飛達商業模式下。武漢免費自行車項目終于騎到了盡頭。傷了政府的心，傷了民心，也傷了劉純啟自己的心、市場的心。有人說，民營企業參與政府公益項目，在沒有任何經驗借鑒和參照的情況下，只能摸著石頭過河，所以一不小心走到深水區回不來。而鑫飛達的武漢公共自行車項目，從一開始就走到了深水區，觸及到了公共訴求與企業訴求的深層次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