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發展速度是16年增長2100倍，”王宏斌說。南街村的發展速度，遠遠超過了因改革開放發展起來的明星城市深圳的速度。2007年，南街村集團聲稱銷售收入14億，利稅7000萬。

　　南街村的發展速度，動力從何而來？彼時鋪天蓋地的宣傳，幾乎主要是兩點：南街村選擇了集體經濟；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堅持了毛澤東思想。

　　在改革開放的大浪潮中，在1995年以前，南街村領導集體幾乎不提“小平思想”―――王宏斌稱，因為毛澤東是發展公有經濟，鄧卻允許發展私有經濟。

　　吊詭的是，在毛時代亦如中國所有農村一樣完全屬于“一大二公”的南街村，依然是一個貧窮的中原農村。

　　一個隱秘的事實是，南街村高速發展的背后，真正的動力是兩個能量巨大的“隱形外援”：巨額的銀行貸款及大量廉價的外來勞動力。

　　自從獲得某些要員的肯定之后，銀行便對南街村大開方便之門。1994年，一位中央領導提到南街村“艱苦創業”的問題后，立即引起了中國農業銀行的重視。王宏斌在1995年的一次報告上說：

　　“他這一講不打緊，引起了國家農業總行的重視，當即國家總行副行長―――抓業務的二把手，專程來南街考察。他考察的目的干啥哩？就是看看南街的貸款用了多少，都用了哪一家銀行的，如果有其他銀行的，要求南街把它還掉，因為南街這個典型是他們農業銀行扶持起來的，現在不能一面紅旗大家扛。回北京后，國家農業總行給南街撥了5000萬元貸款，這是南街發展史上的第一次”。

　　對于包括貸款在內的經濟檔案，一直是南街村的高度機密材料。2000年，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馮仕政曾對南街村進行調研，其根據不完全統計的1985―1998年南街村銀行貸款的數據分析后得出：

　　第一，總產值和銀行貸款增長趨勢是完全一致的，增長幅度也差不多，在總產值翻番的同時，銀行貸款也在翻番。第二，1991年及以后，銀行貸款遠遠高于利稅，到1998年已接近7倍。

　　“南街村的高速經濟增長不是靠自身積累，而是靠銀行貸款。”馮認為，南街村經濟是典型的“高增長、低效率”，正是在巨額銀行貸款的拉動下，南街村經濟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情況下，增長速度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資不抵債的南街村集團

　　從1991年開始，南街村的貸款額連續多年數倍于其利稅，即使多年未見效益，銀行也愿意向南街村放款。

　　可資印證的是，南街村材料《理想之光(三)》第146頁上記載：“1995年，村里上麥恩、拉面兩條合資新線，因當時啤酒廠虧損嚴重，流資短缺，農業銀行立即伸出援助之手，再次拿出5000萬元，為企業快速崛起創造了有利條件�！�

　　此外，再集體化之后，南街村集體企業開始大量雇傭外來勞動力。在1990年左右，外來勞動力的人數開始超過本村村民的人數，如今，只有3800多名村民的南街村有萬余名外來員工在各個企業工作―――南街村的村民，多數從事的是管理工作，而外來員工絕大多數從事體力勞動。

　　與南街村民不同的是，外來員工并不能享受到南街村“低工資+高福利”的待遇，他們只能拿“低工資”―――150元―300元/月。

　　“南街村集體經濟的快速增長，一是靠巨額銀行貸款，二是靠廉價的外來勞動力�！瘪T仕政說，在這兩個因素中，銀行貸款是首要因素，沒有銀行貸款，南街村就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大規模上項目，也就不可能吸引那么多勞動力。

　　在南街村連生產投資都主要靠銀行貸款的情況下，其仍然大量進行非生產性投資。1993年辦南街學校投資5000萬元，1995年辦幼兒園投資1500萬元，1998年，號稱將耗資5000萬的南街村“長城”和朝陽門等也開始興建。

　　然而，在1998年之后，南街村經濟發展開始連續下滑。2004年，甚至發不出員工工資，多條生產線停工。

　　這除了因中國宏觀經濟調整緊縮銀根，導致迅速擴張的南街村集團面臨資金鏈斷裂之外，另一方面，南街村一直所依賴的輕工業，利潤也日漸稀薄。“為了貸款維持資金鏈，南街村駐鄭州辦事處的三層辦公樓都抵押了多次，”知情者說。

　　南街村啤酒廠(漯河南德啤酒有限公司)的建立，是南街村迅速膨脹的產物之一，也是南街村集團最明顯的一個敗筆。1993年，聲稱將實現年利潤1078萬元的該廠自投產以來，年年虧損，最高年虧損達3000余萬。2007年，連續虧損了13年的南街村啤酒公司聲稱“實現了歷史性的新突破”，開始扭虧為盈，有了20萬的純利潤。然而，該啤酒廠填報于2006年4月24日的《外商投資企業聯合年檢報告書》及截止于2005年12月31日的“資產負債表”，均同時標明該廠“負債總額”為2億6千萬余元，而其“資產總額”僅為1億1千萬余元―――這意味著該廠實質已經資不抵債。對此，南街村委一名人士卻認為，這正體現了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如果是私人企業，它早就破產了”。

　　啤酒廠只是南街村集團財務狀況的一個縮影。一名熟識南街村集團財務狀況的人士告訴南方都市報記者，“1998年之后，效益最好的是2001年，集團號稱純利潤1億多，但如果將銀行貸款本金利息等計算在內，當年整個集團還屬于虧損的狀態�！�

　　知情者稱，南街村集團從中國農業銀行的貸款本金利息至今未還。南方都市報得到確鑿的消息稱，該行已將南街村列入(貸款)黑名單，“現在一提要貸款都貸不出來了，除了一家銀行外，其他銀行與南街村集團基本不再有(信貸)業務往來”。

　　面對窘境，2003年前后南街村集團開始將經營權下放到各個企業，希望各廠“自謀生路”。此前，各企業并無獨立核算權，企業的經營績效根據南街村內部價格核算，而每年的生產和銷售也都由“三大班子”在會議上做出計劃。

　　據知情者稱，作為南街村集團一把手的王宏斌，從未看企業財務報表，對企業經營發展并無成熟規劃，“他喜歡把自己定位為一個政治人物”。

　　一人說了算的集體生活

　　南街村的政治中樞是所謂的“三大班子”―――村黨委、村委會和村集團公司三個系統的高級管理干部組成的一個委員會性質的機構。實際上，這是三塊牌子，一套人馬。在“政治掛帥”的口號下，南街村的所有權力都向“三大班子”集中。在“三大班子”中，權力又向書記王宏斌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