丟失的大武漢

　　武漢象一個沒有坐標的城市。現代與原始在這里融合，先進和落后在這里交織，武漢成了一個大門緊閉、門檻已棄的初級開放城市，“城市病”和“鄉村病”儼然并存。

　　有人說，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毫無疑問，武漢的開始是讓人充滿了期待和憧憬。

　　但是，好的開頭只是成功的一半。

　　興衰，似乎就在一夜間。

　　起得早 醒得晚

　　2000年的一項排名，讓“天下第一街”漢正街遭遇當頭一棒：漢正街從全國十大批發市場的“老大”退至“老八”。20年前，浙江

　　而它的興衰正是武漢變遷的縮影和寫照。

　　1984年，武漢工業總產值還位居全國第四位，尚有75個國優名牌產品馳騁大江南北。到2003年，從城市綜合競爭力來看，武漢市排名已經落后至第16位，到2006年已下降至第22位。

　　鶯歌電視、荷花洗衣機、希島冰箱、長江音響，這些曾經令武漢人引以自豪，而且在全國也叫得響的品牌，相繼淹沒在無情的商海浪潮中，并從此銷聲匿跡。一大批老“武字號”中央企業苦苦掙扎，小“武字號”市屬企業幾乎全軍覆沒。

　　武漢的服裝企業有1600家左右，年產值超過70億元，從業人員達20多萬，在業內形成了“漢派服裝”概念，但慚愧的是，至今沒有一個名牌能與杉杉、雅戈爾相提并論。

　　本可以依托漢正街的前店后廠發展武漢服裝制造業，可武漢人因小而不為，結果漢正街有了前店而沒了后廠，漢正街這一得天獨厚的品牌風光不再，漢正街文化由此敗落。

　　武漢的教育科研實力在全國排在京、滬之后的第三位，然而武漢的高科技產業卻較少享受科教優勢和人才優勢的陽光雨露。當北大系、清華系、中科系高科技企業在股市上呼風喚雨的時候，武漢高校的科技產業化之路卻如蝸牛一般爬行，名揚天下的武漢大學也沒有一支股票上市。以武漢郵科院和長飛公司為龍頭的光電子與通訊產業雖然技術力量在全國處于一流，卻因起步晚，而落在華為、中興等國內通訊設備商的后頭，未能成為龍頭老大。

　　武漢基本上沒有面向世界市場的產品，外商投資的目光較少瞄準武漢，在境外資本大舉進入中國的時候，武漢卻是門可羅雀，異常冷清，全球500強企業僅有30余家小規模進入武漢。

　　武漢是中西部的金融中心，卻沒有通過大規模的資本運作推動城市和產業的發展。武漢國有企業的改革與改造始終在等政策要資金，完全未能利用資本市場的“四兩之力”拔動產業發展的“千鈞之鼎”。二十年來武漢基本處于貧血狀態，走得跌跌撞撞。

　　與政策擦肩而過

　　發展戰略非均衡論，一直是專家學者們分析“中部塌陷”和武漢退步的一個相對一致的觀點。

　　上個世紀70年代末中央重點發展珠江三角洲，80年代末傾力打造長江三角洲，90年代中重點建設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帶，90年代末實施西部大開發，2003年又提出了振興東北，“所有的政策措施似乎都與武漢有關，也似乎都與武漢擦肩而過，武漢成為政策邊緣化城市。”一位長期生活在武漢的學者對記者說。

　　探討武漢這20多年來的衰落，不能脫離開中部塌陷的背景。“中部是被遺忘的角落”。

　　確實，這么多年來，國家每設立一個經濟特區，每實施一個區域發展戰略，也一定會給予一系列配套的優惠政策。“中部崛起戰略”是國家最后一個提出來的區域經濟戰略。“或許如果不是中部發展嚴重滯后，己成塌陷之勢，說不定還要繼續被遺忘下去。”采訪中，一位多年生活在武漢的老教師略帶情緒地說。

　　回顧1979年以來國家的區域發展戰略實施過程，就是中部、湖北和武漢被不斷邊緣化的過程。武漢的命運其實正是中部地區命運的一個剪影。

　　而這個政策性的宿命，被認為是中部塌陷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一批以深圳為代表的四個經濟特區和第二批以上海為代表的14個沿海城市以及海南島的開放，給武漢帶來的負效應是明顯的——在經濟資源配置過程中，內地各種資源尤其是人力資源、技術知識資源向沿海開放城市流失。內地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的市場占有率也相應顯著下降。

　　“優先發展東南沿海城市的‘大政策’，讓近代史上最早開埠的中部核心城市武漢，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潮流中，遲了十幾年。”

　　雖然目前還存在中部經濟這個名詞，但中部諸省之間傳統意義上的經濟聯系似乎正在解體——江西在加強和浙江、福建的經濟聯系，湖南主要是融入大珠江三角洲，安徽與江蘇、上海頻繁往來接觸。湖北和河南則是依舊徘徊。

　　一邊是東部大都市圈的快速發展，其中心城市強大的輻射作用為地區經濟快速發展提供了一個高速引擎，創造了一個整合全區域資源、快速提高競爭力的平臺，成為“中國制造”的主力以及技術和制度創新的中心，極大地提高了東部地區的產業國際競爭力。一邊是中西部地區不僅缺乏大都市，而且還缺乏構成都市圈必需的中小城市群落，沒有形成健康的城市生態群，難以帶動和整合區域的資源和優勢，也難以形成連接整個地區的產業鏈，變成了個別優秀大企業單打獨拼，難以依托區域整體競爭力成長的艱難局面。比對搭乘政策快車道的東西部地區，武漢想要恢復從前的地位尚且須拼死一搏，更何談超越。

　　背不動的體制包袱

　　在體制改革的問題上，武漢也顯得有些無所適從。

　　只顧人員多、包袱重、裝備落后、附加值低等因素，認識仍是制約武漢企業生存和發展的瓶頸。早在1984年，“成本控制論”就在武漢幾家企業試驗，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當它被扣上一頂“反馬克思主義”的帽子、無奈退出改革舞臺時，武漢似乎也無人惋惜。而當它作為“邯鋼經驗”再放異彩時，卻又有一批批的武漢人回過頭來回去邯鋼取經。

　　1995年率先提出資本營運的武漢，營運成功的實例寥寥無幾。幾年之后，不少的武漢人反而在浙江和廣東體會到了資本營運的真諦。

　　國企改革中的陣痛在武漢表現得尤為明顯。作為老工業基地，“武船”、“武鋼”“武鍋”等武字當頭的重工企業成為幾十年中國經濟的中流砥柱。隨著經濟體制的轉型，相當一部分老國企處境艱難。

　　國家的各項優惠政策沒有了，技改撥款、利稅返還等政策早已也一去不復返，當政企分開，真正斷奶被推向市場的時候，許多企業顯得一籌莫展。

　　洗牌、淘汰也成為必然。

　　“九頭鳥”與“碼頭文化”

　　如果說政策天平的傾斜是武漢乃至整個中部地區一蹶不振的外在原因的話，那么人文因素則是影響武漢發展的潛在阻礙。

　　在去過和沒有去過武漢的人眼里，武漢和武漢人的口碑都是貶多贊少。曾經一度有人戲稱“鄂”字有兩個口，好爭吵、告狀、拆臺；人有兩只耳朵，兼聽則明，但“鄂”字只有一只耳朵，只愛聽好聽的，好大喜功，形式主義猖獗：“鄂”字下面有一個“虧”字，結果湖北的干部、群眾都落得個吃“虧”。持此論者，也曾有人對中部的文化背景作出這樣的詮釋：缺乏海納百川、兼容并蓄、敢為天下先的文化氛圍，內在的文化品格中有太多的“小富即安，不求進取”，不拘小錢、小事、小節的草根品格，讓中部人染有濃郁的劣根性。這種劣根性表現在目光短淺、急功近利、欺生排外、恃勇抖狠，對人缺乏信任和寬容，防范心理重，耍小聰明，精于算計。但聰明反被聰明誤，占了眼前的這點小便宜，最后卻吃了大虧。武漢人的這種性格形成緣于歷史上形成的碼頭文化，漢口是個大碼頭，匯聚八方人流，三教九流，魚龍混雜，騙子眾多，要想立足必須百倍小心、高度防范。

　　武漢人外號“九頭鳥”，貶義居多，欺生狡詐，導致外地人不敢也不愿同武漢人打交道，不愿到武漢來發展。不光外地人對武漢印象不佳，就是武漢人自身亦對武漢人評價不高。

　　談到武漢的治安現狀時,在武漢生活了大半輩子的著名作家胡發云告訴記者, “在我小時侯很難聽到殺人放火之類的兇訊，可是現在的《楚天都市報》每天都有死幾個人的報道，六毛錢死一個人，兩句話死一個人，一把牌死一個人……市民看得都不要看了，如此沒有安全感的城市又怎么吸引人才和投資呢？”

　　胡發云分析到，武漢象一個沒有坐標的城市。現代與原始在這里融合，先進和落后在這里交織，武漢成了一個大門緊閉、門檻已棄的初級開放城市，“城市病”和“鄉村病”儼然并存。昔日的教育強市、人才強市，今天更像一個為他人作“嫁衣”的裁縫。作為九省通衢的武漢是個大碼頭，各色人等聚集的環境造就了武漢人的江湖氣，更重要的是，它雖然在地理上位居中國中部，卻遠離政治中心，很少受到莊嚴典雅的廟堂束縛，因此，武漢人在保有一種楚人靈氣的同時，也保有了一份楚人的蠻氣。

　　“在城市的發展問題上，武漢人鮮少有主人翁的意識。”這一點從武漢的地理格局和成員構成可以解釋。“大武漢”盛名遠播的20世紀初葉，武漢的面積只有60平方公里，人口也不過百萬。現在的武漢市，是市管縣后的區劃膨脹。在武漢，小商小販隨處可見，進城民工街頭攬活；擦鞋女工結伴成群，交通主道經常塞車；高樓大廈林立之間，棚戶老屋大煞風景。

　　世俗文化尚且只是從生活環境層面將他人拒之“市”外，作為城市發展的中堅力量，大量科技人才直接因武漢創業條件艱難和發展前景黯淡而“東南飛”。從1992年開始一直到上個世紀末，武漢出現了嚴重的人才外流和科技成果外流。教育、科研與生產“兩張皮”的死結尚未解開，致使這一重大優勢并未給武漢帶來應有的經濟與社會效益。經濟發展弱則人才外流，沒有優秀的腦力資源又直接導致社會經濟發展動力不足，整個城市的經濟陷入了惡性循環。

　　大武漢，何以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