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接受新浪財經專訪

　　今年4月初以來，“微刺激”一詞不斷見諸報端。這些“微刺激”措施涵蓋投資、金融、財稅和外貿各大領域。而就鐵路投資領域來說，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加大鐵路投資建設力度，將今年鐵路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由年初的6300億提升至8000億以上，項目從年初的44個升至64個。

　　鄭新立開啟“我們的時代—我看中國經濟”第三篇，針對當前熱門的“中國經濟新常態”、“微刺激”和“政府投資”等話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與新浪財經獨家對話時表示，中國目前人口紅利能保8%的增速，且認為“微刺激”能優化經濟結構從而刺激經濟增長，并建議政府重點引導投資高鐵，形成中國高鐵網絡。

　　談經濟潛力：人口紅利能保8%的增速

　　問：習近平總書記在調研時強調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當中提出了一個新的詞語改革“習近平常態”，這個常態您是怎么看的？

　　鄭新立：從目前來看，我們仍然具有保持持續健康發展，也就是說適度快速的這樣一個潛力。這要通過改革釋放這種潛力，我們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8%左右是有可能的，保持7.5%左右也是處在合理的空間。但是如果不改革的話，各種阻礙增長的這些因素發揮的作用會越來越大，改革的潛力會難以釋放，也可能經濟下行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問：是否還會存在一定的人口紅利和城鎮化將釋放新一輪的潛力？

　　鄭新立：現在我們經濟學家說中國的人口紅利沒了，這個話早說了20年。他沒有看到我們農村還有6億人在那兒住著，農業勞動力還有兩億六千萬人在那兒種那18億畝地。所以，中國農村還有大量的勞動力資源可以釋放出來。經濟現代化的過程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農業勞動力不斷向二三產業轉移的過程，中國這個過程還遠遠沒有結束。中國現在農業勞動力還有33%，我們的農業增加值占GDP是10%，也就是說33%的人創造了10%的增加值。我們農業勞動力降到和農業增加值的比例水平相近的時候，降到10%的時候，可能我們整個現代化進程就基本上大局就定下來了。在這之前都屬于快速增長階段，如果速度降下來了，經濟停止了，不是別的原因，是我們政策出問題了，體制出問題了。

　　談“微刺激”：釋放經濟潛力必須“微刺激”

　　問：最近又出現了一個新的詞語叫做“微刺激”，那么這種“微刺激”應該如何具體的去落實一些具體的工作呢？

　　鄭新立：“微刺激”就是適度的刺激，就是精準的刺激，而不是過度的刺激，不是一刀切的刺激。我根據宏觀經濟發展的需要，選擇那些當前迫切需要發展的領域來定向的給予財政杠桿、金融杠桿的支持，來刺激經濟的增長。這樣就可以既達到優化結構的目的，又支持了經濟增長。所以，“微刺激”這樣一個措施實施，我覺得是非常正確的，從二季度來看，可能開始見到了效果。

　　問： 2008年中國加大了投資，實施了“4萬億計劃”，到現在為止還是一直會存在一定的爭議。在您看來，如果現在繼續加大投資，是否會重復2008年這種危機呢？

　　鄭新立：社會上對這個4萬億投資計劃指責過多，這是不公正的。由于我們實行了擴大內需的政策，使2009年、2010年我們經濟沒有出現大的波動。現在我們經濟下行的壓力比較大，應當根據當前調整結構，轉變發展方式所需要的這些方向來進行投資，引導資金的投向，不能把資金都拋到房地產上去了。這就要通過國家制定一個明確的結構優化和發展方式轉變的調整的方向，調整的重點。通過結構的優化來實現經濟增長，從近期它可以拉動需求，拉動經濟增長；從長遠來看，有利于為未來的長遠發展奠定一個更好的經濟基礎。

　　談政府投資：建議重點投資高鐵網絡

　　問：您認為下一步改革是否應該繼續加大城市基礎建設投資或者您有什么新的建議，有哪些領域可以繼續去投資？

　　鄭新立：當前的投資重點，第一我覺得是高鐵。要盡快形成中國的高鐵的網絡，用高速鐵路、高速公路把我們大大小小的城市連接起來。高鐵是我們中國人的驕傲，而且我們通過高鐵的建設拉動我們的裝備工業的發展，拉動建材的發展，又能夠滿足我們的需求，同時為長遠發展奠定基礎。如果說90年代我們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一個標志性的工程就是我們開始了高速公路的建設。這一次應對全球金融危機，能不能像90年代那樣，把挑戰變成機遇，關鍵就看我們高鐵能不能保持一個投資強度，盡快形成高鐵的網絡。它越形成網絡，運行效率才越能發揮出來。

　　問：剛才您第一個提到了發展的行業就是高鐵，之前也出現過一系列的問題，比如說債務危機或者說長期融資債券的問題，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鄭新立：現在高鐵有一些債務，這個是必然的，像這樣的基礎設施建設在快速建設階段必然會出現一些債務。但是十年發展之后，這些優良資產在那兒坐等就可以收取它的回報了，現在要給它中長期的融資，發行中長期債券幫它融資。

　　新浪財經：您剛才提到中國經濟之前經歷過很長時間的高速發展，而現在進入了一種習近平常態所謂的常態化發展，您剛才又提到一個詞“改革”，當前的改革應該朝著什么樣的方向進行？

　　鄭新立：當前的改革應當是朝著釋放經濟發展潛力這個方面來深化改革，我認為至少有這么五大潛力有待通過改革來加以釋放。

　　第一就是消費需求的潛力，我們在新世紀前十年這個快速增長中很大程度上是靠高投資高消耗高污染來實現的，因為甘蔗沒有兩頭甜，速度快需要高投資，這十年我們的投資率提高到了歷史的最高水平，平均的投資率在47%，而我們的最終消費率降到了歷史的最低點，降到了45%，其中居民消費率下降到34%的歷史最低點。

　　我們的改革就是要通過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讓廣大中低收入者收入增加，增強他們的消費的支付能力，提高他們的消費水平，這樣就能釋放消費增長對經濟拉動的巨大的潛力。

　　我們六五時期，也就是改革開放初期的80年代初期的時候，居民消費率曾經達到53%，現在是34%，也就是下降了19個百分點，如果通過投資和消費比例關系的調整，把我們的居民消費率提高15個百分點，那么每年我們的GDP里就相當于拿出8萬億左右的商品，由現在用于投資和出口改變過來，讓我們老百姓消費，我們現在一年的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也不過20萬億左右，一下子再增加8萬億左右的銷售額，那么居民的生活水平將會有一個多么大的提高，我們說科學發展觀核心是以人為本，如果能夠實現這第一個調整，通過改革收入分配體制，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就是對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最好的貫徹落實。

　　新浪財經：剛才您提到了構建消費型社會，中國也在不斷加大引導消費型轉型社會的建設，如何構建這種消費型社會呢？比如在拉動內需的過程中有房地產投資，或者是說其他渠道的投資，但是這種投資好像跟消費型社會建立有一定的矛盾，您認為這種矛盾應該如何排解掉呢？

　　鄭新立：拉動經濟增長從近期來看要靠投資，長期看要靠消費，因為提高居民消費率是一個綜合改革的一個指標的體現，它需要廣大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提高，還要我們改善消費環境，等等，有好多措施，比如我們要增加消費信貸，等等。

　　從近期來看，要釋放增長的潛力還是要靠增加投資，但是投資我們要盡可能選擇那些能夠對提高居民的消費作用比較大的這些領域來進行投資，也就是說能夠改善投資環境這些領域的投資，比如說我們在城市里擴大公共服務，現在我們在消費領域里個人消費品大部分已經處于飽和狀態了，但是公共服務是供給不足。比如養老院，北京現在打一個電話，可能打兩天找到一個養老院的床位都找不到，幼兒園現在也非常緊張，現在強調學前教育，好多幼兒園家長要拿幾萬塊錢的贊助，孩子才能進入幼兒園。城市里的停車難，交通擁堵，等等，這些問題困擾著我們，這些都是公共服務，我們通過增加這些公共服務的設施，增加公共服務的供給，從而增加公共服務的消費，這些如果我們增加投資的話，就有利于消費水平的提高。

　　新浪財經：為什么不會采取一種強刺激的方式，比如某一個行業投資過多的話，可不可以采取一種強刺激的方式呢？比如說房地產行業現在出現了一定的下滑，可不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選擇一種強烈刺激呢？

　　鄭新立：對房地產行業，它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城市，而且不同的投資領域要采取不同的政策，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政策，現在房價上漲過猛主要是集中在四五個或者五六個城市，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等的這些城市，其他絕大多數的大中小城市房價還是合理的，對這些城市要采取特殊的政策，特別是最近我們國務院公布的城市化的戰略里要適當的控制那些大城市和特大型城市的人口的規模，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創造就業機會，吸引人群到這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就業，這樣會降低這些特大城市的購房的需求，緩解它房價上漲的壓力。同時，對于一般的住宅，小戶型的住宅，經濟適用房、保障房，特別是棚戶區的改造，城中村的改造，我覺得應當加大投資力度，而且要控制它的房價，對它的土地供應要適當的增加，定向的增加這方面的土地供給，對于一些高檔的住宅，特別是別墅，我看就放開，價格高了的由市場來調節就行了。

　　新浪財經：您一直認為高檔的比如說豪宅市場應該價格放開？

　　鄭新立：對。因為有錢的人他買得起，也不用管他了，由市場來調節。

　　新浪財經：那是否會造成中低收入者對他們來說是不公平的？

　　鄭新立：中低收入者的，剛才講的普通的這些住宅的土地供應要保證，要增加供給，通過增加供給來保證普通的住宅的價格保持合理的水平，特別是房價收入比保持在6%左右，不能高于6%，高于6%老百姓就承受不了了，對于低收入人群采取保障房辦法，這樣使各個層次收入的人群都能夠得到自己跟收入水平相適應的住房。

　　新浪財經：我們還是先回到“常態化”這個詞語，剛才您提到過去中國經濟投資或者是改革當中重點是六個方向，您認為下一步改革是否應該繼續加大城市基礎建設投資或者您有什么新的建議，有哪些領域可以繼續去投資？

　　鄭新立：我在人民日報寫了文章，開了七個方向的建議，當前的投資重點，第一我覺得是高鐵，要盡快形成中國的高鐵的網絡，用高速鐵路、高速公路把我們大大小小的城市連接起來，現在是中國建設高鐵的黃金時期，上一次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最大的一個最有效的工程就是我們開始了高速公路的建設，所以，短短十幾年的時間，我們高速公路的通車里程已經超過美國，世界第一了，但是鐵路我們還很落后，現在我們鐵路的通車里程只有十萬公里，美國有二十多萬公里，特別是高鐵技術是我們自己的技術，是國人的驕傲。所以，盡快用高鐵把我們城市連接起來，就會使我們整個經濟邁上一個新的臺階，而且它跟高速公路，跟公路運輸，跟航空運輸相比，它是一種綠色運輸方式，占地少、耗能少，最適合我們人口密度比較大的這樣的國家來搞這樣一種運輸方式。

　　所以，對高鐵建設應當加快，作為第一選擇。現在高鐵有一些債務，這個是必然的，像這樣的基礎設施建設在它快速建設階段必然會出現一些債務，但是十年發展之后，這些優良資產在那兒坐等就可以收取它的回報了，現在要給它中長期的融資，發行中長期債券幫它融資。

　　第二個重點就是城市的公共服務，剛才講到了養老院、敬老院、停車場，等等。第三個就是環保產業。環保產業應當成為新的投資熱點和經濟增長點，比如現在我們把所有的工業煙囪，把脫硫、脫銷、除塵的設備全部裝上去，而且保證它一天24小時運轉，那么我們霧霾的問題可以說就可以解決，現在用新的布袋法除塵，除塵的效果可以達到99.5%，如果我們的鋼廠、水泥廠、陶瓷廠、玻璃廠、電廠，所有的煙囪都把這種布袋法除塵裝上去，保證運轉，那么工業排放的粉塵就可以大幅度減少，工業排放的PM2.5占我們現在城市PM2.5的，大概占到40%左右，這樣40%的PM2.5就可以沒有了，我們空氣就可以改善了，這些工作馬上要做，要按照三中全會《決定》講的誰污染誰付費，推行第三方治理，所有排放這些污染物的企業不能相信它自己，你把錢拿來，然后政府招標，招標以后讓有資質的企業把這些環保設備安裝上，保證它運轉，這樣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向霧霾宣戰，向污染宣戰就能落到實處。

　　又比如我們把所有的生活污水和工業污水全部引入到污水處理池，經過處理以后達標再排放，那么我們水污染的問題可以解決。所以，現在的技術手段完全能夠解決這些污染的問題，關鍵是投入，投入關鍵又在于機制，三中全會又提出了生態文明這樣一個體制，所以，落實三中全會生態文明的體制我們就可以使環保成為一個新的投資熱點和經濟增長點。

　　新浪財經：但是我覺得可能很多人會跟我一樣有一個疑問，在治理霧霾的過程中，是不是這種政府行政化的命令會更強，應該更多的交給市場取做呢？

　　鄭新立：這黎曼政府和市場各司其職，政府創造了這樣一種市場機制，吸引社會資金投入，政府就負責制定法規，進行監管，政府的職能一共是五大職能，第一就是宏觀調控，第二是市場監管，第三社會管理，第四是公共服務，第五是環境保護，這其中兩大職能第二個職能市場監管就是有些偷排的要進行監管，這是政府的職能，另外還有環境保護，也是政府的一個職能。所以，把這五大職能履行好就行了。至于去投資，怎么治理，交給市場，交給第三方，通過招標選擇那些有資質的企業來進行投資來治理就行了。

　　新浪財經：你之前有一個例子是很好的例子，對于北京來說，首鋼搬遷到唐山曹妃甸之后，但是首鋼現在的效益并不是很好，可能對于北京的自然氣候來說，比如霧霾來說有一定的幫助，畢竟這么大一個污染源的工廠搬走了，但首鋼的效益并不是很好，這種行政化的命令或者說將來會有更多的行政化主導的因素出現的話，對整個中國經濟是否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呢？

　　鄭新立：這個說法是不公正的，如果首鋼不搬遷的話，那么北京的霧霾將會比現在要加重很多，搬到那兒去了之后，這應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正確的決策，現在關鍵是它搬去之后，它一期工程建起來了，二期工程由于整個環境容量的考慮，把它停下來了，它在搞一期工程的時候，把二期工程的基礎設施全投進去了，所以，現在只建了一期，二期工程不上，所以它就虧損。如果現在二期工程上來以后，它馬上就可以轉虧為盈了。現在考慮因為曹妃甸那個地方環境容量現在還是有的，現在正在考慮是不是我們也幫助他論證，我們最近接受了曹妃甸的一個課題，幫助他論證，就是首鋼的二期是不是應該上馬，如果上馬之后，首鋼的盈虧狀況馬上就可以有改善。

　　新浪財經：我覺得這個治理霧霾的問題還是交給政府吧。我很期待第四點，除了高鐵，城市公共服務品建設，還有環保產業之外，第四點還有？

　　鄭新立：第四點就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包括我們電動汽車、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等，這些一共有六個方面，第五個就是可以頂替進口的，以產頂進的大宗物資，這個是有市場需求的，而且就在我們國內，比如說現在我們一年進口的精細化工產品2000多億美元，其中去年進口的PX就花了800多億人民幣，進口了700多萬噸。

　　新浪財經：我有一個疑問，剛才您提到第三點是環保產業，PX項目在國內已經出現了一些問題，反對的聲音，當然這個時候我們可能更多的考慮是經濟要發展，但這和環保產業是否會有一定的矛盾呢？

　　鄭新立：PX是把它妖魔化了，沒有那么危險，PX它的危險性就像酒精、汽油一樣，它80度就揮發了，必須盛在一個容器里，日本、韓國的PX都放在城市的旁邊運行了幾十年，我們中國的PX原來的生產線也在城市里，運行了很多年，也沒出什么問題，現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時候說這個PX很危險，給老百姓造成了一種恐懼，恐懼的結果我們連續四五年有好幾個PX項目，有五個PX項目讓老百姓給反掉了，不上了，不上了只能進口，進口日本人、韓國人高興得不得了，他們生產的PX80%向中國出口，現在在我們青島設立了一個PX拍賣市場，一個月拍賣一次，提一次價，所以，現在整個石化行業的產業鏈的利潤向PX集中，我們中國因為進口PX，已經大量的利潤流失了，現在發改委他們正在研究能不能在一些荒蕪人煙的荒島上集中力量搞一個大型的石化基地，一舉可以解決PX進口的局面，那里面老百姓少，沒人反對，這個是可以的，我們有很多島現在還沒有利用。

　　新浪財經：我個人認為我們把話題稍微扯遠一點兒，政府在沒有做好引導工作的同時，同時把這個項目遷到外地去或者是荒蕪人煙的荒島，我覺得這個時候政府應該更多的，包括中國經濟發展，做更多的引導性的，比如輿論性的引導或者常識性的知識的普及。

　　鄭新立：是，現在應該是做這個工作，但是中國如果要發展石化，現在我們石化一年進口2000多億美元的產品，現在國外化工產品有一萬多種，現在我們自己只能生產幾百種，大量的依賴進口，如果我們加大技術研發，新產品開發的力度，相當一部分可以在國內組織生產，而且石化這個產業是大進大出的行業，它是一個臨港產業，適合建在海邊，像新加坡那樣，在裕廊島，在一個島上，原來沒有人，在那里面搞，比較合適，中國海岸線又很長，在我們沿海選擇一些人煙比較稀少的荒島，集中建設一個綠色的億噸級的石化基地來結束我們化工產品進口的局面，我覺得這個是應當投資，不會造成通貨膨脹，國內有需求，可以以產頂進。

　　第二個是芯片，現在我們芯片進口一年兩千多億美元，相當一部分我們的國內只要增加芯片的研發的力度是可以在國內生產的，現在主要是投資強度不夠，搞芯片的生產應當是形成產業聯盟，所有需要芯片的企業，比如手機，現在中國的產量世界第一，手機的芯片我們主要是依賴進口，如果所有生產手機的企業集中起來，大家共同投資，研發出來的成果大家成果共享。

　　新浪財經：還是缺乏創新？

　　鄭新立：缺乏創新，創新還是個關鍵。所以，芯片、化工，這是大宗進口物資，一年進口四千多億美元，市場是現成的。另外，我們進口油料五千多萬噸，實際上我們國內大量的荒山、荒地，發展木本油料頂替進口油料是完全有很大的潛力的，瞄準著大宗進口物資，在國內組織生產。

　　還有一個就是區域性的增長極，比如京津冀的一體化，長江經濟帶的發展，以及最近我們研究淮河經濟帶的發展，像淮河我們治理了幾十年，但是始終是以防汛為主，沒有從發展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另外，過去淮河的治理是各個省各干各的，各個部門各干各的，現在我們要實行一個綜合的治理，要把洪水資源化，汛期蓄水，常年用水，科學調度，比如我們把淮河形成一個千公里的河川式水庫，我們就可以恢復淮河直接入海的這樣一個歷史局面，一千年以前我們的淮河是直接入海的，現在淮河變成長江的一個支流了，這樣就可以淮河形成中國的第三條出海的黃金通道。另外，沿岸的農業資源非常好，可以增加一千多畝耕地，形成一個綠色食品基地，形成一個新材料的基地，形成新能源的基地，那個地方土地肥沃，過去河南、安徽、江蘇三個省都把它邊緣化了，因為它在三省的邊緣，現在這個地方還是經濟的洼地，在這個地方投資肯定能夠產生非常好的回報，像這樣的區域性的投資回報率非常好的還有很多，這樣我們可以選擇若干個經濟增長極。還有像鄭州中原城市群、武漢城市群、長株潭城市群、重慶成都經濟增長帶，西安到寶雞的經濟增長帶，在這些領域我們加大投入，布局一些經濟項目，加快沿海經濟轉移。

　　新浪財經：我現在所擔心的就是如此多的經濟區域增長極的出現，京津冀也好，長株潭也好，武漢城市圈也好，或者之前的振興東北老工業也好，這么多區域競爭的出現，是否會導致惡性的競爭？比如之前會有“跑部錢進”，對發改委的某些政策會不會產生一些變相的競爭？

　　鄭新立：這個按照三中全會決定的精神，政府要簡政放權，下放審批項目，主要通過市場機制來配置資源，通過改造這個地方的投資環境，使這個地方的投資能夠取得更高的回報，它就能夠吸引社會資金的投入，就能夠吸引沿海的產業轉移，政府在這里面起到一個規劃，制定政策，起到這樣一個作用，而不要直接去審批項目，把審批項目的事兒減少的越多越好，集中力量干好政府應該干的事情，這樣就不會出現“跑部錢進”，出現惡性競爭這種情況。

　　新浪財經：剛才您第一個提到了發展的行業就是高鐵，回到高鐵行業，之前也出現過一系列的問題，比如說債務危機或者說長期融資債券的問題，現在我所擔心的是中國目前鐵路運輸的力量，大多數都是動車組，之前會有人在討論綠皮車直接降低了中低收入者的選擇可能，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鄭新立：應當說現在綠皮車和動車都還保留著，高鐵應當是更多人在出行的一個選擇，而且隨著廣大居民的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漸大家習慣出行坐高鐵，甚至我不坐飛機坐高鐵，現在證明搞高鐵效果非常好，現在我們到南京去，到上海去，好多人都選擇坐高鐵，高鐵是我們中國人的驕傲，而且我們通過高鐵的建設拉動我們的裝備工業的發展，拉動建材的發展，又能夠滿足我們的需求，同時為長遠發展奠定基礎。如果說90年代我們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一個標志性的工程就是我們開始了高速公路的建設，這一次應對全球金融危機，能不能像90年代那樣，把挑戰變成機遇，關鍵就看我們高鐵能不能保持一個投資強度，盡快形成高鐵的網絡，它越形成網絡，運行效率才越能發揮出來。

　　新浪財經：我覺得有很大可能性，因為昨天高層的領導說高鐵是給中國長志氣的，已經走出國門了。剛才還提到一個問題，就是說中低收入者增收，比如這個詞語，我們怎么才能使中低收入者將來能夠乘坐高鐵，能夠變的財富更多，在消費上更多的選擇性，中國中低收入者這種老百姓如何將財富增加的更多，您有什么好的建議？

　　鄭新立：首先是擴大就業，特別是在勞動力生產率比較高的這個行業就業，如果乘坐高鐵的話現在農民工都能承受得起了，農民工一般假期返鄉的時候坐高鐵能夠承受得起，農民可能還承受不起，現在問題就在于我們還有六億多人住在農村，還有2.6億勞動力在那兒種地，2.6億人種18億畝地，一個勞動力只能種6畝多地，不到7畝地，一戶也就是種10畝地，這樣一個低的勞動效率，這樣小的一個經營規模，它是不可能富起來的。去年年底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主席講，他說在北方的單季農業地區，一個勞動力種100畝到120畝，雙季農業地區一個勞動力種50畝到60畝，它的收入水平就能跟二三產業拉平，農民就可以成為一個體面的職業了，現在關鍵是在農村使我們加快農業現代化的步伐，把更多的農村的閑置的勞動力釋放出來，投入到二三產業，因為現在沿海地區到處都是招工難，現在在珠三角、長三角的地方農民工一個月工資三千塊錢，三千塊錢以下找不到人，他出來以后，一年的收入，現在農民工平均的年收入都是三萬多了，在農村種十畝八畝地根本不可能達到這樣一個收入水平，而且更多的農民出來了，留在家里的農民他可以擴大土地的經營規模了，留在家里的農民也可以更快的致富，更快的實現農業的現代化。

　　新浪財經：也就是說現在這種城鎮化的方式對中國經濟來說是有很大的增長的一個機遇，您怎么看城鎮化給中國經濟帶來這種新的機遇，您覺得有哪些方面政府可以去考慮做一些更深入的工作呢？比如說是否在戶籍政策上進行一些強力的改革呢？

　　鄭新立：在推進城鎮化上國務院最近提出抓三個一個億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抓手，就是克強總理提出來的東部地區要加快實現一億農民工的市民化，中西部地區要再吸納一億農民進入到城市，然后再抓緊現有城市里一億人的棚戶區的改造和城中村的改造，這個可能是當前一個抓手，抓的好了以后有利于我們城市化的推進。從長遠來看，我們城市化的推進要跟農業的現代化、工業化這三化要緊密結合起來，要落實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這些重大的舉措，也就是說承包地可以抵押、擔保、轉讓，宅基地可以抵押、擔保、轉讓，農村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可以與城市的國有土地同權同價，如果這三項改革要是落實了，那么我們城鄉居民的收入就可以很快的縮小。

　　比如第一個改革，理論上來計算，18億畝耕地農民有承包權，一畝地平均一年的轉包費700塊錢，18億畝理論上計算一年的轉包費就是一萬億，農民不種地，你坐在那兒收地租就收一萬億，這是一筆很可觀的收入，他就可以不去種地，放棄，讓那些農業公司，種田大戶，合作社，讓他們種，勞動生產率更高，自己到城里掙錢去，多好的事兒啊。第二個宅基地，宅基地它有了價值了，有了商品了，可以轉讓了，它就可以把農村閑置的宅基地，加上他的房產把它轉讓掉，獲得一筆收入，在城里租個房子，買個房子，這樣在城里就可以扎穩腳跟了，就可以把他的老婆孩子接到城里，現在農民工是兩億六，留守婦女4600萬，留守兒童6000萬，留守老人4000萬，加在一起是四億人，這四億人他們的中國夢就是全家團圓夢，朝思暮想想的是怎么能夠全家團圓，如果第二個改革落實了，他把農村的房子賣掉，在城里弄個房子，全家團聚了，這是多么大的好事兒。另外，在城里他們生活水平、消費水平也提高了，這件事兒要抓緊去做，不能再拖延了。

　　新浪財經：您覺得只要團圓了，比如在農村或者中低收入群體中也會感到一定的幸福感？

　　鄭新立：是這樣的。當然農村現在吃的不發愁了，一年種幾畝地種一季就夠他一年吃了，另外，家里有年輕人出去打工再寄回幾個零花錢兒，在農村日子過的也很逍遙。但是子女，特別是兒童從小不在父母身邊長大，會在他們一生中形成一個心理上的陰影。所以，我們要盡快的，我說不是從群眾路線這個角度了，群眾路線毛主席說要關心群眾的柴米油鹽，現在群眾最大的柴米油鹽就是全家團聚，而且我們從人道主義的角度也應當加快讓這些農民工早日實現他們全家團圓夢。

　　新浪財經：剛才您提到土地改革方面，宅基地的流轉，但是有很多人同時又擔心，比如宅基地流轉起來之后會造成市場上的一些惡性的競爭，比如說一些房地產公司對農村集體土地的變相占有，您覺得這種擔憂會不會導致農村的農民會受到一定的傷害呢？

　　鄭新立：這正是政府要干的事兒，政府干什么呢？就是要制定規則，進行監管，宅基地轉讓，它轉讓給誰，它的用途怎么樣，現在好多人講宅基地認為要突破18億畝耕地紅線才能夠加快城市化，說這個話的人他是不知道中國土地還有這么大的潛力，中國農村的宅基地占了7萬平方公里，和2.6億畝，在城市化過程中土地，耕地都是增加的，現在每一個農村人口占的建設用地是每一個城市人口的3倍，他把宅基地減少以后，一部分可以調節為城市建設用地，一部分作為新增耕地。所以，我估計如果宅基地搞活了，中國的耕地不是18億畝，而是19億畝，甚至19.5億畝，會增加一億多畝耕地，而且城市的建設用地也可以滿足了，現在我們城市的房價，一個關聯度最高的指標就是城市土地供給的指標，哪一年開發商收儲的土地增加了，房價就下來了，收儲的土地減少了，房價馬上就上去了。所以，城市住宅土地供給的多少決定著城市的房價。如果把宅基地這塊搞活了，它跟城里的土地可以調節使用，而且我們中央全會決定明確講在一個省的范圍內可以占補平衡，那么就可以把零星的建設用地把它集約化利用，滿足城市化對建設用地的需要，同時又可以增加耕地。

　　新浪財經：您認為現在這一輪城鎮化給中國經濟帶來最大的釋放的經濟增長的點在什么地方？

　　鄭新立：就是城市化增加的需求，一個是投資的需求，每增加一個城市人口，需要的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就得十萬塊錢，那么一年一千萬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得增加一萬億，還不算其他公共服務的投資。第二個是擴大消費，現在城里人的消費跟農村人的消費要差四五倍，五六倍，他到城里以后商品性的支出多了，在農村的時候他是自給性的消費，自己弄個菜園子種點兒地自己吃，商品量很少，到城里以后商品需求增加了，就增加了市場的需求，種菜的人賣給他需求增加了，市場流通量增加了，經濟發展就起來了。所以，城市化一個可以增加投資需求，第二可以增加消費需求，使中國未來20年能夠保持持續增長的最重要的動力的源泉，本來我們這個城市化提出來大家都很振奮，但是現在進展有點兒慢，特別是我們有一些部門他們的思想認識還沒有統一到三中全會決定的精神上來，我覺得我們各個部門應當用三中全會決定的精神來統一自己的思想認識，而不是用自己傳統的思維模式去曲解，去理解三中全會決定精神，現在可能會出現中間梗阻，因為三中全會決定代表了我們黨中央改革的決心，我們企業和老百姓看了以后心里熱乎乎的，充滿了期待，但是由于一些部門的思想認識現在還跟三中全會決定有一定的距離，可能會延遲改革，我認為這個是主要危險。

　　新浪財經：您曾經作為中央智囊團很多年核心的人物，這種政策在傳達到下面的時候是否會有一定的阻礙呢？

　　鄭新立：主要是由于傳統的思維模式來理解決定的精神，有人講利益集團，有些不一定是利益集團，如果工作的時候這種辦法，我審批項目就是這么干的，現在要改變這種方式，他可能覺得不愿意改變。比如說決定提出允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中小的商業銀行，這句話講的明明白白，我們有關部門出臺的一些措施，設置了這樣的那樣的障礙，甚至在這個問題上跟國務院打太極拳，國務院明確決定要允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這種機構，它設置一個障礙，你發起設立行，必須有國有銀行的法人作為主發起單位，還要控股20%，后來國務院又出臺一個文件，由20%降為15%，這不是跟國務院打太極拳嗎？如果國務院的精神都不能落實，三中全會的決定不能落實，我們的改革就會受到阻礙，改革受到阻礙，我們發展的潛力就釋放不出來，經濟下行的壓力就難以遏制。所以，關鍵還在于改革，改革又在于我們各個部門要把不折不扣的落實三中全會決定精神擺在重要地位。

　　新浪財經：類似于這種政不出中南海或者是說上下級部門之間的溝通的一些重復出現的問題，您認為這種阻力真正核心是在什么地方？比如剛才五家商業銀行成立受到一定的門檻限制，阻力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呢？

　　鄭新立：中國這么大，搞了五家，你想中央三中全會決定精神沒有說五家，中央決定講的是允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中小商業銀行，五家大部分在沿海，中西部一個省幾千萬，上億人，連一個民辦銀行都分不著，這叫落實中央全會決定精神嗎？

　　新浪財經：我們再回到整個宏觀經濟調控上，中國經濟發展到現在，一季度是7.4%，這種速度相對國外來說，或者整個歐美經濟發達國家來說相對較高，您認為這種高速增長是否會同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所說的8%的20年增長速度？

　　鄭新立：我是贊成林毅夫的觀點，我在他之前就曾經提出過中國8%左右的速度可以保持到2030年，原因就是我們發展的潛力仍然存在，去年我們的人均GDP才6750美元，比全世界的平均水平還要低很多，全世界平均水平一萬多美元了，我們在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像發達國家人家人均五萬多美元了，是我們的七八倍，十來倍，再看看我們沿海地區，我們三十多年發展，也就是沿海地區現在進入了工業化已經比較成熟了，有的地方進入后工業化階段了，但是中部地區現在處在工業化的中期階段，再往西部一些省看看，處在工業化的初期階段，一半多的勞動力還在種地，那么在那兒看看中國發展的潛力很大，所以，如果把這種潛力釋放出來，我們保持20年的快速增長是有可能的，因為日本、韓國和我們臺灣省都做到了。根據日本、韓國和我們臺灣省的經驗，人均GDP在17000美元之前都屬于快速增長期，到17000美元之后才明顯下降，17000美元的時候城市化基本上實現了，城市化率達到70%，我計算我們到2030年人均GDP能夠達到17000美元，城市化率能夠達到70%左右，2030年之后可能我們速度才會明顯下降。

　　新浪財經：也就是現在還是得看政府的宏觀調控，同時您也會對整個中國經濟保持一個樂觀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