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曾經被時代隱去的企業家走向前臺，成為最重要的角色之一。然而，市場環境不成熟以及歷史留下的舊賬，造成了一種尷尬的企業生存狀態。在商場指點江山的他們，面對種種現實困境，不同程度都存在對中國現階段各方面經營環境的擔憂。這種擔憂以及環境桎梏，讓他們畏首畏尾，在企業發展的過程中，進退失據。

　　□ 策劃/本刊編輯部 □ 執行/本刊記者 白靈 安鐘汝 劉醒 □ 智慧支持/商界企業研究院

　　中國企業需要擺脫“干”環境

　　在一次采訪中，柳傳志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當時我們做電腦，要大量進口國外的元器件，和海關打交道很多，發現這是一個風險性很高的業務。因為那時海關的權力很大，想整你就整你，目的無非是謀取一些個人私利。一個典型的故事是1998年前后，廣東某地海關的關長刁難我們，怎么談都解決不了問題。最后他的上級領導被抓，他本人也逃跑了，事情才不了了之。就是這樣的貪腐官員，當初在我們面前一本正經地聲稱要把我們公司罰垮，真讓人心生恐懼。

　　2012年，中國企業家對經營環境的憂慮達到了頂點，與20年前不同，這次的憂慮，是社會風氣造成的，“有相當部分是因為‘仇富’情緒引起的。而這個‘富’實際是性質不同的。一種是勤勞、智慧致富，而另一種則是貪腐、官商勾結致富。有的人把這兩類混為一談，這使得正當經營的企業家感到憂慮”。

　　回顧過去十年，企業家是有壓力的，“壓力不僅僅是企業發展和經濟形勢，更為社會空氣的‘干燥’感到焦慮不安，企業家都擔心，如果這種社會空氣延續下去的話，就有可能發生更大的問題”。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曾經被時代隱去的企業家走向前臺，成為最重要的角色之一。但是，因為市場環境不成熟以及歷史留下的舊賬，造成了一種尷尬的企業生存狀態。在商場指點江山的他們，面對種種現實困境，不同程度都存在對中國現階段各方面經營環境的擔憂。這種擔憂以及環境桎梏，讓他們畏首畏尾，在企業發展中，進退失據。

　　回歸正常心態的路徑其實很簡單。現在國家尊重和支持企業家，希望發展企業，企業可以繳納更多的稅收，政府通過二次分配的方式提高社會福利，讓全體人民生活好起來。

　　經濟上，能夠形成正向循環，內需拉動成為國家發展經濟的一個長遠持久的動力。政治上，形成現代的治理結構，從制度上保證“依法治國”落到實處，人民財產權利和民主權利得到有效保障，企業家安心創業，不再為資產安全和人身安全擔憂。

　　一切理順了，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社會的歸社會，一種良性有序的環境自然就形成了。企業家也能回歸到一種正常的生態，去守法守紀老實本分地經營企業。

　　宏觀經濟困局：冬天來了，陣腳亂了

　　目前中國的酒店、餐飲行業無疑正在經歷一場寒冬，用一個民營企業老板的原話是：“我一直以為吃飯這個事，無論發生什么樣的事都不會受到影響，但是今年公款消費一抓，直接導致了很多酒店，尤其是高端酒店的倒閉”。

　　俗話說“和氣生財”，但最近一段時間，我們的企業家群體看上去正越來越郁悶。他們有的是因為投資不理性，栽了個大跟斗，成天“悶悶不樂”，更多的則是因為宏觀經濟、市場環境“衰退”，以致行業不景氣。

　　中國經濟形勢的復雜與微妙，正在刺激每一位企業家的神經。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2008年被稱之為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而2010年則被稱之為最復雜的一年。這一年世界經濟危機復蘇但面臨“二次探底”，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人民幣面臨持續的升值壓力；國內就業壓力仍然巨大，青年紛紛加入“考碗族”，房地產調控失靈，樓市泡沫繼續吹大，通貨膨脹日益惡化，銀行放貸空間大打折扣，利率環境變化不利于擴大企業融資規模。

　　據坊間消息，長三角40%的傳統制造型企業會在未來兩三年陸續倒閉。所以，比較悲觀的預測是，未來兩三年形勢都難以好轉。也因此，企業現在最關鍵的問題是生存，而不是發展，不要想著形勢好了如何的發展，而應該是想著怎么捱過這兩三年、活下去。

　　馬云[微博]有句名言：“今天很殘酷、明天也很殘酷，后天會很美好，但是許多企業死在了明天晚上”。如何挺過明天晚上，是當天殘酷的經濟環境下，傳統制造型企業老板們思考的問題。

　　還有兩個傳奇企業家說過幾乎相同的話，大意是：“我每天都在思考經濟環境不好時、公司技術落后時、公司人才匱乏時……公司該怎么生活下去”，這是企業家與生俱來的憂患意識。而說這話的兩位企業家，一位是華為的任正非，另一位是李嘉誠。

　　李嘉誠甚至說，金融危機、次貸危機、亞洲金融危機、歐債危機等都在他的預料之中。他在這些危機來臨之前就想到了應對之策，所以他的企業受這些危機的影響都在可控范圍內，以至于熬到春天的來臨。

　　然而，中小企業的企業主對宏觀經濟的判斷要明顯比大型企業的企業家悲觀。2012年，有一項專門針對長三角的企業調查顯示，35%的中小企業老總認為，當前經濟發展政策對本企業不利，這一數字比大型企業(17.6%)高出17.4個百分點。

　　中小企業主并沒有李嘉誠的遠見卓識，對宏觀經濟走勢更是一無所知，他們如傳統的農民一樣，看天吃飯，宏觀經濟對他們來說，是絕對不可抗拒力。

　　面對不可抗拒力，他們要么選擇關閉，要么被動堅守。

　　浙江有一家非常優秀的企業，去年開始，基本上處于虧損狀態，舉步維艱。還是在他人的幫助下，從銀行貸來款，艱難度日，用老板的話講，更糟糕的情況是：“現在100元買的東西，轉個圈圈后，變成了90元”。

　　為什么不停產？如果停產，再恢復生產后將面臨兩大難題：其一，招不到工人，本身現在招工就越來越難，如果緊急、大批量招工，不現實；其二，會流失很大一批客戶，因為這家企業是為客戶提供原材料的，停產后，客戶只得更換供應商，但是當企業恢復生產，更換供應商的客戶不可能馬上回來。

　　基于這兩個原因，公司既沒有裁員，也沒有減產，而是按原計劃繼續生產，繼續這種虧損狀態。這個企業家非常難捱，三個月之間，蒼老了很多，甚至能見到白頭發了，他說他的期望是再過半年形勢會好起來，所以虧也扛著。

　　冬天可能剛開始

　　不好的消息是，2014年已經過去將近一半時間，但中國經濟仍沒有從下行軌跡中擺脫出來。據財政部發布的數據顯示，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營業總收入增幅在進入2014年以來，出現了連續五個月的下降態勢。

　　據統計，今年1~5月，國有企業累計實現營業總收入188313億元，同比增長5.3%。其中中央企業115265.2億元，同比增長4.3%。地方國有企業73047.8億元，同比增長6.9%。從單月增幅來看，今年1月至5月國企總收入出現了階梯式的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國企相對增速和上月一樣，表現繼續好于央企。

　　與總收入下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企實現利潤和應交稅金增幅繼續上升，地方國有企業利潤今年以來連續兩月實現正增長。1~5月，國有企業累計實現利潤總額9425.9億元，同比增長6.9%。應交稅金15499.6億元，同比增長5.7%。

　　根據財政部披露，截至5月末，國有企業資產總額957304.9億元，同比增長11.3%；負債總額624456.7億元，同比增長11.7%；資產和負債均呈現大幅增長。

　　作為中國經濟的主導力量，中國國有企業收入增速出現連續5個月下滑，反射出中國經濟面臨的復雜形勢超過預期。尤其是在國企中占比較高的電力、煤炭、水泥、鋼鐵、有色金屬等行業持續低迷的狀態，加大了中國經濟復蘇難度。

　　中國經濟下滑的原因被指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外部環境仍然復雜嚴峻，世界經濟的復蘇比預期的要差，對中國的出口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此前發布的外貿數據顯示出口增速不如預期。二是中國正處在“三期”疊加階段，即經濟增速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是必須要付出一定代價的。三是政府主動調控的結果，加大了淘汰落后產能的力度，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

　　從數據上看，中國的經濟，確實是很不樂觀。

　　如何穩住陣腳

　　著名經濟學家許小年[微博]一直在強調的一個觀點，就是目前經濟數據的走弱、增長速度的下行，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周期現象，而是一種結構性的衰退，跟大多數經濟家理解周期性衰退不一樣。

　　周期性衰退，跟冬天到了得了感冒一樣，過段時間就好了。但是結構性衰退，是內部得了炎癥，如果不動手術，光吃藥是好不了的。他提出的“手術”，主要包括6個方面：

　　1.市場化行業重組，收購與兼并，消除過剩產能；

　　2.提高行業集中度和利潤率，不僅關系企業的生存，而且是向研發創新轉型的基礎；

　　3.不應鼓勵國企的并購，國企歷來廉價資金供應，不計成本和收益，最大化規模和就業而非效率；

　　4.實質性減稅，避免企業的大規模停工和倒閉；

　　5.大力發展電訊、金融、醫療衛生、媒體娛樂等服務業；

　　6.國企撤出競爭性行業。

　　除去政策因素，企業要活下去，也要自己轉型。中國的民營企業，正面臨痛苦的轉型期，這就是：從之前的低成本擴張、搶占市場，到現在在一個飽和的市場上，如何擴大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企業無法避免面對經濟的上上下下，也無法避免一定會面臨風風雨雨。歸根結底要以一個平和的心態去面對，堅持把自己的企業做好，少聽一點“天氣預報”。一個好的企業，應該在經濟向上時作好準備，最關鍵是在冬天要活下去。最可怕的是，春天到了，你不在了。

　　危機困局：危機來了，隊伍亂了

　　“員工明哲保身，但求無過，缺乏主動性、積極性，很官僚，搞得民企不像民企，國企不是國企。”內耗嚴重、相互抱怨、情緒負面……當企業基本面向好時，可能一切順風順水，但一旦企業遭遇外部壓力或者瓶頸，各種各樣的內部管理問題便紛至沓來。

　　號稱中國休閑男裝第一價值品牌的勁霸男裝在2012年的服裝業寒流中沒能獨善其身。而本來是行業的困局，最后浸入企業內部，造成巨大的管理危機。網絡上流傳著一份勁霸男裝董事長洪肇明“致員工的一封信”，則透露出這個“專注夾克”的品牌在遭受“有史以來最嚴重下滑”時暴露出的企業內環境病變。

　　勁霸董事長的一封信

　　我的心情很沉重，這樣的沉重延續了將近一年時間。訂貨會上，我與三千名經銷商、加盟商合作伙伴們進行一年一度的工作溝通。今天，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

　　我們勁霸遭遇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市場下滑，這只是我心情沉重的次要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我這一年來看到、聽到、經歷的工作中管理中的種種問題、現象和行為，讓我不斷地意識到：勁霸目前存在的內部管理和工作作風問題，已經遠遠超過了市場給我們的打擊。而一個企業的毀滅，外部市場環境只是誘因，真正的核心是內部的問題導致。正像我們知道的，天氣寒冷凍死的都是老弱病殘，因為他們的體質抵御不了寒冷；而所有癌癥的產生都是源自于自身細胞的病變。目前我們自身的病變已經顯現，外部環境只是加重了這種病變的危害，再不面對我們自身的問題，成就偉大企業的愿景可能真的就變成了夢想，不能實現的夢想；我們的價值觀也僅僅成為一個掛在墻上的口號。

　　我看到我們的內部，一些人關心企業福利、工作環境居多，為一個水果、一瓶酸奶、一趟班車津津樂道，卻鮮有人關心工作績效工作成果；為加班費、下雨是否放假、假期什么時間休息而議論不休，卻很少探討如何改良自己的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議。談到工作，基本在抱怨其他的部門和同事；談到工作中的不順暢、溝通中的障礙，語言激烈、情緒負面。加班一個小時就要義正言辭地索要加班費，一些不合格的員工不惜用泡病假來對待工作、對待公司制度。這不是成就一個偉大企業的文化價值觀，更不是能夠抵御市場不同環境、眾志成城邁向未來的工作文化！

　　我們為終端提供POP，有三大系統合作完成。本應齊心協力協作完成的這項很簡單的工作，卻因為責任心和職業操守而導致延誤，更荒謬的是，各個系統、部門明知出現延誤會影響終端店鋪的表現，不是迅速解決問題而是一再推諉、互相指責，溝通會議開了無數次，依舊無法推進工作，一位經理級員工居然說：“讓我縮短時間，質量出了問題我不負責”。在這樣的緊急事件處理中，計算時間居然把周末、節假日扣除。這就是我們“勇于承擔”的價值觀的反面典型。這件事情最終不得不開全體高管會議進行裁定；我們的三大業務系統本應是互相支撐、相輔相成的鐵三角，產供與商品，卻不斷因為本位的工作心態和簡單的KPI導向，造成很多環節的低效溝通、反復推脫、互相責怪，為一件小事情居然郵件來回幾十次而最后仍然讓工作停頓，直至要最高層出面調停；我們的供應鏈貨期項目進行了一年，目標是為了縮短供應周期、按照市場需求準時交貨，而結果是什么？結果是每一個與貨期有關的部門都給自己留了更多的時間，計算出來有些產品的加工周期長達半年以上。至今為止我們有很多交貨的延誤。這就是我們站在消費者、客戶角度的工作導向？我認為這是為了所謂的KPI，損害公司利益的瀆職行為。

　　亂上加亂

　　而通過勁霸董事長的這封信，我們也不難看出處在內外亂局中企業主的普遍心態，往往是將全部責任歸咎于員工，寄希望于員工的“道德自覺”。這種思維，往往亂上加亂。

　　一個典型的內部危機管理失誤案例是，普華永道公布調薪標準引發的危機，這是一個由內部問題引發的公關危機，同時也由于內部管理的失誤增加了危機的危害程度。

　　調薪標準公布后，員工的失望和憤怒情緒開始在該公司北京辦事處上空彌漫，與資方談判，迫使資方提高工資的計劃在醞釀之中。危機之初，北京辦事處上百名員工秘密召開爭取權益的“北京分會會議”，他們選出代表統一談判計劃，并建議組成數個“組”，與人力資源部門交涉。北京辦的行動得到上海、深圳等辦事處的響應。同時，普華永道上海辦的運動也在孕育之中。隨后國內媒體對普華永道員工“怠工”事件進行了報道，并紛紛對公司提出質疑。

　　此次事件也是普華永道進入中國市場十余年間，第一次遇到如此大規模的勞資糾紛。危機持續近一月，普華永道公司高層才做出兩項針對加班工資的“讓步”措施：第一，每月加班時間的頭36小時將被相應支付工資，超出36小時之外的加班時間將不被直接支付工資，轉作休假時間；第二，財年年終分紅提前下發。

　　該起公關危機由普華永道勞資糾紛處理不當所致。高強度工作的同時，出臺了引起員工不滿的薪資標準，導致了員工消極怠工，并醞釀罷工，這一切其實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而媒體的介入更使這場危機大白于天下，增加了危機的危害程度。

　　依據危機管理的原則，公關危機存在著潛伏期、爆發期和恢復重建期三個時期。此次員工“怠工”事件其實已經有了相當的征兆，但普華永道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也沒有制定相應的“危機預警”體系，更沒有主動與員工進行很好的溝通，以避免此次危機的爆發。如果普華永道在危機的潛伏期與員工進行了很好的溝通，在危機的發生期積極主動地處理危機的話，遠比在危機蔓延后再采取補救措施輕松得多。普華永道內部的危機反應管理系統上存在嚴重的漏洞：公司員工沒有征得批準，就可以隨便接受記者的采訪；公司在員工“怠工”事件發生后，任其蔓延，直到嚴重地影響到公司業務，才開始跟員工進行談判；疏于和媒體與公眾進行有效的溝通，使危機蔓延。

　　內部危機管理方式

　　每個員工都是企業的支撐點、螺絲釘，正是由他們組成了企業的體系。企業員工與企業的客戶一樣，他們也是潛在的企業財富。危機管理的第一步，就應該從企業內部開始。

　　1.樹立全員危機管理意識。企業在日常工作中就讓員工明白危機公關對于企業的重要性，并告知他們如何掌握必要的公關技巧，如何與企業融為一體。鼓勵員工就企業的一些行為和事務發表認為必要的見解和主張。

　　2.危機發生時，及時告知員工企業究竟發生了什么危機。在一個企業，保持信息的暢通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當在危機發生的時候，更應該告知員工，企業目前到底面臨什么樣的危機，會對企業產生怎么樣的影響，競爭對手可能會趁機給我們什么樣的打擊。

　　3.危機中明確告訴員工該怎么做。當危機來臨的時候，企業內部的思想和步調必須保持統一，是不能夠有不同聲音出現的。因此，生產該怎么繼續，外界咨詢該怎么回答，著裝和神態該如何表現等，都應該有個標準。

　　通過企業內部溝通，至少可以激發員工對企業處境的同情，并通過危機增強企業的責任感，還可以有效避免不真實、不完整的謠言和猜測由內向外傳播，保持企業的有效運轉，使員工不因猜測而疏于日常的工作，減少危機的破壞程度，并且通過危機展示企業抗擊風險、堅強不屈的形象。

　　創維[微博]“黃宏生”被拘案例中的企業內部危機管理，可以說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管理事件。創維的這次危機來得很突然、很意外，但創維上下的反應、決策卻很及時、很成功。應當可以看作內部危機管理的一個范例。毫無疑問，創維危機管理的成功與其自身擁有一套危機應急機制及相關人員的危機管理意識密不可分。黃宏生一被拘，創維就立刻決定整個過程要向外界保持透明，在網上報道出現后3個小時，即向相關網站證實新聞的真實性，不遮掩和隱瞞。同時，創維集團高層集體亮相也再次體現出創維內部應對機制的及時和主動。“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應對危機管理最好的辦法是在內部建立有效的應急機制，只有這樣才是企業危機管理的根本之道，企業才不會方寸大亂。

　　防患于未然，把危機消滅在萌芽之中，是危機管理的真諦。對于企業家來說，企業危機的內部管理是一個最基礎的課，很多企業家需要好好地去補一下。

　　政策困局：風來了，心亂了

　　在一次被問到“你最擔憂什么”這個問題時，新首富王健林一改平素硬朗強勢的作風，這位深諳“富貴險中求”的企業家低著頭思忖了會兒，輕嘆了口氣，破天荒地以“哎呀”這個語氣詞開場作答，“最希望國家安全、政治安全、經濟環境要安全”。

　　再被追問，“馬云前些日子說，打敗你的可能不是技術，而是一份文件。你最害怕什么樣的文件？”他竟然又用了“哎呀”這個詞，“作為民營企業，可能我和馬云的擔心的都是一樣。我希望文件越少越好，或者說文件要多，多的都是更進一步開放的文件，不希望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就怕這個。”

　　——這或許是民營企業共同的擔憂，王健林也不例外。

　　風向哪里吹？

　　近年來，政府各個部門對經濟活動的調控越來越頻繁。然而，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提高了未來的不確定性，這讓很多民營企業家們疲于應對，甚至感到不安。有調查顯示，近八成(77.6%)企業家認為國家政策變動對其企業的影響程度較大，其中有24.3%的企業家認為“非常大”。

　　而對于國家大力調控的房地產行業，其受政策影響的程度更大。調查的21位房地產企業老總中，有19位表示政策變動對其企業影響大，比例高達90.4%。其中9位認為“影響比較大”，10位認為“影響非常大”。

　　此次調查發現，很多企業家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即在經濟環境、政策環境、法律環境、輿論環境和市場環境中，目前民營企業在中國面臨的最大的挑戰還是政策方面的問題。

　　為了避免政策風險，中國企業家需要花費很多精力去研究文件。而這，竟然成為企業的一種“本領”。浙江省工商局長鄭宇民曾總結說到，浙商的成功經驗是：一、聽黨的話，二、按市場規律走。他講了一個故事：領導到魯冠球企業視察，問魯冠球需要什么。魯冠球說，我不要政策，不要項目，不要資金，我只要看文件。從此省委機要室多了一個省廳單位送文件的部門，而魯冠球就多一個閱讀紅頭文件的權利。

　　以上提到這位將浙商看成自己人、被網友譽為最給力的工商局長，卻一再倡導在民營企業內建立黨支部，他認為，“浙江民營企業建立黨支部起到的是眼睛的作用，幫助民營企業看準方向。在中國這樣的政治經濟體制下，把握不住政策動向，就像盲人。” 可見，在中國當前環境下，這是民營企業的不得不學會的生存哲學。

　　但是，企業每一個行為都要成本，常常出現的情況是，企業剛剛吃透一個文件，大張旗鼓按照文件精神做事情時，另一個文件又來了。從一個風險中走出來，很可能就是在走向另一個風險。

　　對政策的不確定性，造成了一些企業家畏首畏尾。一位教育領域民營企業董事長在訪談中如是說，“前兩天有個基金要投我們，其實教育機構上市也挺多的，我主要還是不太想干。我這幾年非常矛盾，是撤還是繼續干？繼續干的話，你就非常艱難。一個是(政策)風險非常大，一有任何風吹草動就沒有你什么事了。另外，我們這個機構組織，無論是經營的風險，還是財務的風險，或者是意外事件這種風險的話，都有可能是滅頂之災。”

　　驚弓之鳥

　　面對以上困局，中國企業家非常渴望各種政策趨于明朗。但是因為曾經變數太多，即便面對晨曦，他們依然不敢昂首闊步。

　　從整體上來看，當前中國的宏觀政策在逐步趨于明朗，且向著企業家們的所期望的方向發展，比如強調市場、政府轉變職能。

　　比如，自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強調“加快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自此，國企民企融合成為新一輪國資國企改革重頭戲。

　　作為混合所有制是國企新的改革方向和路徑，在企業家的反應來看，它卻并未“俘獲”民營企業家們的“芳心”。

　　在前不久召開的博鰲亞洲論壇上，在作為論壇板塊之一的“放松管制與民企機遇”討論會現場調查顯示，對于目前的政策和改革有近七成企業家持“不確定”和“觀望”態度。另外，超九成的民營企業家擔心，進入壟斷行業后沒有話語權，或開放行業利潤太低。民營企業家們也不認為其參與壟斷行業的最佳時機已經到來，一半多企業家選擇“暫不進入，等待制度明朗”，這凸顯了他們在面對市場大蛋糕的絕對誘惑時的矛盾心態。

　　民營企業家為何對參與國企改革缺乏熱情？

　　上述現場調查其實揭示了部分答案。三中全會對國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部署只是一種原則表述和框架性的制度設計，還缺乏相關的法律和制度設計，以及具體方案和措施。在沒有這個東西出來給民企吃“定心丸”前，一個現實的問題是，作為小股東，民企很怕進入壟斷行業之后還會按照國企原有的規則來運行，這必然會使民企的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除此外，民企過去受到的不公正對待至今讓企業家們心有余悸。

　　無論從現實還是歷史來看，中國國有企業改革要達到目的，關鍵在于政企分離。混合所有制經濟是未來發展的方向，但前提條件是國有企業要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權力分開，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如果不分開，民營企業就會陷入被動局面。權力在國有企業手上，哪怕企業只有1%的股份，但因為它代表的是政府，所以，從道德上就顯示出優勢，在中國這種大環境下，對民營企業家會形成一種道德上的壓力，這還不論很多國企讓民營企業進來，就是為他們承擔負債，企業還是由國資和政府控制。

　　要激發民營企業家參與國企改革的熱情，使混合所有制取得最終成功，國家必須高度重視企業家們的擔憂，并有針對性地提出改善方案，不能讓民企再次成為“陪葬品”，打擊他們的信心。

　　如何破解不確定的未來

　　據零點研究咨詢集團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在融資難、人工成本上升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之下，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總指數得分僅過及格線(62.5分)，并且民營企業家的安全感自評得分也僅為6.09分(10分制)。

　　在調查中，部分企業家表示對“政策波動帶來的不確定感”和“人身和財產安全沒有保障”擔憂，這也是當前促使許多企業家移民的主要原因。姑且勿論這些焦慮有否必要，但企業家的這些擔憂需要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以對人身和財產安全的擔憂為例，盡管我國從《物權法》等多個層面在不斷完善對私人財產、企業合法權益等方面的保護，但曾成杰、吳英、蘭世立等人的遭遇，在暴露我們在這方面做得仍然不到位的同時，也加重了企業家們的擔憂。因此，如何消除企業家的不安全感、重塑商業安全邊界，也是一個亟待解決的課題。

　　其實，中央政府一直在不斷地強調要堅定不移地加大改革開放的力度，激活民間資本創富的活力。這表明了政策上肯定不會走回頭路，反而透露出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具有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我們已經不斷地通過簡政放權、打破壟斷等層面的努力，為民營企業的發展創造更為有利的環境，但要消除廣大企業家的憂慮委實還需下更大的功夫。尤其是要從制度層面入手，進一步打破困擾企業發展的融資、準入等方面的“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使各企業群體能夠公平地享用各種資源，同時要從法制層面加大對產權的保護，讓企業家能夠安心地去做大做強企業。

　　上市困局：資本有了，方向亂了

　　毫無疑問，中國民營企業融資渠道狹窄。在英美國家，公司融資主要來自于資本市場，銀行是次要的融資渠道；但在中國，金融系統由銀行主導，民營企業在融資上常常受到歧視。在這種背景下，民營企業想得到更多的融資機會，只好想辦法上市，或者入股金融機構來解決融資問題。而這只是企業上市的目的之一。除了資金困局以外，民營企業也一直希望通過上市擺脫身份困境。

　　一為真金白銀，二為話語資本。上市道路上，中國民營企業可謂絡繹不絕。但是，在追求兩種資本的同時，往往企業又被資本綁架，企業既定發展戰略被打亂。

　　非商業因素

　　《海底撈你學不會》的作者、北大教授黃鐵鷹被認為是最了解海底撈創始人張勇的外人之一，他曾和張勇有一段對話——

　　有一次黃鐵鷹同張勇討論上市問題，問他：“海底撈既然不缺錢，為什么還要上市？”

　　張勇說：“上市可以促進公司正規化。”

　　“這一定是想幫你上市的財務顧問說的吧？公司真要正規化，不一定非要上市。我知道餐飲生意現金收入多，因此餐飲行業瞞稅很普遍。可是如果你不想瞞稅，不需要用上市來逼自己呀。這等于一個人為了不犯罪，非要住進監獄里一樣。”

　　張勇說了實話，他總有一種無形的恐懼。其實，當海底撈開始走向全國時，張勇的焦慮感就越來越強烈。

　　他心底更深的焦慮來自非商業因素，“我們海底撈是一個平民公司，沒有任何根基，沒有任何背景；現在做這么大，而且會越來越大。生意越大，麻煩越多；如果我們是上市公司，碰到惹不起的人和麻煩，可能就多一層保護，至少上市公司的地位和社會股東也會幫幫我們。”從外因上說，錯過了“時間窗口”，等領導改了主意，以后想上市也不一定能上了。

　　企業價值之“錨”

　　國外研究顯示，職業經理人可能會因短期業績要求而過度投資高風險項目，而企業的直接所有者則普遍采用長線的投資策略，因而能更好渡過經濟危機時期；而且，私人企業在危機期間提高債務水平，表明當金融機構收緊信貸資源時，他們比公眾企業有更多的融資渠道。

　　對于許多個人擁有的企業而言，企業價值包括家族財富、價值觀、品牌等等，企業的興衰決定著企業價值的存續，所以戰略就往往會傾向于保守。上市公司要考慮股東的利益，而在非上市企業內，員工可能是幾代人都跟隨創始人及其家族工作，像家庭一樣相處，企業自然就不會輕易隨經濟形勢而做出裁員決定。

　　基業長青的企業會讓利給利益相關者，更關注良好的長期合作關系，因此他們的短期利益不一定是最大化的。在這樣的企業中，企業本身的價值就像錨，指引著企業的管理模式。

　　然而，在中國大部分民營企業，這種錨還未形成。這些企業在戰略上則呈現出與西方企業迥然不同的特征：從礦產到房地產，再到金融、小貸，他們跟風投資，呈現出“羊群效應”。這與宏觀環境的不確定性有一定關系。企業在產權保護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他們沒有太多動力去考慮五年、十年的規劃。

　　之所以在中國，許多非上市企業也出現這種短期導向的戰略導向，也是因為企業主在戰略選擇上充滿機會主義。

　　有待改善的融資環境

　　私人企業引入公眾投資者之后，可能會存在大股東、小股東利益的沖突；在這個時候企業需要轉變觀念，上市公司與完全的私人企業不同，應當尊重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國內存在很多大股東侵害小股東利益，母公司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事件；但小股東利益受損，就會影響上市公司的價值，影響企業的品牌和聲譽。

　　中國目前的金融市場發展很不完善，政府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的情況時有發生，這也使得股市的發展很不理性。證監會[微博]應該去確立規則，應該去監管內部交易，監管報表的真實性等等，但企業是否愿意上市，以何種價格發售股票則應當讓企業和市場來做決定。股票的價格由投資者的判斷和企業價值決定，政府無謂的干涉反而會使得股民對政府形成依賴，減少對股市應有風險的估計，認為炒股出了問題可以去證監會游行來解套。

　　政商困局：關系妥了，心態亂了

　　自古以來，中國商人對“政治”及其代表的權力都表現出一種愛恨交加的復雜心態。他們通過與權力的默契和交換來獲得財富，但他們難以獲得與自己的財富相匹配的權力，朱元璋可以憑一道圣旨就收走沈萬三的聚寶盆，這個充滿隱喻的傳說始終困擾著中國商人對財富所有權乃至個人命運的判斷。但為了保護其獲得的財富，又不得不維持這種關系，于是，在特有的政商環境中，“官商勾結”的負面輿論便出現了，企業家形成了新的原罪，在搞定政商關系的同時，也失去了人們對商人階層的好感與信任。在這種次生環境中，他們更加沒有安全感。

　　走關系

　　一位河南房地產公司的董事長說：“一路走來最困難的問題就是，我們跟政府官員思想意識不一樣。所以企業要發展，就必須要處理好官商關系。其一，首要是不對抗，避免成為犧牲品。其二，是要依靠，但不要依賴。其三，是掌握平衡術，掌握這些宏觀的動向，提前行動。絕對不能搞對抗型，適時進行交易，絕不叫板。”

　　這位同時兼任地方政協委員的房地產老總坦承：“中國的企業家沒有地位，所以企業家們為了爭取地位，拼命地擠進人大和政協，希望聽到自己的聲音。我感到走進一些這樣能夠聽到我們聲音的機關，為什么期望進到這些機關，其實就是為了一個關系，這種關系干什么呢？就是為了促進企業的發展。”

　　一位紙業集團董事長認為：“最上面的政策，往往是比較宏觀、籠統，但下面在執行的時候，會有很大的變通性。這就導致在執行這個環節上，會有很多問題的出現。企業家在辦一件事情的時候，不管有多么大的社會價值和意義，不管可以給社會創造多少利潤，有時候還會被政府里的一個小科長給難住了。所以，政策執行過程中會有很多情況，得花費我們比較多的時間和精力去處理這些事情。”

　　本來是在既定環境中企業的無奈選擇，卻往往被套上“官商勾結”的帽子，甚至存在法律風險。有人調侃說“中國企業家不是在監獄，就是在通往監獄的路上”。這種說法略顯夸張，但中國企業家面臨的環境之復雜亦可見一斑。曾因“非法集資”罪名入獄的企業家孫大午最近總結了“中國生意人的十宗罪”，他認為，這些罪名成為了中國企業家階層的“新原罪”，一不小心就可能因此身陷囹圄。一位企業家曾憂慮地說：“中國監管企業的部門太多了，我總是提心吊膽，不知道什么時候，哪個部門會以什么理由來把我憑本事干的一番事業給毀了。”

　　被關系污染的人品

　　有了“官商勾結”的社會印象，中國企業家往往被公眾嚴密監視，一不小心，就會被輿論打入冷宮。

　　對于社會公眾曾經掀起的對企業家“原罪”問題的討伐，以及公眾普遍對企業家“為富不仁”的認識，有近七成(68.1%)企業家表示對其本人有實際影響。但在其他的企業家中，有兩成(19.0%)企業家承認，社會這一輿論環境已經令其感到一定的道德壓力，另外15.7%企業家認為這有損其本人和企業家群體的形象。此外，2.9%的企業家表示社會輿論環境已經對其平時工作和生活造成影響。總體來看，公眾的道德“討伐”對企業家產生影響的比例達37.6%。

　　此次調查中，研究人員經常聽到企業家的抱怨，對于公眾對他們的看法，他們也常常感到無奈。在他們看來，一個出色的企業家比一般的勞動者所承擔的風險要多得多，承擔的壓力也要大得多，他們應該得到社會的尊重。現在不僅得不到尊重，而且連起碼的理解都沒有。

　　調查發現，針對民營企業家的“原罪”問題，企業家的一些觀點是，第一，“原罪”問題的發生，很多情況是基于當時不規范的制度，許多當初創業的人只是鉆了不完善制度的空子，不能只歸咎于企業家；第二，“原罪”也分為輕重，偷稅漏稅和殺人放火性質的原罪是不一樣的，應該區別對待；第三，應該區別不良民營企業家和整體民營企業家，不能以片面概括整體。

　　而對于公眾常持有的“為富不仁”、“仇富”等心態，企業家們表示感到很無奈。他們覺得，一方面公眾沒有看到作為富人階層的民營企業家是用其冒險、創新和努力換來的回報，沒有看到企業家為社會做出貢獻的價值；另一方面他們也承認確實有些民營企業家有暴發戶心態、不顧道德法律、官商勾結、生活腐化，在社會上樹立了不良形象。但是，他們認為公眾和媒體應該認識到，不能一葉障目，不見森林。

　　給企業家安全感

　　政治支持、公眾尊重、法治保障，這是企業家安全感的三大基石。然而現實的情況卻是：對民營經濟的支持長期停留在文件上無法貫徹；各種各樣的“事件”使得法治保障成為空談；官方的曖昧，導致民間“打土豪分田地”心理不斷深化。

　　在剛剛過去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有較多對于國企改革的論述，并提出發展混合所有制的企業形式。事實上，所謂的“混合所有制”并不是新鮮的事物。十五屆四中全會公告里面曾提及：“除了極少數要有國家壟斷經營的企業外，都要實行股權多元化”。股權多元化就是混合所有制。此次之所以“舊事重提”，則是因為十五次代表大會之后，“國進民退”成為很長一段時間里的發展趨勢，上述改革并無貫徹實施。

　　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提到了獨立審判，但是卻不愿意觸及和反思許多企業家爭議事件的問題，沒有明確地把這些事件理清楚，沒反思什么是對、什么是錯。這樣處理的方式就是錯了就錯了，偷偷地改掉，但偷偷地改革是不行的。一些老百姓“打土豪分田地”的心理沒有變，如果不把這個心理扭轉過來，就沒有辦法消除企業家恐懼。

　　問題是，如果沒有真正的法治完善作為配套設施，企業家無法真正“放心”。

　　當下，中央已經成立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繼續加強改革的權威性，這無疑為生活在不安全感中的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家們注入一劑強心劑。然而，也有分析指出，新一輪的改革是一種集權式的改革，因此需要提防改革過程中權力可能會被濫用。

　　在吳敬璉看來，這個問題需要辯證來看——

　　首先，改革必然會觸動現存的利益格局，它需要一個權威。比如俄羅斯的體改委主任曾說，他們制定了很多不同的計劃，結果都是白說了，根本出不了克里姆林宮的門。

　　然而，為經濟改革強化權威，與政治改革的目標又是不同的。把什么事都集中在黨中央，跟鄧小平政治改革的第一條就有矛盾的，也就是黨政分開。

　　改革措施要執行下去，確實需要很大的權威，強化權威又與政治改革目標相矛盾，怎么辦？吳敬璉認為，或許只有在強化法治的基礎上樹立權威的政府，才能為改革地順利進行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道德困局：道德有了，戰略亂了

　　或許是中國傳統觀念根深蒂固的原因，直到今天，人們審視商人的時候總是有一種防備心理，對商人群體道德素養始終懷有一種不信任的態度。加上商業本身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天性和社會主義體制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天然錯位，使中國商人的倫理地位處于一種極為尷尬的境地。

　　近年來，食品安全、民營醫療、集資等負面事件頻發，市場與倫理形成尖銳的沖突，企業家行走在市場與倫理的斷裂帶，即便是小心翼翼，也總是擔心不經意踩到火山口，身敗名裂。而人們對企業家的道德要求，甚至已經影響到企業戰略，偏離市場。

　　被倫理偷窺

　　艷照門、強拍門、詐捐門、捉奸門……近年來，各種門“洞開”，個人隱私隨時可以被門外的人偷窺，以至于舉手投足小心翼翼。企業同樣存在“門”的憂慮。

　　汶川地震，萬科捐款200萬元，引發網友的質疑、不滿、嘲諷、謾罵，由此，萬科也卷入一扇門——萬科門。而似乎從此以后，萬科的社會責任也成為人們緊盯的一扇門，以至于企業管理都會受到社會“監督”。

　　萬科的定位是社會資源整合者：自己不建造，總承包商800多家；自己不設計，項目設計從多家方案中優選；自己不供貨，48%集中采購，約有5700個集中采購供應商。既然定位是一個資源整合者，萬科便擔負起各個資源源頭的“管理”，2012年，有一個安信地板[微博]的甲醛超標的爆炸性新聞，而安信又是萬科的主要供貨商之一。

　　問題出現以后，萬科可謂神經緊繃。在第一時間通過微博發布了公告，隨后萬科遞交了很多批地板去檢查，其中只有一批出現不合格的情況。最后整個事情擺了一個烏龍，實際上并不存在質量問題。但因為這次事件，萬科帶動所有的地板供應商加入了GFTN(全球森林貿易網絡)，加入這個網絡之后，包括供貨商使用哪里的原材料，都已經開始用WWF(世界自然基金會)的標準來進行評價。作為一家企業，卻擔負起了管理一個下游行業的責任。

　　傳統的看法認為，企業有很高的道德水平和良知覺悟就可以做好企業社會責任，就會去捐款行善，做好質量監督。其實不然，企業社會責任，并不是企業道德水平的高低，而應是企業能力的體現。企業的核心社會責任是為社會提供優秀的產品和服務，然后才是滿足環境的、社會的責任。

　　萬科作為國內知名房地產企業，有財力和資源梳理各種利益關系，但是試想一下，若換作一家經營困難的企業，他如何去實現公共給予的責任期待？

　　這種責任壓力放在他們身上，就成為一種“道德苛求”。當企業都在忠心耿耿地追逐利潤的時候，我們這個倡導私有制神圣、市場萬能的社會卻要把社會責任的光環硬加載于企業的頭上，實際上是對其企業的一種持續偷窺。

　　被道德綁架

　　比被“偷窺”更加粗暴的干涉，是被倫理綁架，從而使企業發展陷入停滯，阻斷企業既定的發展道路。

　　2011年，從事活熊取膽的福建藥企“歸真堂[微博]”謀求在國內創業板上市。消息一出，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立刻引起環保組織和廣大網友的口誅筆伐。環保組織和廣大網友認為這家企業以活熊取膽為主業，是一個殘忍而不必要的行業，損害了公共利益，不應獲得上市批準。而歸真堂則辯稱，企業擁有相應的合法資質，且養殖熊反而能更好地保護熊。盡管做了很多危機處理，但其上市計劃最后依然流產。

　　2012年，一本以悲慘曲折的愛情故事，以及名人軼事等內容與精英文化形成對壘的“平民雜志”，多年穩居國內期刊發行量第一、世界第五位置，其主辦機構湖北知音傳媒計劃上市。知音傳媒上市的號角一吹響，立刻引起一片嘩然。也有人稱，該雜志數十年如一日專注炮制情節老套惡俗、標題狗血煽情的“癡情女與負心漢”的故事。所以有人認為該刊上市，會影響中國媒體的聲譽。媒體和大眾再次“用道德綁架了上市”。

　　關于“道德”與“市場”的爭議，讓人們不得不反思，企業能否上市，究竟應該在審批程序上評判，還是在道德阻擊的口水里沉浮？

　　很多反對歸真堂、知音傳媒上市的人士，其核心觀點就是資本市場是一片凈土，上市公司應該成為所有企業的“道德楷模”。然而，資本市場是中性的概念，只是幫助企業實現經濟目的。人們在講企業的道德問題時，往往把道德當作一種社會責任，尤其是擬上市的公司，更應該具有社會責任感，更應講道德。但這僅僅是期望，而不是必須履行的規定。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履行道德承諾的基礎，第一是自身能夠很好地生存發展，第二是自己有這種覺悟。社會責任不是法定義務，只能由企業主動承擔，不能由公眾強加。一家公司能不能扛起社會責任，外力始終只是外力而已，最終還是要靠企業的自我覺悟。

　　但是，人們始終擺脫不了一種擔憂，認為高度的市場化很容易將市場拖進道德的深淵。可事實并非如此。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中，商家的機會主義行為并不是很嚴重。究其原因，是這些國家有一套嚴格的約束商家行為的制度安排，包括成文的法律制度、行政規章和不成文的風俗習慣等。在這些國家，商家采取機會主義行為一旦被發現，定會受到嚴厲的懲罰，付出高昂的代價，在經濟上是不劃算的。

　　相信通過全社會的不懈探索，經濟行為終將能夠真正做到“市場的歸市場，道德的歸道德”。

　　尊重市場就是尊重倫理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是對于什么是市場經濟，真正如何理解市場經濟，很多民眾并沒有清晰的概念，把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歸結成是市場經濟造成的。比如說高房價是市場造成的，食品安全問題是市場造成的，然后空氣污染也是市場造成的。以為是市場導致了更多的道德問題，但問題是，道德容易出問題的行業，有沒有徹底的市場化？

　　最典型的是醫療改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把看病難、看病貴歸因于醫療的市場化。指出計劃經濟時期醫療衛生事業取得成功的決定性因素是政府發揮了主導作用，改革開放后的醫療改革造成醫療改革的公平性下降和衛生投入的宏觀效率底下，并指出問題的根源在于商業化、市場化的走向違背了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基本規律。

　　我們經常辛酸地聽到這樣的報道：患者因為沒有錢而主動終止治療或者被醫院停止用藥，不久后病逝家中；父母因為沒有錢把新生病兒拋棄在醫院；患者因為沒有錢而停放在醫院的門前，導致治療延誤……

　　似乎這一切悲劇都是醫院的責任，市場的罪過。

　　其實，責任來源于產權分割，私有制只會對自己的產權負責。主流的經濟學家都在鼓吹要產權明晰，而明晰的產權就必然要求明確的責任劃分，要各負其責，政府承擔完全的社會責任，企業經營后果責任自負。當大家樂于對企業進行社會責任的道德強暴的時候，不要有意無意地成為了政府推卸自身責任的方式。更不應該火上澆油，四處給民眾許諾。造成大家對高福利抱有不切實際的心理，當許諾實現不了的時候，就用道德來指責醫生、企業。

　　面對企業道德失衡，最有效的解決辦法是交給市場，尊重市場。用市場規律使得企業牟利的行為，符合社會的利益，不致發生沖突。如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所說的“一個企業只有服從社會的利益，他的東西才能賣掉”。社會尊重了市場，市場必然會尊重企業，企業則能實現盈利天職，回歸到正常的倫理軌道。

　　企業家在轉型期的禁忌與擔當

　　□文/王 瑛，中恒聚信投資基金董事長

　　在30多年來發生的大變化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進步，就是出現了企業家這樣的一個階層。現在在工商注冊的工商業主已經突破了1000萬。但是，現在社會上對這些在30多年里發財致富的人、做企業的人，負面評價其實是大過正面評價的。

　　如果說一個階層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不僅為自己創造了財富，也為這個社會創造了財富，為社會的進步提供了支持和動力，為什么評價還會是負面的呢？我想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中有太多的人在發展過程中，其實并沒有選擇去做一個企業家。

　　在注冊的工商業主里，有相當一批人不是企業家。我們不要看他們有公司，有收錢的袋子，有納稅的口子，可是他們并不是企業家。這30多年來，靠做生意得到第一桶金、第N桶金的人，或者持續在某一個領域里和某些人勾結起來斂財的人，甚至給某些人干臟活、洗錢，使自己成為了有錢的人、成為總經理或董事長，這樣的人大有人在。因此，工商業主不等于企業家。

　　那么誰是企業家？我想企業家應該是符合這樣一些條件的，他們的生產和經營活動，旨在向客戶提供產品和服務，旨在持續地得到客戶的認可、滿意，形成和客戶之間的黏性，讓客戶不光是今天信任他，明天信任他，未來也能夠信任他。我們看到，依靠現代企業制度與現代企業組織的機制和文化，依靠自己在消費者那里的影響力，真正的市場影響力，不靠權力，也不靠壟斷資源，不用去跟他們勾兌的企業越來越多起來。符合這些條件的企業、從事這種企業經營的人，才是真正的企業家。

　　企業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時候，帶來了這個社會正向度的改變，這是最有意義和最堅實的東西。而我們也清楚地看到，企業家在追求利益的過程中，是應該有所禁忌和責任擔當的。對做企業的人來說，非常重要的一個禁忌和責任就是一定要遵守法紀。而在遵守法紀這方面，最大的威脅實際上就來自于與權力的結盟。因為只有和權力結盟，他才能夠最大限度地不受法紀的管束，被權力保護起來。我希望能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家看到，這實際上是一條非常危險的路，除了社會本身在變化，來自社會方方面面的監督會越來越到位，很難有效地逃避懲罰。

　　真正制約著我們的是大環境。我們做企業的人，自然會把自己所處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想明白。對于環境、對于整個社會變遷當中的制度變化，企業家是非常關心的。因為只有這樣才會找到建立預期的根據，沒有預期就沒有辦法辦實業，沒有辦法做中長期投資。所以，這也就要求企業家承擔起推動社會進步和制度建設的責任。

　　至于如何通過合法的渠道和手段積極參與到制度建設中來，這對企業家來說可能是一些更為陌生的課題。面對整個社會的變遷與轉型，企業家要想在這樣一個歷史時期做點什么、承擔點什么，首先就是要通過表達和維權，認認真真地付出努力，企業家的主體意識建立起來。不表達，對自己的權利不主張，不維護，我們就只會看到，企業家被摁在砧板上當肉給剁了這一種下場。整個階層不懂得彼此維護，對發生在別人身上事情不作反應，等它發生在你自己身上的時候，你就來不及作反應了。我們的表達和維權，需要緊緊圍繞維護私有產權，保衛市場經濟，建設法治國家進行，是這個階層真正成為支持市場經濟發展、支持中國進步、支持社會重建的力量，也成為企業家階層彼此維護、相互扶持的支點。

　　我們要表達、要維權，同時又要盡可能地安全，有很多的東西需要學習，以往習慣需要調整。我們看到今年發生的一些事情，給人造成的印象，就是企業家不干凈得通體透明，你就不能表達。可是，在這30多年的法制環境和經營條件下，有多少人可以做到通體透明呢？如果你做不到就要任人宰割，這是什么邏輯？可是這畢竟是一個現實，我們就得面對困難、麻煩和風險，需要去學習，學習有分寸地表達，學習堅定不移地理性、依法維權。

　　總之，中國的進步和前途，需要企業家階層的進步和成長，需要企業家階層的勇氣和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