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森

　　財稅體制改革與中國經濟增長

　　韋森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復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所長。主要研究領域為制度經濟學和比較制度分析。著有《經濟學與哲學：制度分析的哲學基礎》、《經濟理論與市場秩序》、《經濟學如詩》、《思辨的經濟學》以及《市場、法治與民主》等。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上下兩卷，是寫給英皇的一個折子。一個國家采取什么政策、體制使國家能富起來？斯密說，“除了和平、輕稅負和寬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個最原始的國家發展為最大限度繁榮的國家，就不再需要別的什么了。”再來看中國明代宰相邱浚的看法。丘浚在明英宗到孝宗四朝為官，官至文淵閣大學士(相當于宰相)主要著作為110萬字的《大學衍義補》(160卷)。他說，“古者藏富于民，民財既理，則人君之用度無不足者，是故善于富國者，必先理民之財，而為國理財者次之。”大意是說，老百姓富了、企業家富了，國家才能富了。

　　今天向大家分享以下四點粗淺看法：一，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快速增長的事實。二，為什么近20年中國政府的稅收和財政收入超高速增長？三，中國經濟下行的壓力及合宜的宏觀政策。四，在目前中國經濟的格局中，有沒有減稅的空間和可能？

　　宏觀稅負和發達國家基本持平

　　首先看事實，從1994年實行分稅制改革之后，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速幾乎每年都是GDP增長的兩倍，GDP增1元，財政收入增2元。2010年全國財政收入8.32萬億元，全國13億人的人均納稅也超過了6392元了，比政府報告中所給出的2010年7億多農民人均純收入5919元還高。2013年全國政府純稅收收入已達11.05萬億元(全國財政收入為12.91萬億元)，這意味著每個中國人的人均納稅已經超過8153元。如果把政府的4.1萬億“第二財政”和其他預算外收入也算進去，可以大致確定地說，現在每個中國人養政府的錢和政府花的錢，與每個中國人的實際可支配收入差不多。

　　中央黨校周天勇[微博]推算的數字是，2013年的全國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為12.9萬億僅僅是預算內收入，平均到每個人，大概9000多元。政府全口徑的政府收入都是老百姓的負擔，不能按照窄口徑算。需要在12.9萬億基礎上加上土地財政收入4.1萬億，社會保險收入2.7萬億，一共19.7萬億。平均到13.6億人口，就是1.44萬元。這是每個人承擔的真實負擔。此外，財政收入中，還有很多收費項目沒有進入預算，具體數字不清楚，估計有1萬億-2萬億元左右。全部口徑的政府收入大概21.7萬億左右，占GDP的比重達到38%，人均達到1.6萬元，遠遠高于“萬元宏觀稅負”。

　　世界主要國家的稅收占GDP的比重發達國家的宏觀稅負大概是34、35左右，當然像瑞典、比利時等比較高，但他們的稅收高，國民的福利也高。現在中國的宏觀稅負已經和全世界發達國家基本持平了。

　　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政府財政收入與居民收入增長對比，這20年整個政府的財政收入翻了40多倍，而老百姓的收入這20多年只翻了七倍多。政府財政收入、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企業利潤，政府的財政收入那么高，每年高于GDP2倍，導致初次分配中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就直接地往下降。

　　近20年財政收入超高速增長原因

　　為什么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多年？

　　第一，政府征稅沖動和不受任何制衡。中央政府決策層，包括財政部、國稅總局一直有較強增加稅收收入的沖動和實際指令。近些年來，盡管在《福布斯》雜志公布的世界一些主要國家的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中中國的排名一直位列前三甲，但是財政部和國稅總局一再對此加以否認，并一直認為中國的宏觀稅負不高，因而從來沒有真正把減稅富民作為自己的政策選項。大家想一下，企業賺到錢了投資有效率，還是政府花錢投資有效率？在經濟學上，奧肯提出了“滴漏效應”，即是說后者花錢效率較低。在經濟下行的巨大壓力下，今年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仍把政府的財政收入目標定為8%，而GDP增速則為7.5%。這說明，這屆政府的目標仍然是整體上稅收彈性大于1。

　　李克強總理在改革方面是努力呼吁，在推動改革上是壯士斷腕，一直在講一定放開行政管制，大家都感覺到了，但是在具體的宏觀政策上，今年仍將財政收入定得高于GDP的增幅，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第二，到目前為止各級政府還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到在任何社會中政府稅收都只是一種“必要的惡”，因而并不是稅征收得越多越好這一點。分為三點來看。

　　1.按照經濟學和財政學的基本原理，在給定的市場需求函數下，開征任何新一種產品稅(如燃油稅基本上屬于這一種)、資源稅或提高其稅率，包括現在還在醞釀的房產稅，均會減少該產品以及相關產品的市場需求或供給，從而對整個社會產生一種三角形的“無謂損失”，即減少社會總福利。

　　2.增稅對宏觀經濟，對經濟增長和提高國家競爭力有不利影響。從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來看，任何征稅和提高稅率都會減少企業和家庭的私人財富，因而一般會通過一些內在關聯和傳導機制對企業自身的投資和擴張以及家庭的消費支出產生一定的遏制作用，從而影響經濟增長。

　　英國SOS的一位經濟學家對25個發達國家的研究表明，稅負高的國家的競爭力在長期更低。哪一個國家的稅收高，它就沒有競爭力，低稅負就驗證了亞當·斯密的觀點，低稅負國家的競爭力就高。世界銀行[微博]的研究發現，之所以在稅收與經濟增長之間一般有這樣一種負相關關系，主要因為企業所得稅的增收會降低企業盈利水平，削弱了企業的國際市場競爭力；個人所得稅的增收，則會降低勞動收益率，抑制勞動供給；而增值稅和營業稅的增收，會抑制民間消費。

　　3.從稅法學原理上來說，政府對企業和個人增收任何稅收，都是政府公權力對個人私有產權的侵犯。盡管從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來看增加稅收既會減少社會福利，也可能會對經濟增長產生一些負面效應，但稅收畢竟是任何國家機器存在的基礎。離開賦稅，國家機器將不能運轉，政府也無法向社會提供任何單個人所無法提供一些必要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因此，稅收又是任何一個社會“必要的惡”。“惡”，盡管不可能被盡除，從福利經濟學原理上來看，就應該盡量減少。由于對稅收的這一本質并沒有確當認識，導致各級政府和財稅部門的官員多年來一直認為政府的財政收入是越多越好。現在大多數地方政府在報政績時，一個是會報本地區的成績是GDP增加了多少，另一個就是會報政府稅收和財政收入增加了多少。將稅收增加多少作為政績來報，沒有意識到稅收收得越少越好。

　　在這一錯誤觀念的引領下，2000年以來，按照每年政府工作報告當年的財稅增長目標和當年的實際完成情況，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每年差不多都完成當年預算目標的170%以上，有好幾年都超過預算目標的200%甚至超過300%。這一現象迄今為止竟然沒有引起決策層、經濟學家們和社會各界的注意。正是因為各級政府均把稅收增長當做一個政績來考核，把稅收的高速增加視為自己工作的成就，導致各級財稅部門總是層層加碼。匯集到一起，使過去20年全國的稅收增長差不多每年都是GDP增速的兩倍。

　　第三，中國稅務部門的信息化和電腦聯網對中國近些年稅收的連年快速增加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稅務系統信息化中，自1994年3月開始實行并在近些年不斷完善的“金稅工程”貢獻巨大。通過引入現代計算機網絡技術以及數字密碼和電子信息存儲技術等手段，“金稅工程”大幅度降低了企業和個人逃稅問題。近幾年，國稅系統的網絡建設已經覆蓋了全國區縣(含)以上國稅機關和地稅系統，形成了總局、省局、地市局、區縣局的四級廣域網。有了如此發達的金稅工程和如此龐大的稅務征收人員和信息技術隊伍，稅收征收率(實征稅收與應征稅收的百分比)不斷提高，應該是自然的。這應該是近些年中國稅收總量和宏觀稅負快速增加的一個主要原因。

　　第四，各級財稅部門增稅發獎金。各級稅務部門為了完成上級交給的征稅目標，在不少地方采取了超額征稅部分留成發獎金的激勵制度。這是一個很強的激勵機制。在此激勵機制中，每一個稅務局和稅務人員在征稅時，往往只考慮完成和超額完成自己的征稅目標，以期得到更多的留成和得到更多獎金，而很少考慮到他所要征的納稅人的福利減少問題，更不可能意識到自己從每個納稅人那里征到更多的稅，在宏觀經濟上是在“邊際地”減少國內需求和減弱企業的競爭力，并會造成一定的社會福利凈損失。

　　減稅正當其時

　　經過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中國經濟潛在增速下移已現端倪。中國經濟大致潛在增長率目前在5%到7%之間，下行是一個趨勢。我和林毅夫對此曾有過爭論。在我看來，下行是改變不了的趨勢，已經連續高速增長30年了。

　　就在全球經濟復蘇漸顯端倪時，中國2014月2月份PMI創了新低，匯豐PMI破50%。2月份中國制造業PMI為50.2%。這樣的情況下怎么辦？先不說外貿出口，外貿出口已經到了頂峰，也不能指望消費推動中國經濟增長，只有投資了。投資又可以分為三項，政府的基建投資、房地產投資、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外貿出口基本不增長了，企業固定資產投資一直在下降，中國的企業現在非常難，面臨的4大挑戰：勞動力成本在上升、人民幣實際不斷升值、政府稅收不斷攀高、企業融資成本奇高。

　　在這樣的情況下，怎么辦？兩個選擇，要么還是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想法，經濟增長還是要靠投資。但是現在的投資規模多大了？我初步計算了一下，目前在建項目和GDP的比重，1元GDP，有1.4元的在建項目，新建項目占GDP的比重已經超過60%。

　　在目前中國宏觀經濟下行的情況下，欲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不是再考大規模政府推動的基建投資，而最好和最適宜的宏觀政策是減稅，不是結構減稅，而是總量減稅！應該把減稅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把減稅變成整個社會的共識，變成自上而下所有政府的施政主要目標。現在企業不好過，融資成本這么高，勞動成本降不下來這是剛性的，但是我昨天看電視，看到蠻震驚的消息，現在本科大學生畢業后拿到的工資才2140塊錢，北京才2400塊錢，這還算好，有工作，每年還有300多萬找不到工作的呢！在這樣的情況下，收入這么低，你考慮的還是政府花錢嗎？得要減稅，要將減稅作為目標。

　　有沒有減稅空間和可能？

　　現在在北京成立了一個新供給學派研究院。大家知道供給學派的首席學家是拉弗，有一個“拉弗曲線”。供給學派認為，在所有的刺激中，稅率的變動是最重要、最有效的因素。稅率變動影響著勞動力的供應及其結構，影響著儲蓄、投資以及各種有形的經濟活動。因為人們進行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雖然是收益，但他所關心的不是收入總額，而是納稅后可支配的收入凈額，因此稅率，特別是邊際稅率是關鍵的因素。若學供給學派的經濟學，減稅才是供給學派的經濟學，現在財政部還要增稅啊！

　　中國政府現在有沒有減稅空間和可能？有人說現在減稅不可能，每年中國政府財政赤字八九千億元，地方政府負債高達30萬億元。這怎么能減稅？但是你不要將地方政府負債和政府的財政收入放在一塊，征稅之后維持龐大的官僚機構的運行，醫保、社保、軍事、轉移支付、農村等等，這是兩筆錢。中國政府財政存款不斷攀高。去年李克強召開了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了一個觀點，實際上是想將央行[微博]國庫拿掉，將會計和出納都并到一起。當年4月底，3.2萬億國庫資金、1.4萬億各種財政專戶存款，加起來中國政府財政存款4.6萬億。這3.2萬億的存款，財政部想拿下來，叫做盤活庫底資金，拿到商業銀行就可以貸款了。一方面是地方政府負債，一方面是財政存款花不掉。現在政府的財政存款在4.5萬億到5萬億之間。

　　政府的錢花不掉，沒有減稅空間嗎？我的學生有在行政部門的，他們說今年八項規定來了，他們很多錢都花不掉。既然花不掉，為什么不減稅？

　　美國政府落入財政懸崖還能減稅，聯邦政府負債超過17萬億，1塊GDP有1塊錢的負債。為什么我們的政府有四五萬億財政存款的情況下稅收和財政收入就只增不減？1962年以來臺灣經濟的高速增長，臺灣宏觀稅負到2010年才12.8%，低稅負才有競爭力。

　　中國有沒有減稅空間，能否減少政府自身消費？2006年中國財政支出的數字，用于行政費用所占生產總值的比例，中國25.6%，印度6.3%，美國3.4%，日本2.8%。用于教育醫療的費用所占生產總值的比例，中國3.8%，印度19.7%，美國21.5%，日本23.3%。

　　中國財政供養人口，包括退休人員，總共是5393萬+1577萬人，規模很大，但比例并不高。(南都評論記者陳建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