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長談京津冀協同發展：總書記已明確方向和路徑
再造“新北京”
北京經過幾十年的快速發展，已成為一個常住人口超過2000萬人的國際大都市。與此同時，交通擁堵、大氣污染等一系列“城市病”也日益凸顯。2014年1月，“城市病”首次寫進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
作為北京市市長，王安順被推到了治理大城市病的第一線。對于有過兩個特大型城市管理經驗的王安順來說，這并不是一個有現成答案、可以按部就班推進的課題。
北京“城市病”的成因復雜，表現多樣，治理難度可想而知。王安順說，“習近平總書記近日在北京考察工作時強調了北京的城市特點和發展優勢，指出了面臨的令人揪心的很多問題，并就推進北京發展與管理作出5點指示，為北京治理‘城市病’指明了路徑和方向，我們將加快治理‘城市病’的步伐�！�
敢下“城市病”的手術刀
《財經國家周刊》：2013年底北京常住人口已達2114萬，控制人口迫在眉睫，但在這個過程中又觸動了“控制外地人來北京享受發展成果”這根敏感的神經。你如何應對這對矛盾？在城市人口整體調控方面，北京打算如何籌劃？
王安順：我們對人口的控制絕對不是說不讓外地人來，我們深知外地流動人口為北京作出了重大貢獻�！疤斓刂g，莫貴于人”，外地人口進京后，地方政府有責任、有義務保護他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做好各項服務。但是目前城市的配套服務能力日益顯出不足。我們的抉擇就是，在目前各種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控制人口發展是個必要措施，這本身也是對人的關愛。
北京現在已經成為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在長期快速發展中，積累形成了比較明顯的大城市病，狀況之一就是集中表現為人口過快增長。2000年到2010年，平均每年全市增長70萬人口，2012年、2013年有所回落，但每年人口增長也都在40萬以上。
比如過去10年，城區的核心區西城區疏解8萬多戶、20多萬人口，現在涌入的流動人口又有30多萬，人口增長過快，基礎設施和公共事業都跟不上，無形中帶來各種矛盾。
北京人均水資源量僅為世界人均的三十分之一；電主要靠外部供應；蔬菜、糧食大部分由外埠調來。今年有10億立方米的水通過南水北調工程引進來，就為解決北京的用水問題。在這么嚴峻的資源短缺情況下，如果北京的產業從低端到中高端都要做，對人口也不加以控制，大城市病會越來越嚴重。
過去我們總說的是“城鄉二元化結構”，其實城市中本身的二元化結構表現也很明顯，高樓大廈旁邊就是棚戶區，形成強大的反差�，F代化的國際都市氛圍與部分臟亂的居住環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對棚戶區住戶艱苦的生活條件印象深刻：下水道、暖氣、衛生間都沒有，存在這樣的棚戶區也是城市病的表現。
我一直在想，能不能轉換思路，創造條件，有愿意遷出去的居民，我們考慮增加居住面積，盡可能保留北京的文化。當然，蓋回遷房一定要考慮到對歷史文化傳統的保護，北京市民的感情在那兒，搬走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北京城的京味如果離開了人，也就失去了傳統文化的厚重感，就像郭金龍書記在3月1日的市委全會上講的：“要讓市民找到記憶中的老北京�！�
《財經國家周刊》：大氣污染問題已經成為市民最為關注的、涉及每個人切身健康利益的重大課題，對于這個連成因都尚未完全界定好的命題，北京市將如何展開系統化的治理？
王安順：北京的空氣質量，一直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其實從1998年開始，北京相繼實施了16個階段的控制措施，空氣質量連續14年改善。但受多方面因素影響，霧霾問題卻在近兩年有所加劇。
2013年空氣重污染天氣頻發，今年2月又出現了持續156小時的霧霾天。人們生活富裕了，但最基本的生存要素卻不能得到保障，三個最重要的生存要素是陽光、空氣、水，空氣不行、水不行，陽光隨著水和大氣污染也變得不那么明亮了。環境保護是最大的民生問題，也是經濟問題、社會問題，甚至是政治問題；既是國內問題，又是國際問題。
從指標看，2013年北京市PM2.5年均濃度為89.5微克／立方米，超過年均35微克／立方米的“新國標”1.56倍。全年空氣質量優良天數共176天，不足半數，平均每6天至7天就有一次重污染過程。
市委、市政府對大氣污染問題已經充分認識到了重要性和緊迫性，2013年下半年編制了《2013-2017年清潔空氣行動計劃》，細化提出84項重點任務，打響了大氣污染治理的攻堅戰。
我們與國務院簽訂了責任書，明確到2017年要將PM2.5年均濃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比2012年下降25%以上，平均每年下降5%以上。這是什么概念呢？近十幾年來，配合舉辦奧運，我們在防治大氣污染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平均每年只改善3%左右。從國際經驗來看，倫敦、巴黎、首爾等大城市空氣質量的改善，經過了四五十年的治理，年均改善也只有2%左右。我認為這個標準很高，北京的任務很艱巨。
至于治理的辦法，是我們一直認真思考的課題。接下來，我們將繼續從壓減燃煤、控車減油、治污減排、清潔降塵等四大抓手上著力，同時加大植樹綠化、生態修復等環境建設工作力度，提升生態環境容量，強化京津冀大氣污染聯防聯控合作機制，力爭治理效果早一天顯現，不折不扣地完成2017年的既定目標。
此外，也要從法治方面加以嚴格約束。今年1月在北京市第十四屆人大二次會議上通過了《大氣污染防治條例》，已經從3月1日起實施，這為加強大氣污染防治工作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偠灾�，治理大氣是場攻堅戰，政府是第一主體，全民都要來參與。
大氣問題、人口問題、交通擁堵都是“大城市病”表現，很多問題往往有復雜的歷史原因和現實情況，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決。治理“大城市病”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我們已經沒路可退，必須以破釜沉舟的決心和壯士斷腕的勇氣，直面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
京津冀協同下的新北京角色
《財經國家周刊》：在快速發展中，北京市與河北省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河北省一直以來給北京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同時，關于京津兩座大都市的關系的探討更是綿延已久。站在京津冀發展新的歷史階段，你如何看待這個特殊的“雙黃蛋”區域發展的未來？
王安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京津冀協同發展，在北京、天津、河北視察期間，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都提出了這個重大戰略問題，并在今年對北京工作的重要批示中，明確要求著力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近日，總書記到北京視察工作，并主持召開座談會，專題聽取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匯報，就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提出7點要求，明確了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方向和基本路徑，為深化區域合作注入了強大活力和動力。
我們必須跳出北京看北京發展、看區域合作，從自身在區域發展中所承擔的責任、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出發，認真落實國家區域發展戰略，打破“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式，實現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二大于三的效果，自覺把北京工作放在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大局中去謀劃和推進，更加注重功能疏解和輻射，更加注重為兄弟省市提供服務。
天津、河北與北京在產業結構、發展基礎和資源稟賦等方面互補性很強，相互融合、協同發展空間巨大。北京作為首都，多年來得到了津冀等兄弟省區市的大力支持，從我們北京的角度是非常感激的。
下一步，我們要落實好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積極配合編制首都經濟圈發展規劃，抓緊編制空間布局、基礎設施、產業發展和生態保護專項規劃，建立健全區域合作發展協調機制，主動融入京津冀城市群發展。
在基礎設施方面，我們要加快推動以交通為核心的基礎設施網絡建設，聯合進行海陸空綜合立體規劃，抓好大興國際機場、京沈客運專線、京張城際鐵路、京唐客運專線、京昆高速北京段、國道110二期等重大項目，推進交通基礎設施一體化。以天津、唐山、秦皇島三大海港，首都國際機場、北京新機場兩大空港為支點，輔之以天津機場，以高鐵、高速公路為網絡構建京津冀對外交通主骨架。
京津冀發展階段差異較大，市場力量發育不夠充分，企業行為多處于自發狀態，制約了區域合作的深入開展。我們要爭取建立高層次的區域協調機制，形成推動區域一體化發展的整體合力。在區域協調發展初期可能需要中央的積極推動，建立區域發展規劃銜接機制、區域發展政策聯動機制和區域發展利益協調機制，加強頂層設計，統籌區域發展。
我們要積極參與京津冀產業發展上的重構，要在京津冀全域內進行產業分工合作布局，北京市除了一些高新技術產業、金融業、文化創意產業以及其他必要的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業外，要切實調整轉移一批產業項目，北京市已經形成電子信息、生物醫藥、汽車、裝備制造、新能源、都市工業等六大工業行業，除此之外都可考慮將部分產業鏈向津冀地區轉移，讓北京周邊地區城市，通過產業轉移，增強其人口吸納能力。
北京在科技創新方面走在全國前列，要加強市場化的產業合作，圍繞優化區域經濟布局，發揮好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的帶動輻射作用，支持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與天津市、河北省環京市、縣合作，共建高新技術產業園。當下，還有一件大事是，在國家體育總局的指導下，與河北省、張家口市一道，全力以赴做好2022年冬奧會申辦工作。
《財經國家周刊》：如果說京津冀協同發展是在新型城鎮化發展進程中的區域合作探索的深化，那么，在解決北京的“大城市病”的過程中，特別是治理交通擁堵的過程中，“多點城區”的概念也得到了直接的實施。你也提到過順義區的“以業控人”經驗，在新城區建設過程中，應該如何做好“產城互動”，從而實現北京市域范圍內以及京津冀地區的多點協調發展？
王安順：上面提到，“大城市病”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心城區聚集優質資源太多，現在還不斷地就地擴大，如果一直這樣，人口就不可能分流到郊區，下一步我們要下決心嚴控五環內就地建設的規模，注重郊區縣的產業和城市融合。
順義區有條件把產業做好，在控制人口的前提下，完善學校、醫療和便利的基礎設施，把城市建好�；竟卜⻊站然潭鹊母叩停绊懼行某枪δ芎腿丝诘氖杞�，決定“多點城區”的成敗。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實現把產業和人口融合在一起。燕京啤酒、北京汽車等企業吸納順義本地就業的實踐，就是很好的經驗，以業控人的人口調控模式是個可行的經驗。
我們一定要遏制“攤大餅式”的發展，下決心疏解一批不符合首都發展定位的城市功能，包括一般性產業功能，部分教育、醫療等方面的社會公共服務功能，堅決不再發展一般制造業，下決心進一步淘汰高耗能、高耗水企業和吸附大量人口的業態。
目前城六區共有22個小商品批發市場，其中東西城就占了16個。在城市核心區這樣寸土寸金的地方搞小商品批發，既沒有發揮地域優勢，又吸引了大量人流，給交通擁堵帶來壓力，我們將逐步退出這些不符合城市性質的低端業態，實現騰籠換鳥，提高土地、資源、能源集約利用的效率。同時，在北京市域內，加快完善城市副中心、新城和小城鎮功能，增強對中心城的反磁力。
全面改革與轉變職能
《財經國家周刊》：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了60條改革任務，北京市如何謀劃改革創新？
王安順：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北京市成立了以郭金龍書記為組長的北京市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我們的要求是既把中央明確部署的改革事項落實好，確保不漏項，又要堅持“首善標準”，提出符合中央精神、切合我市實際的改革舉措。
近兩年，要在國有企業改革、科技體制改革、教育領域綜合改革、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投融資體制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財稅體制改革、城市管理體制改革、農村改革、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健全綠色發展的體制機制等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適時推動其他各領域改革；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決定性成果。
北京作為首都，示范性強，影響大，對改革失誤的容忍度低。因此各項改革都要樹立底線思維，要有計劃有步驟扎扎實實地推進，不求轟動效應、不做表面文章。
一分部署，九分落實。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改革是最大紅利，改革是今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務。我們要認真落實，既要全面推進，也要重點突破，緊緊圍繞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破解特大城市發展難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等重大問題，深入研究，綜合施策，務必先在這些關鍵領域和環節取得突破，以點帶線、帶面，最終全面完成改革任務。
《財經國家周刊》：北京這座大都市的高速發展，很大程度上依仗于政府的高效運轉。在落實本屆中央政府提出的簡化行政審批這方面改革，北京市如何看待和打算？
王安順：北京需要政府審批的事項在全國最多，有近1600項，去年減了40%，今年要繼續減。但是管得過寬過多，辦事效率低的問題依然存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開展以來，市委、市政府廣泛征求社會各界意見建議，在全市梳理出了10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其中“行政審批、行政許可過多、程序繁瑣”排在第二位，基層單位反映強烈；人民群眾還提出了“缺乏服務基層的意識，該放的權不放，把公共利益部門化，把部門權力個人化，不作為、亂作為，官氣十足，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等尖銳的批評意見。
原來辦理一個投資項目審批，從項目立項到核發施工許可證，需要經歷立項、規劃、用地、施工四個階段，一般涉及10多個工作部門，經歷80多個環節，歷時300多個工作日，有的跑很多部門、蓋很多章，兩三年都沒辦下來。現在我們減到了109個工作日內必須完成，實現并聯式審批。
這次改革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在“轉、減、調、并”四個方面實現了新突破，我們按照區分政府與非政府投資項目、審批核準和備案項目、土地公開交易和協議出讓等供地方式，分別重新繪制了6張建設投資項目審批流程圖，將環節減少為50多個。其中，企業最關心的通過招拍掛取得土地開發權的審批流程，只需83個工作日。我們一定要努力以政府權力的減法，來換取市場和社會活力的加法，把真正該管的事情管好，管到位，管出效率。
同時，也要做好投資服務，及時解決各類市場投資主體，特別是民營企業和中小微企業發展中的問題。我們成立了重大項目辦公室，推出了“陪同制度”，對于有重大投資項目的港澳臺僑胞等，工作人員會陪同完成相關審批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