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金節(財經作家)

　　日前，財政部公布的2014年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顯示，從2014年起，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比例將在現有基礎上再提高5個百分點。這意味著，煙草企業紅利上繳比例升至25%，而以石油石化和電力為代表的資源型企業，紅利上繳比例達到20%。

　　應該說，央企紅利上繳比例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而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也指出，到2020年，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要提至30%。

　　就央企的性質來說，央企紅利有“準財政”的色彩，是納稅人的重要公共資金，將每年利潤的一部分上繳財政部理所應當。盡管在2007年央企就結束了長年不分紅的局面，但是與這些年央企所得到政策優惠、利潤增長相比，央企紅利上繳的額度和增幅仍然算不上有多高。

　　過去幾年，央企留存利潤偏高，帶來兩方面問題：一方面，一些央企員工待遇太高，致使老百姓意見很大；另一方面，央企手上“余錢”太多，往往會盲目投資，甚至涉足房地產投資，成為助漲房價的重要因素。這兩方面問題基本就是“錢多惹的禍”。

　　因此，不管是從學理還是現實層面來看，央企進一步上繳紅利都沒什么好爭議的。而更為重要的議題是，怎么用好上繳的央企紅利。

　　以2012年為例，中央國資經營中用于社保等民生支出的總額，僅為71.6億元，占支出總額的7.7%。如將央企社保那部分支出，從整個民生支出中扣除，則占比僅為7.2%左右。而與此對應的是，央企又以科技創新、改革脫困補助等理由，重新將上繳的紅利回流了。也就是說，這一年央企上繳紅利不足千億元，但是90%以上回流到了央企內部，民生支出占比過低。

　　面對這樣的現實，要么進一步提高央企紅利的上繳比例，要么嚴格限制央企紅利的回流，大幅減少對央企的各種政策補貼，讓央企逐步回歸到真正的市場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