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作家的退休養老金及其他

　　文藝春秋 □周俊生 上海媒體人

　　8月24日出版的上海《解放日報》“朝花”副刊上，發表了作家宗福先的一篇隨筆《趙長天的工資》。說起宗福先，現在即使是上海的年輕人，對于這位同城作家也可能不太了解了，但是在上世紀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運動中，在1976年發生的北京天安門事件還未平反的時候，他就以話劇作品《于無聲處》，先聲奪人地為這場當時還是“反革命事件”的群眾運動發出了正義的吶喊。這部話劇在上海工人文化宮演出以后，頓時轟動了上海灘，《文匯報》破天荒地連續三天發表了這個話劇劇本，北京方面也邀請劇組赴京演出。宗福先當之無愧地成為上海人的驕傲，并且在幾年后從業余作家進入上海市作家協會，成為一個專業作家。

　　宗福先這篇隨筆寫的趙長天，雖然未曾寫出過像《于無聲處》一樣具有轟動性的作品，但他的人生道路與宗福先倒是差不多的，兩人都是以工人作家的身份進入作協，成為專業作家。趙長天后來擔任了《萌芽》雜志的主編，發起了至今仍然很有影響的“新概念作文大賽”，韓寒、郭敬明等青年偶像就是在這種大賽中被發掘出來的。可惜的是，趙長天因為身患重病，今年3月不幸去世了。

　　宗福先的這篇文章，說的是趙長天生前的一樁“高風亮節”，同時也借此澆一下自己胸中的塊壘。趙在1985年和宗一起進入作家協會，任黨組副書記、書記處常務書記，成為一個副局級干部，而宗擔任作協的書記處書記，官至正處級。但因為當時作協缺少公務員編制，因此兩人的編制暫時放在了專業作家的隊伍。但不料這一放就是幾十年，趙直到退休也未成為公務員，因此在養老金待遇上就只能吃虧了。宗福先寫道：“在我的勸說下和他夫人的催促下，長天終于向組織提出了這個事。各級領導都很關心，市委領導也有了批示，但是終因這個事太罕見、操作上退回去的難度太大，擱淺了。”

　　宗福先講述的這個故事，在無意當中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養老金制度缺陷的實例。現在，輿論對于養老金制度將退休者分為企業編制和事業編制的“雙軌制”批評很多，改革的呼聲也一直沒有斷過。趙長天生前在作協任職，他退休以后享受的是事業單位編制，其養老金已經遠遠高于企業退休職工，但是他相比于同樣是作協內部以公務員身份退休的人來說，退休待遇還是低了一段，看來事業單位這一“軌”之下還存在著“雙軌”呢。如此說來，養老金“雙軌制”并不是一個準確的描述，將其稱為“多軌制”可能更為合適。

　　我以前只知道作家協會里應該是專業作家的地位最高，現在看來是孤陋寡聞了，原來還有比專業作家地位更高的人，他們當然就是公務員了。作家協會里為什么要有公務員，這個問題我找不到答案。宗福先在文章中寫道，趙長天退休后第一天給他打了一個電話，告訴他自己的“養老金加補貼一共××××元”，這里宗福先用了一個類似于賈平凹發明的“□□□□”，給趙長天保留了一點隱私。不知道趙長天對待這個數字有如何的態度，但比起同樣是在作協內部以公務員身份退休的人來說，自然低了一大截。但是相比于那些一輩子在工廠車間里勞作的企業工人來說，他們的養老金待遇無疑又是讓人羨慕的了。

　　養老金制度的這種“多軌制”，它的一個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了社會群體之間的識別鴻溝，產生了社會裂痕。而這種“多軌制”之所以產生，關鍵還是在于缺少監督的權力在制度設計時將利益向自己作了傾斜。在設計基本養老制度時，先把最肥厚的利益留給自己，然后再按照與權力的親疏關系來分配養老福利。事業單位與政府機構幾乎是水乳交融，養老金待遇自然可以優厚一點，專業作家也因此沾光，而企業單位相對較遠，就可以摳掉一點，至于農民，只能靠農村集體經濟來實行自我救濟。在這樣一種制度設計之下，其實是人人都覺得自己吃了虧，企業單位職工看著事業單位職工的退休待遇，心中不平，而事業單位職工看著公務員的待遇，同樣是氣不打一處來。趙長天是一個知識分子，對于這種退休待遇上的不公平有點木知木覺，但我相信，一定還有更多的作家對此是憤憤不平的。由此也可見，這種權力自肥機制下產生的制度設計，除了讓權力自己感到滿意以外，是討好不到任何人的。

　　換個角度來看，宗福先和趙長天已經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幸運兒。兩位作家年輕時在工廠投身文學創作，憑著對文學的愛好和激情，體制接納了他們，讓他們改變了身份。如果他們一生未能進入作協，那么到老都只能是企業人員，其退休待遇自然是按照企業編制來了。但還有很多作家，盡管他們的作品并不少，也很有讀者，但由于各種原因，終其一生未能得到體制的眷顧，因此是工人的還是工人，退休時自然按照企業編制，是農民的還是農民，就根本沒有退休養老金這一說了。

　　宗福先的這篇文章不長，但信息量很豐富。除了專業作家的退休養老金外，他還提到這樣兩件事。一是趙長天在退休時，領導找他談話，問他有什么困難需要解決。一心公而忘私的趙長天想了半天，提出作協辦了一個少兒刊物《略知一二》，發行困難，希望領導關心一下，領導果然伸出了援手。就我所知，這本《略知一二》是上海作協將原來的一本《海上文壇》改版而來，而《海上文壇》本身就是上海作協在上世紀90年代初為了給作協創收而創辦的一本刊物，但看來這個理想與現實有較大距離，因此在幾年前利用其刊號改成了一本面向小朋友的《略知一二》，要向小朋友家長伸手攬錢了。但是看來還是沒有成功，而當領導伸出援手的時候，領導又能做什么呢？這是一個讓我好奇的問題。

　　還有一件事是趙長天在病重時，醫院曾經提出要從香港進口一個藥，100萬元一針，但是自費，不能進入醫保。趙長天家里所有的存款加起來都沒有100萬元，于是只能放棄。讀到這里，我既為進口藥的昂貴而驚詫，在這么高的藥價后面，不知道存在著多少食利階層，想必醫院是希望趙長天用這個藥的，這樣他們也好從那100萬元中分得利潤，只可惜他們遇上的對象雖然為副局級，卻是一個窮酸文人。我更為趙長天感到惋惜，如果他的官銜再高一點，這個救命的藥是不是就不必自掏腰包了呢？日前新華社的一條報道說，一位退休的省級官員住一次院花費就高達300萬元。這么一筆巨款，當然不是這位退休高官自己開支。看來，趙長天這樣的作家，即使擠進了事業單位編制，但在達到了一定級別的官員眼里，還是屬于“屌絲一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