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峰

　　3月20日，剛結束刑期的林衛平出現在了一場吳英申訴的研討會上，與吳英父親并肩坐在一起。

　　從案件看，他是集資詐騙犯吳英最大的受害者，先后曾借給吳英1億元左右。但即便吳英案已經走完終審判決流程，其債務仍未有任何清償的跡象。

　　同樣的資金追繳、債務清償問題也出現在其他集資案件中。2012年元旦，萬名河南省安陽市民聚集在安陽市中心，抗議政府在爆發于2011年7月的非法集資事件上的處理不力。

　　與安陽相鄰的河北省邯鄲市，一個剛剛被拆遷的村子，村民們將9000萬補償款存進了一家“私募基金”，如今亦面對本息未付、代理人跑路的困局。

　　在這些集資案件的善后處置中，財產清償一直是最棘手的問題。其清償主體名義上應是那些集資者，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由于集資者逃跑、資產縮水等原因，使得集資者在多數情況下無法承擔起清償的法律義務，而由政府代為主持清償。

　　在吳英案中，這一情況還變異為司法機關扣押大部分財產未做任何處置，部分已經拍賣的款項也未向公眾交代去向，導致清償遲遲無法進行。

　　近年集資案又有向農村蔓延的趨勢，更使這些債務清償與地方政府基層治理中的“維穩”任務交織在一起，使得清償過程章法漸亂。法律能不能歸位？

　　政府應代為清償還是監管？

　　“沒有。”面對諸多專家關于是否進行清償的詢問，林衛平簡單明確地回答。一旁有位林衛平的“債主”則戴著墨鏡一言不發。在另案處理中，林衛平也被判有非法集資罪，處于吳英案金字塔形集資的第二層。

　　吳英父親吳永正陳述說，吳英很有意愿進行清償，但本色集團的財產大多仍被東陽市有關部門扣押，未做任何處置。吳父對該部門委托做出的財產評估報告也有諸多異議，但從無溝通和反饋的渠道。

　　吳英父親出示的幾份拍賣公告原件顯示，部分已經拍賣的資產是由數家東陽當地的拍賣公司發布公告，但沒有在公告中闡明受哪個主體委托，落款也僅有拍賣公司的名稱。

　　唯一與政府之間的關聯，則是留的聯系人姓名與東陽市經偵大隊某警員的姓名一致，電話也與其常用手機一致。

　　“所以這個案子里，誰來清償，清償給誰，清償的步驟應該是什么，都讓人覺得糊涂了。”一位在場專家點評說。

　　由于政府代為清償的行為并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則和制度，往往導致各地做法不一，由此產生的越界和違規也無從規范。

　　有法律界人士認為政府不應介入民間非法借貸糾紛，2012年，北京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張振祖曾為山西某市政府善后一起集資詐騙案提供法律解決方案，但他堅持認為，“非法吸存者與債權人之間是正常的生意往來，政府不應承擔債權人的經營風險及損失”。

　　但在地方，集資已經有向農村發展的趨勢，在中部的一些地區，甚至出現了多個全民皆貸的村莊。這種趨勢使得政府主導清償的形式已經成為常態，并成為“維穩”的核心任務。

　　“非法集資的發展態勢是逐步向農村擴張”，河北馳舟律師事務所主任侯士朝說，2012年，他成立了專門代理性集資案件的事務所，客戶竟絡繹不絕。

　　“合作社是非法集資者在農村市場最常用的外殼，其余還有投資公司、擔保公司、股權投資公司、房產中介等等。往往是吸收了農民資金后再以高利貸形式放出去，賺取差息”，他說。

　　侯士朝則認為，政府的作為應該體現在前端，而非事后。非法集資事件頻發與國家機關的監管機制滯后有關，“執法機關大多是亡羊補牢”。他建議政府應對投資公司、股權投資公司、擔保公司等所介入的項目運作進行考察，適時監控。并建立不定期巡查制度，對極易涉嫌非法集資公司的辦公地址、財務制度、資金去向、經營狀況指派專業人員考察審計，優勝劣汰。

　　此外，“銀行對此類公司的對公賬戶、法定代表人及股東的賬戶，以及客戶經理的賬戶也應進行監督，發現可疑現象及時互通信息，司法機關應當及時立案偵查，而不是靜等受害人報案”。

　　訴訟之難

　　久拖不還的集資款帶來諸多負面影響，首當其沖即為村民不斷上訪告狀。數據顯示，1997年，安陽市發生了圍堵黨政機關大門事件64起，1998年上升為96起。另外的影響則是當年的提留統籌征收，由農民提出用集資款抵扣，有的村子年任務完成甚至只有一半。

　　而對于那些資不抵債、承包人“跑路”的企業，集資人只剩下最后的選擇——到法院起訴。

　　起訴目前面臨三大障礙，一是面對資不抵債或是故意詐騙的企業，法院的判決往往只是一紙空文；二是高過法定利率4倍以上的高利貸不受法律保護，也成為集資戶法律維權的障礙。三是立案難。多名代理過集資案的律師告訴記者，投資者的民事起訴在法院“很難立案”。

　　今年1月，《每日經濟新聞》報道，當月以后，鄭州凡是涉及擔保的案件，當地法院均不立案。

　　其中也有例外。2012年12月下旬，鄭州圣沃擔保公司案發，其負責人被公訴之后，鄭州金水區法院卻發布公告，將圣沃公司的部分資產拍賣償債。

　　這則信息顯示，圣沃擔保公司用涉案資金購買的鄭州市鄭東新區商務外環路29號院2501號房屋，被鄭州市金水區人民法院拍賣，1800萬元的資產以1200萬元的價格成交。據媒體報道，這套房產被償還給了圣沃兩名“特殊”客戶。

　　“到法院起訴，那是最不是辦法的辦法”，安陽市鐵路退休職工王海國說，對這些由退休職工、家庭主婦作為主力組成的集資者隊伍來說，去法院告狀遠離他們的生活經驗。

　　“非法集資中的受害者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一旦發現上當受騙，心里落差較大，不愿聲張，”河北馳舟律師事務所主任侯士朝說，“但受害者心中壓抑的被欺騙的糗事又非常渴望解決，所以容易使用偏激手段，將怨氣撒在當初的介紹人身上，撒在行政監管不力上。這也是容易發生非法拘禁案、游行、信訪等群體性事件的一個原因。”

　　本報記者了解，在近年覆蓋華北的非法集資大潮中，曾有集資戶通過起訴順利討回債權。但如此維權只在前期才能成功，等到集資者遭擠兌崩盤，則無計可施。

　　2011年，河北邯鄲市民崔麗在天津市濱海新區法院起訴了一家股權投資公司。這家公司號稱私募實則違規吸儲的虛假PE，這些公司多利用濱海新區的鼓勵政策在天津注冊。

　　崔麗于2011年5月與這家公司簽訂協議，以股權投資形式集資，但合約期滿卻未能拿回本息。敏銳的崔麗選擇了起訴，大多數與其境遇相同的投資者則在客戶經理的勸說下選擇了二次集資。

　　私募公司選擇庭外和解以息事寧人，在一份手寫的和解協議中，崔麗撤訴，拿回了其41萬投資款中的35萬。追隨者于是涌向天津向法院起訴，但在法院調解私募公司支付部分投資款后，還是通過強制執行才領到了錢。

　　崔麗的代理律師告訴記者，“第一批起訴的投資者拿回錢比較順利，第二批則是靠法院執行才拿回了錢，還被私募公司要求簽訂了保密協議，等到第三批投資者再去起訴，被告已經跑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