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從1980年代打破平均主義，到現在調節貧富差距，收入分配改革始終與中國轉軌進程相伴相生、互為因果，也一直在努力尋找兼顧發展與公平的某種動態平衡。

　　“收入是一連串事件，”經濟學家周其仁說。而收入分配更是如此——城鄉二元制、國企改革、財稅改革……至今仍在變化中的經濟現實，不僅讓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不斷變化，也讓這個框架日益龐雜。

　　八年來，一項致力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頂層設計方案始終難產，映射出改革進入深水區的艱難現實。如何打破僵局，尋求共識，凝聚力量共同突破利益集團的重重阻力，都需要更多的智慧與勇氣。

　　1960年代的日本改革，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整整十年，以“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為名的有關增長與分配的大改革，帶來了一個騰飛的黃金十年，成為日本經濟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改革。

　　現在，中國來到了這個十字路口。

　　從1980年代打破平均主義，到如今調節貧富差距，收入分配改革的焦點始終隨著中國改革的經濟現實而不斷變遷。 (CFP/圖)

　　萬眾期待中，原本預計在2012年制訂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再度延期。

　　《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以下簡稱“方案”)于2004年開始起草，在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曾兩次上報國務院，但均未獲通過。2012年，這一方案最初定于6月底出臺，但數度推遲，坊間普遍期待將于12月出臺——10月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把制訂這一方案作為四季度工作提出。但現在，最新的消息是，可能要到2013年3月“兩會”后才會公布。

　　收入分配改革是本屆政府構建“和諧社會”承諾的一項核心內容，旨在縮小中國明顯拉開的貧富差距。在2012年3月的“兩會”上，總理溫家寶曾鄭重承諾，本屆政府要完成的五件難事之首，便是制訂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

　　但即使全社會對收入分配制度進行改革的呼聲日高，國民收入問題已是高層最為重視的工作，決定中國收入分配大框架的方案卻遲遲無法面世。

　　八年難產，方案究竟難在哪里？阻力來自何方？分歧存在何處？未來能否突破？南方周末記者遍訪這個領域中的學者與官員，試圖尋找答案。

　　十年曲折

　　2011年至今最新一稿的方案制定過程，處于高度保密狀態。多位專家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一次起草工作由官員組成的“起草小組”負責，他們至今未見過這一稿的方案。

　　早在本世紀初，收入分配改革的“頂層設計”便提上了議事日程。

　　2001年，國務院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收入分配問題研究，由當時的國務院體改辦和中央財經領導合作辦公室兩家聯手牽頭，民政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國資委、財政部等多個部門參與。研究形成的主報告由時任國務院體改辦秘書長宋曉梧向時任體改辦主任王岐山和中財辦主任華建敏做了匯報。

　　“當時我們大家有一個很突出的共識，就是行政性壟斷行業的改革迫在眉睫。”宋曉梧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說。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是最早參與收入分配改革“頂層設計”的一位學者型官員，曾任國務院振興東北辦副主任、國家發改委黨組成員兼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國務院體改辦黨組成員兼秘書長、體改委分配和社會保障司司長等職。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國際通用指標“基尼系數”一詞，便是由他最早編入1987年版的《企業管理百科全書》，從而引入中國。

　　據宋曉梧回憶，當時的研究分為若干主題，比如財稅改革、社會保障、國有企業利潤分配、民營資本問題、機關事業單位薪酬改革等，最后形成了若干個分報告。不過，“課題組的一系列政策建議最后不了了之”。

　　2003年，國務院體改辦撤銷合并到發改委。2004年，時任發改委就業分配司司長孔涇源提出動議，希望發改委牽頭起草一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于是相關起草工作在上述2001年課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啟動，但直至2006年孔涇源調離就業分配司，方案也未在國務院獲得通過。

　　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自從2004年啟動之后，方案制定工作幾度擱置，直到2011年才又重新提上議事日程。

　　但2011年至今最新一稿的《方案》制訂過程，則處于高度保密狀態。多位專家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一次起草工作由官員組成的“起草小組”負責，他們至今未見過這一稿的方案。

　　“他們找過我咨詢些問題，讓我提供相關的研究資料，但沒給我看過方案，也沒有征求意見。”一位專家近日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聽說(方案)還處在一個比較高層的協商階段，具體情況是高度保密的。”

　　前些年的方案制訂過程中，發改委曾經多次召開研討會，在會場將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初稿發給專家、學者提意見和建議，但不允許帶出會場。

　　一位三次參加過此類會議的專家回憶道，“那時候方案大概有十多頁，五千字左右”，內容涉及調整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工資正常增長和最低工資標準、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與收益分享制度、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國有企業高管薪酬管理等。

　　收入分配方案日益敏感的現實，正反映出這項改革的艱難。因為既關系到民眾利益，也關系到利益集團的利益，改革方案陷入尷尬——公開可能引來利益集團的阻撓，封閉卻又難以讓民眾參與討論。

　　“這么大個事光靠就業分配司那幾個人，有點勉為其難。”一位專家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整個國務院系統里人事部管公務員，勞動部管企業，事業單位多家管，都對這個問題有話語權。”

　　可以想見的是，涉及重大利益重新調整的這項改革，注定是塊難啃的硬骨頭。

　　壟斷國企：難啃的骨頭

　　"一位專家透露，方案討論時，有人認為國企上繳分紅的比例完全可以提高到10%-25%，但遭到反對，“認為如果這樣國企就沒有實力走出國門了”。"

　　多位參與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研討的專家向南方周末記者證實，國企收入上繳和限制國企高管工資，成為方案遇到阻力最大之處。

　　據媒體公開報道，人保部正在制定的收入分配改革重要法規《工資條例》中，沒有使用“壟斷行業”概念，而采用了“收入過高行業”、“特殊行業”，原因是如何界定壟斷行業仍存在一定爭議。

　　一位專家介紹，一些行業主管部門一直不同意“壟斷”的提法，發改委也不敢認定誰是壟斷行業——“我印象中開會時就有人說，‘中國哪有壟斷企業啊？你給我找兩個出來看看’。他們理解的壟斷和經濟學上的不太一樣，認為壟斷就是獨此一家，而寡頭、行政性準入壁壘、價格管制、特許經營這些都不是。”

　　央行行長周小川近期也撰文否認存在壟斷，“除了工、農、中、建、交等大型銀行，還有數百家各種類型的中小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和村鎮銀行，因此說銀行業壟斷恐怕站不住腳。”他說，“目前銀行業盈利能力較強、利潤較高，顯然不是壟斷造成的。”

　　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恰恰是這些被公眾稱為“壟斷”的行業，利潤豐厚。各地統計局發布的數據中，行業工資前三甲基本都為金融、煙草、電力、電信等。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近幾年金融業職工平均工資是全國職工平均工資的2倍多，其中證券業在2009年比全國職工高6倍左右。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岳希明、李實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教授史泰麗2010年發表論文《壟斷行業高收入問題探討》，以嚴密的數理統計分析證明了壟斷行業與競爭行業之間收入差距的70%，應歸因于其壟斷地位及相應的壟斷利潤。該文獲得了當年的“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這些利潤豐厚的企業，其高管往往由任命而非市場競爭產生，他們拿著高額薪酬并且擁有巨大的職務消費空間。

　　北師大教授高明華等人的研究表明，2001-2010年十年間，金融業的高管薪酬增長率達到了驚人的2646%，即增長了26倍，排在其后的運輸倉儲和房地產業均不到7倍。而在水電煤氣行業，盡管行業同期營業利潤率僅增長了65.29%，但其高管薪酬增長率達到了333.48%。

　　盡管這個高速增長需要考慮到多年前國企高管薪酬偏低的因素，但國企高管薪酬水平與其他國家的情況依然大相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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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上對私營企業的高管薪酬無限制，但對受托管理國有公共資產的國企高管的薪酬卻有嚴格的限制和標準。一項關于2008年國外國企高管薪酬的統計數據顯示，英國國企高管薪酬是其最低工資的3.5倍，平均工資的1.5倍；美國是最低工資的11.8倍，平均工資的3.8倍；新加坡則分別是5.1倍和1.7倍。

　　宋曉梧回憶，1989年他去挪威考察，發現其利潤最高的國企北海石油公司的總裁，工資只相當于勤雜工的三倍。“當時我們非常驚訝，同去的一位企業家就問他們為何工資差距這么低。那人愣了一下，反問，‘中國人只有用錢才能調動積極性？’”

　　2010年宋見到挪威大使，又問起現在的情況，“他說現在唯一的變化就是股權變了，北海石油不再是百分之百國家持股，但總裁還是拿公司最低工資的三倍。”

　　對既得利益者的改革之難，發改委經濟體制改革司司長孔涇源曾公開表示，“較之一般經濟領域的改革難度要大得多”。2008年他起草的《公車改革方案》第一稿幾乎已經得到通過，但工作人員過早地透露了內容，結果引起利益受損團體的反對而難以實行。他說，“改別人容易，改自己難。”

　　利潤上繳便是國企改革之難的另外典型一例。

　　一位發改委官員介紹，其實從2001年起國務院便參照國際慣例確定了無償占有國有資產的國企應該上繳紅利，但當年國企表示經營困難，需“放水養魚”。進入利潤“虛高”階段后，國企又以擴大再投資和海外并購為由拒絕上繳。直到2008年，國資委才頂著“殺雞取卵”之名開始實施5%-9%國企分紅，并逐步提高到5%-15%。這一比例遠低于壟斷行業上繳利潤的2/3、一般行業1/3的國際慣例。

　　不僅如此，就連這些并不多的上繳利潤，實際上也基本未用于財政。其中一部分又重新返還給了上繳企業，理由是他們承擔了攤派的公共事務或國家行為，比如地震災害救助、利比亞撤僑、海外援建等。還有一部分則拿去補貼了虧損的國有企業。

　　發改委就業與收入分配司司長張東生曾表示，2009年央企上繳紅利五百多億元，但調入公共預算用于一般預算支出的只有10億元。2011年，央企實現凈利潤9173.3億元，上繳紅利800.6億元，用于社會保障等支出的僅有40億元。

　　一位專家透露，《方案》討論時，有人認為國企上繳分紅的比例完全可以提高到10%-25%，但遭到反對，“認為如果這樣國企就沒有實力走出國門了”。

　　“兩個八年抗戰都打不垮”

　　"在過去的收入分配現實中，二次分配被詬病為“逆向轉移”，也就是說，它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一次分配產生的貧富差距。"

　　收入分配改革要啃的另一塊“硬骨頭”，是用二次分配對一次分配產生的收入差距進行調節和彌補，其核心內容是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和財稅制度改革。

　　一次分配是指通過市場實現的分配，比如老板給雇員發工資等；二次分配主要通過政府來實現，比如通過補貼來彌補貧富差距。但在過去的收入分配現實中，二次分配被詬病為“逆向轉移”，也就是說，它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一次分配產生的貧富差距。

　　比如中國長期存在的社會保障雙軌制，是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一種顯見的分配不公，卻多年堅冰難破。城鎮居民中，企業人員退休前要繳納養老保險，公務員則不用繳費。但退休后，企業人員普遍只有退休前工資60%左右的退休金，公務員卻能達到90%左右。在有的城市，公務員退休金甚至是企業人員的4倍多。

　　宋曉梧回憶說，他1996年就在《經濟日報》上發表文章，提出要解決雙軌制問題，2004年他又向溫總理當面提這個問題。“到現在兩個八年抗戰，都打不垮這個雙軌制。”

　　財稅制度，則是另一個重要卻困難的二次分配改革突破口。在國際上，所得稅、遺產稅和贈與稅、房產稅等是調節收入差距的重要二次分配手段。

　　“涉及稅收和轉移支付，財金部門處在強勢地位，他們認為還是應該把發展問題放在第一位。”一位專家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印象很深，有些部門的人說，收入差距問題談了這么多年也解決不了，解決不了就不要談了嘛，不要炒作這事吊老百姓胃口。”

　　而對于多數發達國家已征收一百多年的、可消除“階層凝固”的遺產稅和贈與稅，雖然是國際通行的二次分配手段，卻在中國阻力重重。一位專家透露，對這兩個稅種推出的最主要顧慮是怕引起大規模的資產向海外轉移。

　　“幾年前有一次我在政協法制委員會講課，建議征收房產稅和遺產稅，在座一位領導當場就說，‘征收什么遺產稅？剛剛有點財產就征收遺產稅？’”一位專家回憶說。

　　艱難尋求共識

　　"至今依然在變化中的經濟現實，不僅讓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不斷變化，而且也讓這個框架日益龐大。更要命的是，這個龐大框架的每一環，都充滿著爭論。"

　　客觀地說，收入分配改革受阻，并不完全因為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因為收入分配問題異常復雜，從上到下各方難成共識。

　　這些年來飛速變化的中國現實，是收入分配難題不可忽略的土壤。

　　比如說最戲劇性的國有企業，就從1990年代末入不敷出不得不進行“三年脫困”的窘況，搖身變成利潤豐厚勢大力沉的壟斷企業，并因此從社會幫助的對象變成改革的對象。

　　至今依然在變化中的經濟現實，不僅讓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不斷變化，而且也讓這個框架日益龐大。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原人保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在2006年參加了發改委召集的收入分配改革專題研究會議，從此開始參與工資分配改革。他后來漸漸發現工資分配改革要跟財政分配體制、社會保障、農民收入增長及經濟社會體制改革等問題聯系起來。

　　“就像一個人腿有點毛病，后來發現腿的毛病可能和內臟、神經有關，可能還不止是一個地方，很多地方都有毛病，是相連帶的，必須進行全身檢查才能得出正確結論。”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收入分配問題的復雜性，使得在改革的其它問題上屬同一陣線的人士，有時也分歧嚴重。比如對于收入分配差距是否過大，是否需要進行分配改革，即使在改革派中也存在爭議。

　　“當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正在為福利政策難以為繼而發愁的時候，我們千萬要防止過早地染上我們根本沒有資格患的‘富貴病’。”國內公認的“改革派”代表人物、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劍閣，就曾在2005年撰文寫道，“有的經濟學家甚至在十年前就驚呼中國的收入差距已經過大。我認為，這種簡單的判斷和刻意的渲染，根本脫離了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其結果只會重新喚起傳統體制固有的平均主義訴求。”

　　而對于不同時期收入差距是否在擴大，各方也觀點不一。比如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據他測算的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性支出差異指標顯示，2005年以來，城鎮居民收入差距在經歷了擴大趨勢后，已經呈現縮小的跡象。但這一說法并沒有得到眾多研究者的認同。

　　同樣的爭論也存在于勞動者報酬問題上。

　　社科院發布的2008年度《社會藍皮書》中稱，“我國勞動者報酬比重逐年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到2006年降至40.6%。”對于這一被廣泛采信的說法，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教授徐滇慶專門撰文指出，中國勞動報酬占GDP比重太低和逐年下降，不過是統計誤導的又一個“錯案”。徐同意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的觀點：“按國際同比口徑，我國勞動者報酬占比遠遠超發展中國家，在金磚四國和中等發達國家中也位居前列，與自己縱比也不是下降，而是持續上升。”

　　對于是否應該通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完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來改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很多經濟學家擔心這會帶來失業率上升，降低我國制造業的競爭力。“有人說，國企高管的工資不能降，要不然人才跑到華爾街去了；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工資不能漲，要不然制造業跑到越南、緬甸去了。”宋曉梧說。

　　在收入差距過大是改革造成的，還是改革不徹底造成的這一問題上，也存在兩套解釋體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劉國光認為，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最根本原因被忽略了。“所有制決定分配制。但是，人們常常忽略這個觀點。”他強調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并主張“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講改革”，“每個人講話都有立場，是站在財富、資本的立場，還是站在勞動的立場，用了階級分析方法，就會看得一清二楚”。

　　在宋曉梧看來，按這種觀點推導下來，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根本途徑就是再次國有化、搞公有制。“現在不光老人，一批年輕人也有這種看法，是很危險的。”

　　幾乎在有關收入分配的每一個問題上，都充滿了爭論。這個缺乏共識的現實，注定了收入分配改革將依然困難重重。

    來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