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該事件為起點，在有關“國退民進”“國進民退”的紛紜爭執中，事件已被迅速符號化，通鋼本身的改制亦變得更加復雜。如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原化工部部長秦仲達、原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劉實等離退休高干及學者總計141人，以《關于維護憲法權威、捍衛社會主義國有經濟、重建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倡議——從通化鋼鐵廠事件說起》為題上書中央領導等。

　　更為偏激的是，中國工人研究網迅速編印并在香港出版了《通鋼事件與國有情結》一書，序言旗幟鮮明《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國有情結”而歡呼》，書中錄入的文章將陳國君被打死、建龍退出通鋼稱之為“階段性勝利”。

　　暴烈的血案使得通鋼改制遽然轉身，前功盡棄。

　　在通鋼時任董事長安鳳成被罷黜的8月7日，《吉林日報》頭版刊發了“堅定不移地推進國企改革”“從鋼鐵產業調整和振興要求看通鋼的路徑選擇”兩文，前者稱“國企改革是吉林振興發展的重要突破口”“國企改革的方向不能動搖”；后者則表示通鋼“需要積極靠近戰略投資者，加快改革重組的步伐”。

　　這或許可視為吉林官方對于平撫通鋼血案負面效應，重啟國企改革的一次全面表態。不過，王珉的調離使尚在半途的改制前路未卜。據《財經》記者了解，吉林省通鋼改制領導小組組長的新人選，已變為吉林省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竺延風。

　　49歲的竺延風可謂政治新星，其2009年12月擔任現職之前，曾在一汽集團工作23年，并在該公司總經理九年任內，通過一連串兼并、重組與合作，使一汽集團從早期機制陳舊的國有企業逐漸變成國內強勢的汽車集團。

　　今年2月10日，竺延風在通鋼調研后發表內部講話。其提出，跟去年同期比，或跟前一段不太穩定的狀態上比，通鋼的經營有所恢復。而通鋼官方網站可查的信息是，2009年7月份實現利潤12352萬元，比上月增利8073萬元。

　　來自內部的估算，2009年通鋼預計虧損15億元以上，而建龍的撤離已使其負債率攀升至90%以上——80%的負債率已是銀行可忍耐的上限。

　　“你們對負債率很著急，但是我最擔心的是現金流問題。”竺延風在講話中提到，通鋼1月的現金流是正的，“現金流斷了，馬上就會出現一系列的問題，而且很多原本可以拖的矛盾都沒法拖延，都會集中暴發。”

　　竺延風提醒通鋼的管理層，一定要特別關注現金流。“如果有現金流，我們就有談判的基礎，我們就可以有說話的時間。”

　　重組方與談判籌碼

　　無論如何爭取，通鋼的新重組方都無法開出建龍當時承諾的條件

　　在鎖定首鋼作為惟一談判對象以前，吉林方面已遍尋買家，希望為通鋼“賣”個好價錢。

　　建龍和通鋼股權分立后，通鋼負債率與虧損額均已驚人。隨著鋼鐵業的新一輪困局，深陷泥淖的通鋼已不堪重負，重啟改制箭在弦上。

　　“重組一事現由省國資委主導，我們只是配合，主要是管好生產。”一位通鋼高層在電話中告訴《財經》記者。

　　在通鋼新一輪的重組對象中，鞍鋼、首鋼下屬的首控以及華菱集團都成為吉林省國資委的邀請對象，但談判一如料想中的不順。

　　今年1月有消息稱，首鋼與鞍鋼已對通鋼展開重組調研。其中，鞍鋼已表態愿意“出資、出技術”；首鋼總公司則已授意其旗下的首鋼控股有限公司(下稱首控)于今年年初對通鋼展開全面調研。

　　通鋼新一輪重組的主持者正是竺延風，他利用了政界與商界資源，主動將首鋼和鞍鋼請到吉林考察。兩方的閉門會議相繼發生在2009年10月，包括通鋼分別對應鞍鋼、首鋼的高層圍于一桌，主題是“了解雙方對于重組的一些感性認識”。

　　在多個重組方案中，鞍鋼開出了相對較優的方案——鞍鋼向通鋼增資25億元左右，其中一部分用于補充民企建龍集團撤走的資金，另一部分作為增資，但前提是對通鋼的持股達到50%－55%之間。

　　來自鞍鋼高層的消息稱，早在2009年11月上旬，鞍鋼已將這一重組方案上報工信部、發改委、國資委等，并獲得幾個部委的支持與贊同。

　　不過，鞍鋼高層證實該公司已通出通鋼重組。“首鋼一介入，我們就退出了。我們認為通鋼的資產不好。”在今年年初，鞍鋼一名主要負責人告訴《財經》記者。

　　據相關人員介紹，鞍鋼本身有線材生產線，而東北市場容量有限，通鋼銷售半徑受到嚴重制約，與鞍鋼重疊。加之通鋼自有裝備技術差，鞍鋼不值得在此方面拿錢打水漂。

　　值得注意的一個細節是，2008年鞍鋼成為攀鋼集團整體上市方案的現金選擇權第三方。據當時的股價估算，此舉意味著鞍鋼要拿出150億元現金為攀鋼保駕護航。

　　在鞍鋼之后，首鋼名下的首控公司已后發制人。

　　首鋼一位副總經理對媒體證實，首控公司在2009年9月開始與吉林省國資委商談通鋼重組，11月下旬形成重組方案。首控公司提出增資25億元左右，占有通鋼55%股份，此外還要求無償劃轉吉林省國資委持有的股份，使其未來在通鋼持股比例達到80%以上。

　　據知情人介紹，首鋼對通鋼的盡職調查于2010年1月5日展開，一個來自首鋼的30人團隊，在通鋼進行了長時間考察。

　　知情人士告訴《財經》記者，首鋼目前面臨本部全面停產搬遷的處境，而本部以長材線材為主，這部分產能技術可以在通鋼得到延續。更重要的是，《鋼鐵產業調整與振興規劃》中提到“力爭到2011年，全國形成寶鋼集團、鞍本集團、武鋼集團等幾個產能在5000萬噸以上、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特大型鋼鐵企業；形成若干個產能在1000萬－3000萬噸級的大型鋼鐵企業”。首鋼急迫收購一些鋼鐵企業，為的是保持鋼鐵振興規劃中所說的3000萬噸級別大企業的地位。通鋼此刻成為首鋼整合做大的關鍵一子。

　　首鋼的意向亦獲得了通化本地利益的強力支持。熟知內情者稱，鞍鋼重組通鋼，將比首控更可能危及內部人既得利益，這或許是首控公司進展順利的原因。據傳首控公司還獲得了通化市政府的支持，后者有意通過重組通鋼解決本地一家上市公司的財務黑洞。

　　根據吉林省政府的時間表，通鋼與首鋼的談判時間計劃在3月底搞完，“由于雙方對某些條款意見不一致，有可能拖半個月的，看誰能咬住牙咬住勁。”一位通鋼改制領導小組成員說。

　　無論如何爭取，通鋼的新重組方都無法開出建龍當時承諾的條件(參見《財經》2009年第17期《通鋼改制之殤》)。除了注資問題，談判僵持的另一個關鍵問題是1000萬噸產能的分歧。

　　這一目標在王珉主政期間提出，2005年7月27日，吉林省國資委發布了對通鋼《整體改制重組實施方案的指導意見》，稱整體重組要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形成1000萬噸產能，并提到安排經營者和職工持股比例。

　　持股已成，產能未竟。王珉在2009年1月7日考察通鋼時指出，“要堅定1000萬噸發展目標不放松”，“建設通鋼千萬噸級規模是按照吉林省的發展實際和發展趨勢來布局的，也是從通鋼的發展要立于不敗之地來考慮的”。

　　鞍鋼要求通鋼必須放棄1000萬噸產能的發展目標。有關人士說到，通鋼的地理位置決定它即使生產了800萬-1000萬噸，也很難銷售出去。首控公司對此亦未輕易答應，只表示“朝著千萬噸努力”，其中300萬－500萬噸的產品達到同行業較高水平。

　　“我認為首鋼750萬噸鋼能答應，因為這個條件是具備的。”竺延風在通鋼內部的講話中如此表述。

　　工人利益與對話機制

　　紀宜剛的大多數工友也許并不知道即將來臨的另一重大變動——有管理層提到通鋼需要成本倒逼機制，即規劃750萬噸鋼的產能，8000名職工就夠了，節余的5000人需要結構調整

　　在通鋼工人的概念里，通鋼和通化市是兩個平行的概念，企業職工的父母官是總經理，通化市民的父母官是市長。用一位通鋼職工的話說，“關起門來自成一個小社會”。

　　通鋼工人所寄附的通化市二道江區地處荒僻，該城區人口9萬，其中僅通鋼的在職職工和退休職工就有近5萬人，加上家屬，整個二道江區跟通鋼沒有關系的人，少之又少。大多數家庭不止一代人都在這里出生、成長、就業、退休，完全依附于通鋼。這里的消費完全取決于通鋼職工的收入。

　　吉林省政府一位官員告訴《財經》記者，在建龍集團進入之前，職工亦有不滿情緒，主要指向原國企高管人員，因為他們的親屬大量安排在集團、集團公司的上下游產業。集團企業虧損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利潤往私人腰包流走了。但在改制以后，困境重現，職工的不滿在很大程度上轉向“改制”本身及其代表者建龍集團。

　　安鳳成被免職后，目前已置身深圳，鮮見其有露面。通化市原分管工業副市長鞏愛平被任命為通鋼董事長，而黨委書記一職由安鳳成的另一同事擔任。作為通化市的財稅大戶、半壁江山，鞏的任職對于處理通化市地方利益有著積極意義，但對于通鋼的改制來說，卻平添幾分復雜。

　　為加強與通鋼的聯系，通化市在通鋼辦公樓里設立了通鋼協調發展辦公室，辦公室主任于連才曾告訴《財經》記者，“通化市人民代表大會有個口號：支持通鋼、服務通鋼、發展通化。市委市政府提出的發展規劃，也是‘圍鋼’經濟。”

　　但在2006年6月，通鋼股東會議作出決議，將公司住所從通化市遷往長春市。原本就相對獨立的通鋼與通化市的關系漸行漸遠，而改制遺留的上訪等社會問題卻需通化市來做工作。

　　由此，在這場錯綜復雜的企業重組改制之中，吉林省、通化市、建龍、通鋼管理層以及通鋼普通職工都有著各自的訴求。在此多方博弈的過程之中，工人本有職代會這一傳統的利益表達形式，但因控制職代會的國企管理層對改制的不配合并未召開。

　　在改制中被邊緣化的工人，在溝通渠道缺失的背景下不解內情，將主人翁身份的失落感、工資待遇的被剝奪感、收入分配的不均感，歸咎于早已向省政府承諾“不裁員、不減薪”的民企重組方。

　　而惟一一次平等表達的機會，卻以陳國君40歲的生命為代價。換得終生刑枷的紀宜剛和工友們以極端殘暴的方式成為了血案兇徒，卻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意味著什么，促成或摧毀了什么。

　　通鋼內部一位員工告訴《財經》記者，通鋼曾多次召開職代會等會議，由員工投票決定誰來重組，“他們已認同首鋼進駐，目前通鋼生產經營情況良好。”

　　但在紀宜剛身后，他的大多數工友也許并不知道即將來臨的另一重大變動——有管理層提到通鋼需要成本倒逼機制，即規劃750萬噸鋼的產能，8000名職工就夠了，結余的5000人需要結構調整。

　　竺延風亦表示，如果按首鋼750萬噸鋼倒推，所需職工人數為8000人，另外5000人需要在產業鏈與市場中消化。“形成什么樣的產業鏈才能消化？而且將來的競爭力也能上去？”他將問題拋給了通鋼管理層。

　　但是，陳國君付出的生命代價，并未促成一個長期有效的對話機制產生，通鋼內部代表工人利益的機構(例如工會、職代會或其他)仍未能脫離經營者控制，成為能夠真正表達工人訴求的自主性組織。5000名職工的去向會否是下一個定時炸彈，無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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