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其中發文回應：馮侖 你為什么非逼我說

　　編者按：中國民營企業的先驅出獄了，馮侖寫的關于牟其中的那篇文章再次在朋友圈傳閱。現在把牟其中在獄中書寫的回應文章刊發于此，以饗讀者。

　　來源：懇談 牟其中

　　鐵窗高墻，關山難越。12月才讀到11月5日出版的《中國企業家》雜志。上面有馮侖的文章：《牟其中》。

　　罵挨得多了，特別是經歷過兩次全社會被動員起來的口誅筆伐之后，筋骨也強壯了許多。大江大河都闖過來了，在第三次平反的前夜，再泛起幾片沉渣，也就無所謂了。

　　第一次全社會口誅筆伐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因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與人合寫了《中國向何處去？》，觸犯了天條。不但被抓進了看守所，四川省革命委員會還模仿批林彪的《571工程紀要》模式，發文到生產大隊一級，組織革命群眾天天批判我。《四川日報》上幾乎每天都是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成都人民南路的展覽館（俗稱萬歲館）舉辦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反革命罪證展覽》，峨眉電影制片廠拍了一部專題片《除惡務盡》，在全國各影院公開放映，情勢慰為壯觀。

　　第二次全社會的口誅筆伐距今不久，余波未熄。是我平生第三次坐牢，也就是目前這次牢獄之災的背景音樂。

　　第二次的規模與第一次相比，毫不遜色。據重慶一家報刊的文章報道，有幾百家媒體、上千篇文章與書籍，對我進行了長達數年的批判。第二次批判與第一次一樣，是有人組織的。第一次是“四人幫”，第二次是《萬言書》。不同的是，第一次參加批判的人是奉命行事，這一次卷入批判的媒體與文章作者，是遭人暗算，落入了有人設計好了的陷阱。其實，他們也是反對《萬言書》對改革開放路線的挑戰的，俗稱梁山兄弟打架——不打不相識。估計今后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

　　關于我與《萬言書》的那場民營企業家是否是新生資產階級的爭論，不是本文的主旨。再說，中央當時已組織力量調查過了，結論是“都是一些人身攻擊”，所以這里就不介紹了。如果有讀者感興趣，歡迎登錄南德網站（網址：www.nandegroup.com，和夏宗偉在新浪實名注冊的個人博客），我們已將今年9月24日《經濟觀察報》已發表的《1997：牟其中現象》和《萬言書》中的有關材料，放到了那里。

　　所以，罵挨得太多了，挨的超級大罵太多了，也就總結出了一套如何挨好罵的經驗：“是非審之于己，毀譽聽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數。”讓人去說吧。不然，早就血灌腦頂，氣絕身亡了。

　　但是，馮侖這次不同，他文章的要害既不是是非之爭、毀譽之辯，也不是得失之論，而是一個有關真偽的道德問題。

　　這就觸及了他自己在文章中振振有詞地說的道德底線。

　　是非、毀譽、得失是可以爭論的，惟獨真偽是絕對不容許顛倒的。不然，天下就大亂了。所以，古往今來都把誠信認做道德的第一標準、做人的起碼原則。

　　恰恰是在這里，馮侖突破了做人的底線。

　　我們先來看看馮侖在文章中的自我矛盾。

　　馮侖在該文中稱，1989年以后，他把一篇叫《牢牢記住黨和國家的利益》的文章，幫牟其中刊登在了《中國青年報》上，后來《人民日報》等報紙轉載了。馮侖認為他此舉為牟其中“樹立起一種正面的形象”。

　　馮侖講的這篇文章的準確標題是《牢記國家和民族的利益》，首發于1989年8月9日的《中國青年報》，8月13日《人民日報》轉載。

　　還是這個馮侖，還是在他自己寫的同一篇文章中又寫到：“1989年9月，汪兆京說你現在沒事兒做，也沒工資，可以去牟其中那兒折騰。我就這么去了南德。”

　　后面一個馮侖，戳穿了前一個馮侖的謊言。

　　我們再作最善意的假設，馮侖在1989年9月于海南遇到南德職工汪兆京之前，已在向牟其中暗送秋波了，或者馮侖只是發生了記憶上的錯誤？

　　這兩種假設都是不可能成立的。因為這篇文章后面還有一大段故事，我不講出來，今天馮侖也不可能知道。

　　牟其中為改革開放在四川兩次坐牢之后，直奔中國改革的圣地北京。當時舉目無親的牟其中，只得投親靠友，爭取在京城立足。

　　那位副總編，原系成都電訊工程學院的畢業生，后在《中國青年報》成都站工作。作為四川人的牟其中，自然與他有不少共同的朋友。投親靠友的牟其中到京后，自然經常往《中國青年報》跑，也常去東壩河副總編家中拜訪。

　　牟其中經常與這位副總編交換對時局的看法，意見比較一致。當時牟其中寫了一篇文章，談了自己的觀點，力勸學生理性，副總編都發排了，但卻被不同意見的同事們撤了下來。

　　但在當時，這個題目太敏感，還是拿不準是否能發。副總編先是在京城主流媒體總編每周一次的聚餐會上吹風，有人又去請示，得到批準之后，副總編安排了一名年紀非常之小的記者來南德取了些文字材料。不久，這篇報道出來了。當時，我還不知道世界上有一名叫馮侖的人。給自己頭上裝飾完光環之后，馮侖開始妖魔化牟其中了。

　　馮侖文章稱，牟其中以一個勞改釋放犯、小商人的身份給鄧小平祝壽，他大不以為然，嗤之以鼻。有沒有給小平同志祝壽之舉，我的確沒一點印象了。但對小平同志砥柱中流、無私無畏的偉大品格，我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的。如果當年真有祝壽之舉，今天的我，還甚感欣慰：我們都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做人要講良心。但我當時怎么就成為了一個勞改釋放犯了呢？

　　第一次進看守所，被關押四年半，于1979年12月31日，由中共中央辦公廳派出的工作組，到萬縣將我們釋放。雖然內定是死刑，還沒宣判。工作組傳達了中央領導的批示：“讓四川那幾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年青人，在新長征中再立新功。”

　　第二次進的是收容所，被收容審查一年。萬縣（今天的重慶市萬州區）政法委那位負責人說：“牟其中做生意不是為了掙錢，是為了與社會主義較量。”又把我抓了起來。《新華社》、《經濟日報》發了內參。小平同志糾正了在經濟領域反自由化的錯誤。胡啟立、姚依林等同志對我又作了批示：“打集體、壓個體是‘左’的表現，要查處。”國務院辦公廳又派人到了萬縣，我又自由了。為此，《人民日報》在1985年2月發了評論文章：《醫治“左”的頑癥》。1997年北京電影制片廠的負責人告訴我，中央黨校有一個機構正在搜集、研究文革中各階層與“四人幫”斗爭的材料，《四川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是被當作民間自發反“四人幫”的典型收入的。這位負責人的弟弟就在這個小組之中。看守所、收容所、監獄，是不同的法制概念，作為大名鼎鼎的企業家，還是應該要有點法律常識的。既然是勞改犯，必然是五大三粗、滿臉橫肉、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動輒用拳頭說話的莽漢。

　　馮侖文章中說，牟其中“他給我的印象是個子特別高”、“我們都嫌臟，吃不下去，老牟卻吃得倍兒香”、“還會為了一個凳子一拳把人家的嘴打得縫了5針”、“做飛機時，有一伙人想‘兵變’，計劃把所有相關文件拿走自己做，老牟連夜把那些人抓起來捆在地下室里”。

　　馮侖呈現在不明就里的讀者面前的牟其中，已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土匪、流氓、勞改犯了。但馮侖玩的是危險的游戲。自以為已經把牟其中關進了牢里，牟其中有口難辯，他就可以信口雌黃了。馮侖錯了。今天的監獄，雖然森嚴、嚴格，但以人為本，實行人性化管理，不但可以看書、讀報，還可以研究著述。武漢幾個監獄中，都有不斷出版研究成果的。有一個人，還出版了幾本研究《詩經》的學術著作。我自然就可以通過我的訴訟代理人公布真相了。馮侖倉皇出逃南德時，正如馮侖文中所言，南德在羊坊店15號的軍博大院租了兩層辦公。一層為設備層（半地下室），一層為地平面一層。馮侖出逃之后不到兩個月，南德鳥槍換炮，搬到了永定路21號，整整一個大院，有主樓、配樓、設備房，但就是沒有地下室。南德的飛機業務即將成功之時，代理南德與俄羅斯簽定外貿合同的那家北京國營公司，策劃南德分管飛機業務的經理曹立國將樣品偷走，即可撇開其代理身份，變為主體。這家公司不需要文件，因為文件都是他們出面簽定之后，再將副本交南德存檔的。所以，南德不可能因為“相關文件”與曹立國發生沖突。

　　曹立國竊走樣品之后，送到了這家國營公司。南德立即向駐地派出所報了案。以后派出所送回了被竊走的樣品。曹立國行竊之后逃走，南德的有關人員從此再也沒見到過此人，如何能將其“抓起來捆在地下室里”？相信隨當年與曹立國一同離開南德的幾個年青人，目前還尚在人世，也一定能看見此文。若你們中有任何一個人被捆起來了，甚至被煽了一耳光、被打了一拳，被推搡了一下，總之，有任何的肢體接觸，就請站出來為馮侖作證。

　　再來看看我這位莽和尚魯智深當年是如何三拳打死鎮關西的。在香山，有兩位南德員工與人發生過斗毆，一拳打得人骨折，被警察收容審查。但此人不是牟其中，是當時在南德工作的兩名警衛。他們的名字叫呂會臣、楊建森。這兩名警衛自己相約游香山后，乘植物園到蘋果園的公交車返回南德宿舍樓。由于他們操的都是外地口音，衣著平平，鄉土味很濃，于是有人欺侮他們，要他們讓坐。警衛不從，此人就動粗，想不到這兩位貌不驚人的鄉巴佬原系訓練有素的中南海貼身警衛。后來我問他們：“為什么打人？”他們答：“沒打，是他打我，我只用手擋了一下，想不到他的手就斷了。”

　　收容之后，經調查，最后決定調解。條件是動手的這名警衛付醫藥費和誤工經濟損失三萬余元。警衛自然賠不出來。我知道之后，讓南德保衛處送了張支票過去，領回了人。后來此人對我感激得不得了。

　　我曾經一拳打得一個流氓縫了五針（也許更多，至今也不清楚），但不是在香山，也不是為了搶凳子，是在重慶解放碑附近的八一路，時間是1985年。當時南德還在重慶。一天晚上，我、夏宗瓊與南德職工肖元生三個人去八一路的一家路邊小店吃火鍋。由于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了，一些社會痼疾又沉渣泛起。重慶的一些商販有了幾個錢，常常包養一名賣笑女招搖于茶樓酒肆。夏宗瓊有幾分姿色，又好打扮，火鍋店老板把她當作賣笑女了。開始則言語輕佻，繼之動手動腳。我忍無可忍，大聲斥責。他竟然把我當成嫖客，說要機會均等。一怒之下，我一拳過去，他血流滿面，雙方扭打了起來。幸好旁邊就是較場口派出所。經值班民警詢問，老板如實交待，被訓斥教育。但面頰挨了一拳，血流滿面，警察讓我掏出5元作治療費用，不足部分，由老板自理。是3針、5針還是8針，至今我也弄不清楚。

　　馮侖愛人小王，年青漂亮，穿著也很新潮。若小王遭遇流氓，被人調戲，不知馮侖這位自詡為“傳統士大夫精神享受”的人，能否仍能謙謙有禮地施教于流氓：“君子動口不動手”？但我相信，馮侖也會一怒為紅顏的。土匪化、流氓化牟其中之后，該來展示馮侖這位男子漢笑到最后的勝利風采了。

　　馮侖文中說：“到他越來越困難的時候，就讓下面的人找我合作，功權他們也勸我見見，但我堅決不見。”

　　我怎么不知道如此重大的安排啊？既然王功權知道，就是一個證人，請王功權出來說說，是誰奉我之命要去乞求馮侖了？如果找不出這個人來，又是馮侖在撒謊。

　　1992年4、5月間，南德飛機業務大功告成。時逢人大通過三峽工程決議，全國為之振奮。為了答謝各界對飛機業務的大力支持，也為了報答重慶的山山水水對我的養育之恩，我動用了兩架換回來的圖154客機，向長航租了“江渝八號”輪船，組織了浩浩蕩蕩600余人的《告別三峽》旅游。從此，“告別三峽”的旅游一發不可收拾，弄得重慶市一票難求、一床難求，中外旅客露宿重慶街頭。重慶市還向中央告了我一狀。最后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勸阻評論，說是商人的無知炒作，“三峽永遠不會消失”。幸好沒點我的名。

　　在籌備期間，夏宗瓊曾請示我，說她接到了王功權的電話，內容是表示他們希望回到南德。我說，可以，但要對出走的事說清楚。并說，可以先以朋友的身份參加《告別三峽》旅游活動。活動期間，我沒見到王功權。旅游結束之后夏宗瓊又向我說，王功權等人回來要求獨立建個公司。我說，不可能。以后再沒聽說過此類事了。不知馮侖是否是把這段往事改編了一下？

　　關于向馮侖借錢的事，也非馮侖所言。我被捕之后，武漢市公安局經偵處預審，要給我介紹一位律師。我推脫付不起律師費，辦案人員劉兵權說，有一個人，原來也是武漢市公安局的，辭職下海當起了律師，自愿免費為我服務。我問：“為什么他愿意免費？”劉答：“為你作律師，就是大廣告。”一天，這位律師來看守所見我，說馮侖來到了武漢，與他見過面。這位律師說：“馮侖表示，只要老牟你給他寫封信，他就可以借給你一筆錢做律師費。”我了解馮侖的為人，此時只會落井下石，怎么會搭手相救？但我無法說服這位專案人員派的律師，又不能鬧僵（當時這是唯一的能與外界聯系的渠道），于是就當面給馮侖寫了他文章中說的那個紙條。律師為了證明他的確與馮侖有聯系，就撥通了馮侖的手機，讓我把紙條上的內容又說了一遍。我這個人雖然虎落平陽，但借我欺世盜名之徒還真不少。

　　半年前，一位在江西廬山腳下自費營建大佛，自稱看破紅塵，皈依佛門，發誓要把平生賺的幾億人民幣敬獻給我佛如來的人，一次在酒酣耳熱之際，信口開河，說他早年曾與牟其中有一面之緣。也與馮侖向律師講的一樣，要給我一筆錢打官司。說者無意，聽著有心。這句話經一位曾采訪過我的記者之口，傳到了我耳中。我認為又是一個馮侖，但這位記者堅持。幾年來這位記者貼著錢幫助我打官司，自然希望我的財政狀況能有所改善。為了教育記者揭開輕信寡諾之徒的嘴臉，我就如實地把他在餐桌上如何講、我因此向他借錢的經過寫給了此人。從此，此君再也沒有露過面。記者與律師一樣也受到了教育。馮侖洋洋灑灑數千言，但滿篇皆謊言。對此還真難辦。若要一一反駁，誰又有閑心去一一核對？所以，我只有撿一句話可以駁倒馮侖謊言的，或者他自己也不能自圓其說的講法。馮侖說，我與朱邦義爭江湖老大，為會面地點他不好安排。幸好馮侖說了我與朱爭的內容是“控制信用社”。馮侖說“老牟在北邊控制信用社。”可是，南德至今為止也從未投資、參股全國無論南北的任何一家信用社，金融活動中幾乎與任何信用社也無什么大筆的資金往來。除了1992年與上海前進學院的蔡光天合作，抹不開蔡要找合伙人籌建前進信用社的面子，投了10萬、也許是20萬，應付了一下，后又立即撤出了之外，我還真不知道南德如何“在北邊控制信用社”了。馮侖為什么如此不厭其煩，不惜冒著謊言被揭穿之后身敗名裂的代價，必須說謊呢？

　　他有一塊十幾年來令他日夜寢食難安的心病。此病不除，隨時都有山崩地裂的危險。這病爆發的引信，掌握在牟其中手中。所以，牟其中被捕之前，雖然恨得牙齦發癢，也只能隱忍不發。牟其中進了監獄，馮侖的機會來了。落井下石，使牟永世不得翻身。所以，自從牟其中被捕之后，我們總能經常看到馮侖以知情者的身份，對牟其中落井下石的評論。

　　即使在《中國企業家》雜志上的這篇文章中，馮侖也說“不能籠籠統統地把他（牟其中）說成是個江湖騙子或者壞人”，但是，這位不是騙子或壞人的牟其中，在遭遇到了社會上最大的不公平——因為我們都公認司法是保障社會公正的最后屏障——的時候，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又自稱是知情者的馮侖，不去捍衛社會的公正，為什么卻要反反復復，不斷說謊，來證明牟其中這位司法腐敗的受害者是一名土匪、流氓呢？

　　說穿了，馮侖對施加于牟其中頭上的司法腐敗感恩懷德。因為司法腐敗為馮侖除去了多年的心頭之患，所以馮侖要小罵大幫忙。馮侖的心病就是他自稱是“南德歷史上第一個炒老板的人”的那次背信棄義、賣友自保的倉皇出逃。

　　南德當時的這一安排，與我對中國改革路徑選擇的認識有關。文革初期，我也十分狂熱。幾年下來，四川餓殍橫野的現實，令我對毛澤東產生了懷疑。于是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最后得出了寫在《中國向何處去？》中的那個結論“一個文化革命的發動者與一群御用文人，用假馬克思主義欺騙中國人民。”但是，在進一步對自1840年以來的民族復興運動得失的研究中，我又發現，不斷革命、迷信暴力，才是民族復興運動一次又一次失敗的根本原因。

　　中華民族的出路在哪里呢？我的結論是，在一個強大中央政權主持下，通過不斷改良，建立起市場經濟秩序的努力之中。這是我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后期，直到今天，我一直堅持的結論，也是我政治認識、政治行為的準則。

　　具體講，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參加共產黨領導的以建立市場經濟秩序為目標的經濟體制改革，對馬克思主義作出正確的解釋，即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為馬克思主義正宗的觀點。

　　作為一個文藝人士的金庸先生，在80年代初期都已認識到了“我還看不到一個可以取代共產黨的政治力量。”

　　所以，簡言之，綜觀我的言行，可以歸納為兩點：堅決擁護、維護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堅決推動市場經濟體制建設。1992年香港《明報》出了我的專刊，對我的評價是：“政治上非常保守，經濟上非常激進。”我從心底就認為學生不是壞人。壞人是那些沽名釣譽，對中國問題只有皮毛之見，騙取了學生信任的所謂“精神領袖”。這些人，輕率浮燥，陶醉于紅旗、馬靴游行隊伍中，游行中的夸夸其談，指點江山，大難臨頭，跑得比誰都快，撇下一廣場的學生，群龍無首。馮侖就是這樣的人。他與精神領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嗅覺特別靈敏，凡風聲一起，跑得比誰都快。這幾十個改革精英中，有的被國家機關請出了大門，面臨斷炊之虞（馮侖在文中不是承認沒工作、沒工資嗎？），有的雖未清理出門，但科研經費斷了，操辦的項目停止了，留學經費發生了困難等等。我認為，這些人沒跑，政府也未追究刑事責任，總還得生活吧，總還得搞科研、上項目、繼續留學吧？他們都是國家多年培養的棟梁之才啊。當時南德做成了冰箱業務，賺了幾百萬元。于是，只要有人介紹，只要沒受到刑事處分，我就盡力支持一下。以什么名義呢？就當不上班的顧問吧，一個月幾百元，聊濟無米之炊。留學的、搞科研的，資助幾萬元。最大的一筆記得是贊助國家銀行的國際金融研討會20萬元。

　　今天，這批人，又成為了社會的精英、國家的棟梁，做官的，已官至常務副部級；研究學問的，有的已成為了最著名的經濟學家；經商的，都當起了老板、總裁了。馮侖就是在如此背景之下，進入南德的。他進來之后，又介紹了一大批。文章中說的有三分之二的部門經理是由他介紹的，是假話，不然，他從南德逃跑之后，南德還能完成前后歷時三年的飛機業務嗎？他說的三分之二，確有其事，但是是指南德資助的這批精英，其中三分之二是由他介紹的。我1987年秋天才初到北京，一年之內，還高攀不上那么大一批精英。

　　這就是《萬言書》中的《改革與經濟人》一章中，定性牟其中為一批堅持改革開放的學者們的經濟后臺的由來。

　　馮侖剛到南德，我對他也沒十分印象，也不可能去找他談話，也不會安排工作，因為我對這一批人的方針就是救濟。印象最深的，就是后勤處在門廳過道給他安放了一張桌子。印象深，是因為我看見他每天枯坐、無聊，太難堪了。既然拿了錢，總得找點事干吧。于是他提議辦一張小報。我說，那就負責辦報吧。他介紹進來的人多了，安排不下，他又說，要成立一個西北辦公室，研究開發大西北。我也同意了。反正我認為這些人是書生，不是做生意的料。風頭一過，就會走的。也沒對他們寄托什么希望，因人設事吧。但這些內部安排，是馮侖倉皇出逃南德之后，南德員工大家才了解到的。1991年5月14日，馮侖代表南德去山東參加了中央扶貧基金會一個會議之后，精神抖擻地返回南德。因為這個會上定了一些可以繼續研究的項目。此事可由扶貧基金會一位姓李的處長證明。當時這位處長不相信馮侖逃跑了。他的理由是，會議期間，他與馮侖共住一個標準間，馮侖把南德吹得天花亂墜。大約就是在14日當晚，馮侖下班后，聽到了有關部門要對南德動手的消息。第二天——即5月15日——馮侖沒來上班。據說是病了。16日，我、夏宗偉、金少強、俞冰（馮侖的朋友，北大學生會干部），還有馮侖介紹來的一位高干的女公子，我們一起驅車，去中央黨校馮侖的宿舍看望馮侖。馮侖橫臥于床上，以巾裹頭，氣若游絲，但面泛紅光。上午11時左右，中央黨校的小車司機小朱進來提醒馮侖，要去醫院打針。現在想來，這是馮侖愛人小王下的逐客令。我們只得離開。

　　又過了兩天，接到小王電話，說馮侖應朋友之邀，去了南方，要請10天假。我慌了。馮侖當時已任辦公室主任，負責對外聯絡及公司日常行政事務，如食堂、小車等一刻也不能缺人的雜務。我讓小王告訴我馮侖在那邊的電話（當時還沒有手機），以便碰到具體事務時，可以及時詢問。小王回答，她也不知道。當晚，我在家中接到馮侖電話，還是小王的說法，10天左右返京。我詢問他的電話號碼，說便于隨時聯系。馮侖回答，他在武漢，住的旅館無電話，是用街上的公用電話打的。

　　我頓時生疑。

　　不久，南德門前晝夜停了兩輛形跡可疑的小車。凡有人出入，立即尾隨其后。有關政治保衛部門開始找員工中的共產黨員談話，說牟其中是階級敵人，要采取行動。一位被找去談話的人，還是悄悄告訴了我。他對政保部門的人說：“我與牟其中天天面對面辦公，怎么就看不出他是階級敵人呢？”此時，南德員工才如夢方醒，原來馮侖扔下大家逃跑了。此時的南德，一片恐怖。門外形跡可疑的小車隨時可能入室抓人。人人自危。恐怖到沒有人敢去公安局送申辯材料的程度。擔心進去了就出不來。至今我仍感激兩個人。一個是當年的人事處處長XXX，他獨自找到北京市公安局政治保衛處，送去了我準備好的申辯材料；另一個是那位高干的女公子，是她把申辯材料送到了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手上，又轉交給了當時的主要負責同志。據這位女公子回話說，主要負責同志說了一句話：“差一點又把老牟冤枉了。”（原話）可疑小車消失了。我又躲過了一劫。但馮侖到底上哪里去了呢？他真的是為朋友的事去了武漢嗎？定性馮侖倉皇逃跑是否冤枉了他呢？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馮侖跑后不久的一天，我遇見了今天仍常常在媒體上發表大塊文章的海南那家全國最著名的改革發展研究院的院長。聊到馮侖，他也是一肚子苦水。該院長證實，5月16日下午兩點左右，首都機場有一個航班飛海口。院長乘此航班由北京返回海南。在飛機上碰到了馮侖。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對了眼，但沒說話。院長介紹，馮侖從北京初到海南，院長當時已是省委政策研究室負責人，馮侖自然要“打虎上山”一番，于是帶著院長拜見了鮑彤。可是，清查運動一來，馮侖卻反咬一口，去檢舉，說院長帶他去見過鮑彤。認真一查，真相大白，馮侖立不住腳了。

　　我至今也不知道，馮侖是被開除的呢？還是辭職的呢？從馮侖這次的文章中只了解到，沒有了工作，也沒有了工資，是確有其事的。院長的話，證明了馮侖對我說的去武漢幫朋友的說法純屬騙人的鬼話。他是了解到了有關部門要對南德動手的消息，才撇開大家倉皇出逃的。不久，我去海南。在接機的人群中，有馮侖。但我鉆進小車就走了，沒見他。不久他又回到南德。此時南德已搬到永定路21號大院辦公了。我不見，他闖到二樓辦公大廳，攔住我，要求解釋。我當著幾十個人的面武斷地說：“我不聽解釋，你出去。”我的人生格言之一是：“與有肝膽人共事，于無字句處讀書”。恥與賣友自保、毫無骨氣之徒為伍。三分之二的精英都是你馮侖介紹來的啊！假如當年馮侖拋下大家倉皇出逃之后，南德員工與那批精英仍沒有察覺，大難將至，自然不會采取任何補救措施，其結果必然是有關部門踏平南德，抓人、關人。牟其中自然首當其沖。以后我們看到了一份權威文件，上面赫然寫著：“一些腰纏萬貫的個體戶，在政治上失敗之后，企圖在經濟上東山再起。”文件把救助行為政治化了，馮侖介紹來的那三分之二的精英能幸免于難？馮侖就是如此被趕出了南德大門的。

　　北京流行一個段子，是諷刺賣友自保、貪生怕死之徒的。段子利用了一句相聲臺詞，把舞臺上英雄人物視死如歸、臨危不懼的一句話：“你撤退，我掩護”改為了諷刺貪生怕死之徒的一句話：“我撤退，你掩護”。馮侖連這個貪生怕死之徒都不如。貪生怕死之徒，臨逃跑之前還知道通知同伴一聲：“我撤了。”同伴也還可以根據新的力量對比來調整戰術動作。馮侖卻說：平安無事，你呆會兒，我去撒泡尿。可卻一溜煙，逃跑得無影無蹤了。我們就仍在那兒傻呆著，什么防范措施也沒有采取。直到形跡可疑的小車開到了南德大門口，有關部門兵臨城下找人談話了，才臨陣磨槍連夜趕材料去申辯。這樣的人，也配談道德？也配談“特別是民營企業，必須要有自己的道德力量，否則無法凝聚人心”？農夫收留了凍僵了的蛇，卻被蛇咬了一口。

　　幸好中國的法治進步了，牟其中在失去自由的條件下，還能說出真相。

　　幸好中國的法治進步了，牟其中才可能在不久獲得平生的第三次平反。

　　在此次牟其中案件中，辦案人員、辦案法院的政治品質、道德水準，不但比馮侖，也比一些不負責任的媒體強多了。2000年8月22日，牟其中被判罪后僅5天，《法制日報》發表了上面派來壓制辦案法院的指導辦案員的文章《牟其中案的法理分析》。該文引用了辦案法院的觀點：“從一審認定的事實看，認定牟其中是為將銀行資金非法占有的證據欠充分，只能認定是為了融資。”但指導辦案員認定信用證詐騙罪不需要非法占有故意的法律要件，強行判牟其中有罪。此言一出，金融法制大亂，法學界大嘩。最高人民法院在牟其中被判有罪之后，不到一個月之內，立即在長沙召開了《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四個月后，即2001年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下發了《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紀要》強調：“金融詐騙罪都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犯罪”。

　　2003年底，胡錦濤總書記對牟案作出了批示，要求在法院系統，依法辦理。

　　2006年上半年，辦案法院——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向上面寫出了再審牟案的報告。對此，《新京報》采訪了湖北高法。湖北高法刑庭一位法官的回答是：“對于該案再審的問題，我們已向上面匯報了，正在等待批示。”該報發表于今年1月16日的《新京報》上。

　　今年8月中旬，一直堅持牟其中有罪的那位指導辦案員，突然一反原來的說法，高調向《法人》雜志、《新京報》等采訪報道過牟案的記者宣布，牟其中是代人受過；指辦員說自己也是受害者，當年受人指使辦假案；辦完牟案之后，就被趕出了最高人民法院，下海當起了律師。

　　牟其中案平反的阻力在哪里呢？在于1999年9月30日，從武漢市第二看守所中私自釋放了真正的罪犯王向軍團伙。據《新京報》2005年8月10日的文章揭露，這個團伙分別在武漢、大連、煙臺、廣州等地，用同樣的假進口手法，詐騙了我國銀行資金近百億元之巨。最近，我們從北京的鄒慶案件中，又發現了王向軍團伙詐騙的蹤跡。所以，牟其中案的平反申請，于2003年胡總書記批示之后，已轉化成為了一場腐敗勢力與反腐敗斗爭的拉鋸戰了。因為黑保護傘職務太高，權力太大，放走的王向軍團伙和包庇的配合王向軍團伙詐騙我國銀行資金的某大型國有控股銀行前行長，又非區區毛賊，比賴昌星團伙兇惡多了。反腐敗斗爭是國家意志，沒有任何可以回轉的余地。但腐敗勢力一旦破敗，如向賴昌星通風報信的福建省公安廳原某負責人一樣，有的人是有性命之憂的。這就決定了這場斗爭的艱巨性、殘酷性。正是在這關鍵時刻，馮侖小罵大幫忙的文章出來了。前面已講了，本文只講真偽，不論是非。所以對馮侖文章中想批評牟其中卻又不敢挑明的政治錯位，本文就不討論了。但我仍然堅持，中國的改革，只能由共產黨來領導，目標只能是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對此，不少人沒想明白。最近，懷疑之聲再度漸起。

　　但是，牟其中很自信。牟其中“不信千秋無定論”。

　　（夏宗偉代筆。來源：個人博客） （本文略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