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基因農產品進口和消費量達上千噸 多數未標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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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稱轉基因安全與否之爭拖慢了產業化進程
實習生 李涼 喻賢璐
近年來，我國轉基因農產品的進口量和消費量節節攀升，每年已達上千萬噸。不少消費者都很關心，自己每天的食物中，有哪些屬于轉基因食品。為了保護消費者的知情權，我國早在2001年就出臺法規，確立了轉基因標識管理制度。但筆者在調查中發現，由于種種原因，明確的標識至今仍難見于轉基因食品之上。
“轉基因”標識遮遮掩掩
“盡管目前還很難證明轉基因食品究竟對人體有多大的危害，但既然消費者對這種有爭議技術食品有顧慮，我們就應當通過標簽識別管理，讓消費者有選擇的機會。”中國消費者協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認為。
事實上，我國早已出臺法規對轉基因的標識進行規范。2001年5月和次年3月，《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和《農業轉基因生物標識管理辦法》分別生效。其中都明確規定，第一批列入標識管理目錄的，大豆、玉米、油菜、棉花和番茄等5大類共17種轉基因產品，必須進行標識。
10多年過去，法規的執行情況如何？筆者走訪了一些大型超市。
在速溶食品貨架上，筆者看到，某牌的4種豆漿粉并列擺放，有3種都有“非轉基因”的顯著標識，其余一種產品的包裝上卻沒有出現任何與轉基因有關的字樣。而且這款無標識的商品價格卻比其他3種低了20%。而據國家質檢總局去年2月發布的信息，該品牌豆漿曾被檢出含轉基因成分。
某知名豆制品廠家，僅在一款內酯豆腐的包裝盒上印制了明顯的“非轉基因大豆加工”的標志。其他十余種該品牌豆制品，均無任何轉基因標識。
罐裝腐乳方面，僅3種產品在商標旁醒目位置印制了大號“非轉基因”標識，另兩個品牌11種產品的包裝罐上沒有任何與轉基因有關的信息。
按規定，散裝銷售的轉基因食品，須在價簽、柜臺，或專門的標牌上進行標注。但在兩家超市售賣散裝黃豆、玉米粒、油菜的柜臺上，筆者自始至終也沒有找到任何轉基因標識信息。
“現行《大豆油國家標準》是唯一一部對轉基因標注事項有特別規定的食品國標”，常年致力于轉基因標識研究的俞江麗說，“這個標準的約束讓大豆油標識相對規范一些。”但筆者在一家超市發現，在8個品牌37種大豆油或含大豆油成分的調和油產品中，有29種產品標明“轉基因”，另外8種產品均明確寫明“非轉基因”。
然而，不同于包裝桶上引人注目的彩色“非轉基因”標記，大部分轉基因大豆油的標識都只出現在產品背面不起眼處，不少產品甚至只以一行與背景色相近的小字印出“本產品為轉基因大豆加工制成”。這顯然背離了“應當有明顯的標識”、“標識應當醒目”的相關規定。
企業為何要對“轉基因”遮遮掩掩呢？中國農業大學[微博]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學院教授羅云波認為，在我國，轉基因食品長期不受公眾信任，消費者自然對非轉基因食品產生了偏好。調查中，多位消費者表示，如果標注“轉基因”和“非轉基因”的食品并列擺放，他們會選擇后者。一些消費者雖然不了解轉基因的原理，但認為“自然生長的更健康，吃著也放心一點”。北京市民范女士甚至表示，“因為擔心食品安全，即便轉基因食品更便宜，只要確認它是轉基因的，也絕對不會買。”
對廠商來說，轉基因原料確有成本優勢。以大豆為例，同為大連交易所7月29日交易、9月交割的大豆期貨合約，國產非轉基因品種每噸價格為4520元；而進口的轉基因品種，每噸價格僅為3960元，便宜近15%。
對廠家的違規做法，劉俊海教授評價說：“如果使用了轉基因原料而不依法標識，就侵害了消費者的知情權、選擇權和公平交易權；如果故意把轉基因食品標注為‘非轉基因’，就構成了更嚴重的欺詐行為。”
消費者要維權，檢測取證是障礙
轉基因食品在性狀上與傳統食品并無明顯差異。那么，對于沒有標識，或是標稱“非轉基因”的食品，普通消費者如何證實或證偽，以維護自身權益呢？
筆者在網上找到一種“轉基因檢測試紙”的廣告。對此，俞江麗解釋道：“試紙檢測在業內被稱作‘側向流動免疫測定法’。但目前投入商業應用的試紙，只能用于在種植環節對葉片、種子和谷粒進行定性，不能被用來測試加工制成品。而且，一種試紙只能用來測定特定品種。如果需要下科學定論，還是得經過實驗室檢測”。
于是，筆者分別致電中國檢驗檢疫科學研究院綜合檢測中心(以下簡稱為中國檢科院檢測中心)和業內一家知名檢測企業。
該檢測企業一名霍姓工作人員明確表示，“不接受個人檢測申請”，“我們的客戶主要是對外貿易公司，客戶會預先向我們提供待檢測的轉基因位點，我們才能檢測”。而檢科院檢測中心工作人員雖然稱允許個人持檢測樣品前往測試，但同樣需要客戶“把待檢測的目標基因預先告知”。該工作人員還特別強調，“最終報告中不允許出現樣品生產企業的名稱”。
費用方面，中國檢科院檢測中心工作人員介紹說，轉基因測試至少需要給定啟動子、終止子和目標基因三個因子(視具體的檢測產品而定)，總費用通常為1500元。若依照歐盟檢測標準，總費用將達2000元。而檢測企業給出的價格，根據檢測類別不同在1500~3000元不等。
與轉基因檢測相比，常規項目檢測的費用要便宜一些。檢科院檢測中心給出的沙門氏菌項目檢測價格僅150元，三聚氰胺為800元。
2011年2月，一家民間組織就曾將市場上售賣的某知名品牌嬰兒配方豆粉送檢。第三方實驗室檢測報告顯示“樣本含轉基因成分”，但在該產品包裝上，并未出現任何轉基因標識。筆者注意到，“大豆粉”是農業部第一批實施轉基因標識管理的17種產品之一。
對于標識管理外的疑似轉基因水稻制品，該組織也曾于2009年下半年進行過一次大規模取樣送檢。第三方結論稱，一些無任何轉基因標識的米和米制品，被檢測出含轉基因成分。
但羅云波教授告訴記者，農業部尚未對第三方轉基因檢測機構進行認證。這導致消費者即使取得類似報告，也缺乏法律效力，只能作為參考。“但這是一個問題，長久來看應把第三方機構納入檢測體系。有關法律還需要完善。”
此外，依照《農業轉基因生物標識管理辦法》，大豆油等生產時使用轉基因原料，但最終產品中不含轉基因成分的食品也是需要標識的。不過，如果消費者拿著未標識的轉基因大豆油去檢測，“從技術上講，根本測不出轉基因成分”，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學院副教授朱毅介紹，“唯一的辦法是到工廠去檢測原料”。
法規明確規定的責任不能束之高閣
《農業轉基因生物標識管理辦法》規定：國內農業轉基因生物標識，由生產、分裝者所在地的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農業行政主管部門審查認可后方可使用，并由省級農業行政主管部門統一報農業部備案。
該辦法還提到，對于違反關于轉基因標識規定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農業行政主管部門依據職權，責令限期改正，可以沒收非法銷售的產品和違法所得，并可以處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的罰款。
筆者致電農業部，希望了解該條款的落實情況和執行效果，但截至發稿，對方仍未給出任何回應。
對此，劉俊海教授指出：“保護消費者權利并不是農業部門的主要職能，但法規明確規定的責任不能束之高閣。農業部門應當提高執行力，旗幟鮮明地在保障消費者權利方面有所作為。如果標簽識別制度落實得不好，就是對侵害消費者權利行為的縱容”。
今年5月7日，北京市質監局發布通知，要求食品企業確保所有使用的食品標簽真實、合法，其中特別提到“屬于轉基因食品或者含法定轉基因原料的應當在其標識上標注中文說明”。
對于食品轉基因標識真實性、合法性的監管問題，北京市質監局一名郭姓工作人員解釋稱，轉基因屬于農業部門的監管范圍，但對商品標簽進行監督核查確實也是質監部門的職責。“質監部門會對上市商品標識的真實性進行例行檢查，但沒有組織過針對食品轉基因標識的專項檢查。”對于記者詢問“是否有企業因未按規定標示，或虛假標識轉基因相關內容而受到處罰”，該工作人員未正面回答。
法規本身的缺漏同樣不容忽視。《農業轉基因生物標識管理辦法》中，對于最終產品含轉基因成分、不含轉基因成分的直接加工品和加工制成品，分別作出了詳細的標識用語規定。目錄中，大豆油、番茄醬等加工制品在列。但該法規并未申明，目錄中5大類17種農產品的其他深加工制品是否都需要標注。
這份10多年來從未更新升級的“第一批”目錄本身，亦被多名專家質疑“嚴重滯后”。筆者發現，已獲批在廣東省商業化種植的轉基因木瓜，就未被加入目錄之中。
此外，在我國，凡食品生產過程使用過轉基因原料的，無論轉基因成分在最終產品中殘留多少，都被規定在銷售時標識，這被稱作“定性標識”、“來源標識”。
據了解，世界各國對食品轉基因標識的規定不盡相同。美國對轉基因食品不做強制標識要求；而大部分國家的做法是，為食物中的轉基因成分殘存設定一個閾值，超過一定比例才需要標識，這被稱作“定量標識”、“成分標識”。
在日本，轉基因成分超過5%的食品需要標識；在韓國，這個比例為3%；歐盟為0.9%。
俞江麗認為，“我國的轉基因標識標準是全世界最嚴格的，但這種‘零允許’標準既不科學，也不與國際接軌。在實際操作中，給監管帶來了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