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趙連海說，部分死亡兒童的家長愿意捐出孩子的尸體供醫學研究，但當地衛生機關卻不接受，有些部門直接答復：“有關三聚氰胺的檢測，我們這里不給做。”“有這么好的病例，家長又愿意捐獻孩子的遺體，甚至費用我們都愿意出，為什么不對此進行研究？”家長們很不解。

　　對22家奶企出臺的賠償方案，趙連海告訴記者，2009年元旦以后，居委會、消費者協會等當地方相關部門和機構已經找到部分患兒家長，讓他們接受補償，并簽署相關協議，但基本都遭到了拒絕，患兒家長普遍認為賠償沒有建立在雙方平等自愿協商一致的條件下，是單方面的決定。

　　“別說給我兩千，就是兩萬，二十萬，我敢要嗎？賠償是一次性的，以后就沒人管了。如果幾年以后，孩子死了怎么辦？就算不死亡，出現新問題，怎么辦？”趙連海說：“我們擔心賠償方案落實以后，事情就不了了之了，焦點也隨之發生轉移。再者，賠償應該是建立在治療和研究鑒定基礎之上的，現在都不知道損害程度，怎么談賠償？”他建議先給一些補償，特別是對嚴重的受害家庭，“有的家庭給孩子治病已經好幾年了，有的夫妻倆把工作都停了。”

　　當記者問及是否認可三鹿破產的做法時，趙連海停頓了片刻，說：“當然是有一些想法的。三鹿現在破產了，幾年以后出現新問題，我們找誰去？”

　　公民的知情權應得到充分尊重

　　趙連海希望政府在處理這一公共事件時，能有一個更加開放的態度，對于相關信息要予以及時公開。比如，對于病理的研究情況，“如果政府相關部門至今沒有組織對病例進行深入研究，這是不可饒恕的。希望這樣的情況不存在。我們希望政府能及時公開研究結果，就算不樂觀，也要公開，一定要讓家長知道。這對患兒家庭來說很重要。比方說，研究結果表明，孩子只能活二十年、三十年，我們就要加倍疼愛我們的孩子，甚至要考慮是否要第二胎等。”

　　對于受害家庭目前焦灼的心情，黎雄兵很了解。他因此也擔憂，三鹿在此刻破產會對受害者不公：“三鹿就像一個蛋糕，能夠對它進行支配的，第一是政府，第二是銀行，第三是經銷商和供應商，最后才是奶粉受害者。現在，誰來代表奶粉受害者的利益？他們的知情權和話語權在哪里？他們沒有有效的代言人，沒有有效的渠道進入其中，這一權利主體是缺位的。可以想到，在進行利益分配時，權利主體缺位一方的利益很容易受損。”事實上，他曾激烈地表示：反對以破產清算消滅賠償責任主體的方式對三鹿集團進行重組。

　　三鹿破產已是不爭的事實。有鑒于此，黎雄兵呼吁有關部門要充分考慮受害者的利益，并建議重點在以下兩個方面做工作：

　　第一，與受害者進行充分溝通交流，可以與受害者代表進行談判，在充分聽取受害者意見的基礎上，出臺一個更加合理透明的賠償措施，并向社會公布。愿意接受的，按此方案執行；不愿意接受的，可以走訴訟程序。無論如何，消費者的訴訟權利不能剝奪。

　　第二，三鹿已經進入破產程序，對三鹿集團的財產狀況、資產評估情況等信息要及時公開，以保證公眾的知情權。

　　采訪最后，黎雄兵無奈地說：“從中國現實的法制進程、現階段的行政管理模式以及落后的行政管理思維來講，我認為這一公共事件的解決是不容樂觀的，可能最終以損害消費者的權益而遺憾地收場。如果出現這樣的結局，將損害我們國家的法制形象，損害政府的公信力。”

　　記者觀察

　　三鹿破產案，值得探討的問題很多。在確定報道角度時，幾經選擇，我們最終還是把落腳點放在了對“毒奶粉”受害者的賠償問題上——畢竟，生命權大于一切。我們希望、也相信政府有關部門在處理這一事件時，首先會考慮到那些不具備行權能力的受害者的權利。

　　在處理惡性食品安全事件中，政府應當是主角，政府在保護公民食品安全上負有責任和義務。但是，政府以什么方式介入值得探討。再看“作惡”的企業，遇到事就找依靠，不敢面對，不敢承擔。

　　三鹿集團引發的這起“毒奶粉”公共事件，考驗著政府執政能力“三鹿事件”的善后處理，不僅僅要給予受害者合理的賠償，更應該成為企業經營者的“警示碑”，并以此促進我國盡快建立起針對此類事件的處理賠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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