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中銘

　　日前，滬市公司*ST美訊發布公告稱，因存在年報虛假記載、非公開發行股票構成欺詐發行等違法事實，上市公司被中國證監會處以2156萬元罰款。同時公司時任董事長、總經理、財務總監被采取10年市場禁入措施。個人以為，對于欺詐發行，不可用行政處罰代替刑事處罰。

　　證監會下發的行政處罰決定書顯示，*ST美訊通過虛假貿易業務虛增2020年度營業收入57823.56萬元、營業成本57459.25萬元，分別占當年營業收入的61.53%、營業成本的62.18%。這也導致*ST美訊2020年年度報告存在虛假記載。而*ST美訊2020年非公開發行的相關文件，引用了上述虛假貿易業務收入數據。由于*ST美訊非公開發行股票相關文件存在虛假記載，因而構成欺詐發行。針對上市公司年報虛假記載，以及欺詐發行的行為，證監會作出了上述處罰。

　　先是實施財務造假，然后利用粉飾后的財務數據完成欺詐發行。可以說，該上市公司為了再融資，也是費盡了心機。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該上市公司及相關責任人員最終為之付出了代價。客觀上，這也是其咎由自取的結果。

　　滬深股市造假上市、欺詐發地的案例時有發生。像云南綠大地、萬福生科、欣泰電氣等，都曾經在市場上“名噪一時”，欣泰電氣甚至“不幸”成為“欺詐發行退市第一股”。

　　無論是此前的造假上市，還是后來的欺詐發行，所產生的危害性顯然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不對欺詐發行的違法違規行為進行嚴厲打擊，在巨大利益的誘惑下，無形中會有更多企業不惜鋌而走險造假上市。

　　資本市場是一個利益場所，即使是監管部門強化監管的背景下，仍然有為數不少的企業帶“病”闖關，其中也不乏粉飾業績、粉飾報表等行為。本質上講，意圖通過粉飾業績、粉飾報表上市的行為，也屬于造假上市，理應屬于嚴厲打擊的對象與目標。

　　盡管造假上市、欺詐發行的案例并不少，但個中的責任人員承擔刑事責任的則并不多。而且，即使是某些責任人員遭到刑事處罰，也往往是判處緩刑居多。但出現更多的，則是以行政處罰的方式代替了刑事處罰。這也導致眾多違法者沒有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上市公司罰款不到2200萬元，責任人員10年市場禁入，對于*ST美訊而言，其實是一場劃算的“買賣”。畢竟，該上市公司以2156萬元的罰款，“換取”了1.66億元的融資。罰款與融資金額的比率為1：7.7，堪稱高效，上市公司的罰款甚至可以用融來的資金繳納。

　　巨額融資，少量的罰款，也再現了違規成本低的一幕。*ST美訊案違規成本低，也體現在欺詐發行用行政處罰代替刑事處罰上。

　　《刑法》第一百六十條設立了欺詐發行股票罪，對于欺詐發行行為如何處罰都作出了相關規定，像數額巨大、后果嚴重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后果特別嚴重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ST美訊案絕對稱得上“數額巨大、有其他嚴重情節”，相關責任人員理應承擔刑事責任，但遺憾的是，監管部門僅僅是市場禁入了事。

　　一個刑事案件最終被輕描淡寫地辦成了行政案件，顯然也與監管部門所聲稱的要“強化監管、從嚴監管”的理念相悖。不僅讓《刑法》的相關條款成為擺設，也導致違規者沒有受到應有的處罰，與付出應有的代價。更重要的是，如此處罰，或許也會激起某些企業造假上市熱情。

　　個人以為，基于欺詐發行的危害性，對違規者需要采取行政、經濟、刑事處罰的“組合拳”。而且，在罰款金額上，應不少于欺詐發行融資額的40%。此外，責任人員該市場禁入的禁入，該牢底坐穿的牢底坐穿，絕不可讓法律法規形同虛設。

　　(本文作者介紹：獨立財經撰稿人 在三大證券報等多家媒體發表文章數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