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李宗光

　　寬松、緊縮只是逆周期宏觀政策的一種手段或取向，政策傾向選擇僅取決于經濟周期走勢和實際需要。經濟衰退、通貨緊縮時，宜采取寬松、放水措施；經濟過熱階段，應采取緊縮和降溫措施。

　　年初以來，疫情迅速暴發，蔓延至全球，形成了百年難遇的全球大流行，經濟活動因隔離而“凍結”。我國1-2月份主要經濟指標大幅下降，多創改革開放以來新低。種種跡象表明，我們再次正在進入未知領域，形勢嚴峻程度甚至超過2008年金融危機。

　　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呼吁決策層采取果斷行動，避免出現經濟硬著陸和大規模失業；但也有一部分經濟學家因完全否定“四萬億”，視寬松為走老路，自縛手腳，放任經濟跌落懸崖。值此破立時刻，筆者認為，全面、理性評價“四萬億” 功過，破除偏見、禁區和枷鎖，對于正確應對全球大流行病沖擊，對于走出未知領域，至關重要。

　　“四萬億”刺激是身處未知領域的勇敢決策

　　目前各方公認的看法是，2008年金融危機是1930年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金融危機。危機期間，雷曼兄弟等大型金融機構破產，美國經濟深陷衰退，最高約950萬人失去就業崗位。金融危機也對我國造成了嚴重沖擊，月度出口同比增速從 2008 年 3 月份的 30.4%，驟降至 2009 年 5 月份的-26.5%，降幅高達 56.9 個百分點。工業增加值、工業企業收入和利潤等經濟指標同比增速大幅下降，眾多行業出現全行業虧損(圖1)。中央審時度勢果斷推出一系列被稱為“四萬億”的刺激計劃，迅速扭轉了經濟下滑局面。

　　2008年金融危機來勢之猛、擴散之快、影響之深，百年罕見。2009 年一季度，實際 GDP 從危機前15%的高點，迅速下降至6.4%。CPI和 PPI均降至負值區間，經濟衰退和通貨緊縮形勢異常嚴重。根據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調查，中國1.3億農民工中，有 2000 萬人因金融危機失業返鄉。當時全社會信心嚴重受損，預期普遍悲觀。身處未知領域和崩潰邊緣，刺激和寬松是唯一合理當方向，力度也必須超越傳統和常規。決策者們展現出了勇氣和擔當，迅速啟動了大規模經濟刺激方案，避免了中國乃至全球經濟的崩盤。

　　“四萬億”大幅加速中國追趕進程

　　果斷有力的刺激方案使我國率先走出2008年金融危機，在后危機復蘇中處于絕對優勢地位，追趕進程大幅加速。2008年金融危機中，全球貨幣和財政當局均推出史無前例的刺激方案，包括大幅降息、量化寬松和財政刺激等。從投入規模看，中國財政刺激規模最大，但貨幣政策力度小于其他主要經濟體，整體規模并沒有特別“出格”(圖 2)。但由于我國政策執行效果較強，經濟率先恢復至危機前水平，后危機時代，相對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增長優勢異常突出。以中國 GDP 占美國 GDP 比例為例，2000-2007年，這一比例每年平均提高 1.7 個百分點； 2008-2013 年，年均提高幅度迅速提高至 5.4 個百點，速度提高了兩倍(圖 3)。 中國 GDP 占美國的比例，從 2007 年底的 24.6%，大幅提升至 57%，追趕進程提前了 5-8 年。其他發達經濟體復蘇力度更弱，迅速被中國甩到后面。中國 2009 年GDP 超過日本，到 2014 年已經達到日本的2倍。

　　“四萬億”計劃對于全球經濟迅速走出 2008 年金融危機，起到了關鍵作用， 也奠定了我國國際經濟秩序中的核心地位。2008年金融危機中，中美兩國展現領導力和擔當，通力合作，為全球經濟迅速走出危機發揮了“穩定之錨”作用。美國積極推出近萬億美元財政刺激計劃，大幅降息、量化寬松，通過一系列貨幣流動性便利，向全球提供美元，為穩定全球金融體系發揮了核心作用。中國則通過四萬億刺激計劃，向全球提供需求，為穩定全球經濟發揮了關鍵作用。2008-2013 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超過了美國、日本和歐元區三者之和(圖 4)。經濟穩定是金融穩定的基礎，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展現的領導力和貢獻要顯著大于美國。憑借迅速增強的實力和危機中巨大貢獻，中國在后危機國際經濟秩序中地位上升，在經濟影響力方面，成為和美國可媲美的“核心國家”。

　　應以辯證的、發展的眼光看待四萬億“度”問題

　　經濟政策的制定、執行，“度”的問題至關重要。

　　“四萬億”刺激計劃確實存在用力過猛問題，由此衍生出房價暴漲、地方政府債務暴增、影子銀行膨脹、產能過剩等問題，這些問題部分至今仍在困擾我國經濟。

　　一個政策，即便初衷是好的，方向是對的，但如果“度”沒有把握好，也會產生問題。我國行政動員能力如此強大，以至于把握不好，就會出現過“度”的問題。2008年危機期間，中央推出的刺激方案，無論是和國際比，還是和當時的經濟衰退嚴重程度相比，都是合適的。與其他經濟體為刺激效果“不足”而苦惱相比，由于中國自身體制機制特色，出現了刺激力度“過度”等問題。當穩增長成為壓倒一切任務時，整個行政系統動員起來，“層層加碼”，最后落地的刺激規模遠超政策初衷。避免類似等“用力過猛”問題，一方面要加強國家治理能力建設，提高宏觀政策制定和執行水平；另一方面，要相信專業，加強對經濟運行規律的認識，對“無形之手”保持更多尊重。

　　不應因為“度”的問題，完全否定“四萬億”的正面作用。辯證唯物主義倡導看問題要抓主流、主要矛盾。2008 年金融危機百年難遇，當時經濟下滑的幅度、速度，在三十幾年改革開放歷史上從未出現。身處未知領域，確實存在經驗不足、水平有待提高等問題。但我們也應看到，當時情景下，囿于傳統框架，刺激力度過小、不作為的風險遠大于刺激力度過大的風險。在重大時刻，展現的擔當和作為以及方向上的正確把握，是主流、關鍵；而“度”的把握不當，只是支流、次要矛盾。我們既應看到刺激力度過大產生的負面問題，不避諱、不推諉；也要避免以上帝視角，吹毛求疵，甚至以偏概全，因噎廢食。經濟學家中流行的完全否定四萬億、將其簡單地打上“走老路”標簽，違反了實事求是精神。如果我們求全責備，苛求完全不能出錯，那么當再次來到未知領域時，決策者就會投鼠忌器、行動遲緩，從“反應過度”的一個極端走向“反應不足”的另一個極端。

　　另一方面，應以發展的、動態的眼光看待四萬億衍生出來的問題。這些問題雖然嚴重，但考慮到我國發展的巨大潛力，大部分仍屬于周期性，完全可以在發展過程中消化掉。比如產能過剩問題。2009 年前后，我國仍處于較低發展階段，出現一時的產能過剩，但大多數行業遠未達到絕對過剩水平，完全有潛力消化掉這些過剩產能。以汽車行業為例，2009 年和 2010 年我國汽車銷量分別增長了43.8%和34.9%，顯著高于危機前增速，2010 年銷量達到 1800萬輛。但當時我國汽車千人保有量僅有67輛，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至少十倍的潛在空間。2017 年，我國汽車銷量接近2900萬輛，遠超四萬億刺激峰值水平。

　　“寬松”不應成為“禁忌”，不宜將“寬松”和“改革”對立起來

　　實際上，寬松、緊縮只是逆周期宏觀政策的一種手段或取向，政策傾向選擇僅取決于經濟周期走勢和實際需要。經濟衰退、通貨緊縮時，宜采取寬松、放水措施；經濟過熱階段，應采取緊縮和降溫措施。在2008 年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情況下，寬松并無問題，力度超越常規也可以理解；當 2010 年后，經濟出現過熱苗頭時，政策逐漸轉向緊縮也是合理的。我們應該避免的是，給政策工具貼上“道德”標簽，進行輿論綁架，從而偏離實事求是的初心。寬松并不庸俗，緊縮并不高尚。過度的緊縮，會使經濟各主體預期悲觀，經濟增速螺旋式下降，陷入持久的通縮現象，整個經濟機器的運轉會產生極大問題。

　　當前一種流行觀點認為，寬松是一種目光短視的表現，會拖延改革，削弱改革意志；而緊縮是一種勇敢，是實現改革必須經歷的短痛。這種將改革和寬松對立起來的觀點，在道德上具有一定誘惑力，但違背了經濟規律。適度的寬松和較高的經濟增速，將為改革提供有利的環境，能夠承擔改革的成本和降低改革的短期沖擊;反之，過度的緊縮和不斷放緩的經濟增速，將壓縮改革空間，使改革效果事倍功半，甚至被迫推遲。以去杠桿為例，中外無數歷史經驗表明，過度緊縮和持續衰退階段，杠桿比率會持續上升;而在適度寬松和經濟擴張階段，杠桿比率會穩定甚至下降(圖 5)。因此，去杠桿需要一個寬松的政策環境，確保杠桿有序下降。再比如，由于經濟增速近年持續下滑，房地產在逆周期調節中的作用被不斷放大，客觀上使房地產稅等房地產長效機制推出時點被一再推遲。

　　過去十余年來，少數經濟學家完全否定“四萬億”，將“寬松”等打上“放水”、“印鈔”、“洗劫百姓財富”甚至是“吸食毒品”等夸張標簽，將改革與增長對立起來。持續的污名化，使決策層在進行政策決策時刻意與“寬松”保持距離，每一次采取寬松措施宣布后，立即強調“穩健”傾向。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說過，“政策在于98%的講話和2%的行動”。政策發揮作用的關鍵在于引導預期，產生杠桿效應。行動方向與政策表態持續背離，大幅降低政策效果，浪費了寶貴的政策空間。對“四萬億”的完全否定，已經限制了政策空間，對宏觀政策制定產生了不利影響。

　　當前，我們再次來到破立時刻。作為全球增長引擎，我國政策選擇將攸關未來數十年中國和全球經濟走勢。應對的好，我們將會化危為機，在下一個十年再次脫穎而出，平穩渡過“修昔底德”陷阱，順利實現偉大復興目標。筆者認為，既要認真總結“四萬億”政策經驗教訓，又要破除偏見、禁區和枷鎖，無懼無畏、實事求是，對于正確應對全球大流行病沖擊，對于走出未知領域，至關重要。

　　(本文作者介紹：華興資本集團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