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吳敬璉

　　由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支持翻譯的文獻《泡沫/通縮時期的日本經濟與經濟政策》即將與讀者見面。這套文獻是研究這一時期日本經濟和經濟政策最重要的參考材料，是從日本的經歷中汲取經驗教訓的重要源泉。

　　在本叢書所涵蓋的 “泡沫和通縮時期”（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本世紀初期），日本經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波折。先是日元大幅度升值，然后是地產、股票等資產價格飛漲和泡沫經濟的極度膨脹，最后隨著泡沫瞬間破滅，日本經濟陷入超過十年的長期蕭條。因此，這一時期就成為現代日本乃至世界經濟史上具有標志性意義的節點，而研究這20來年日本經濟發展的起伏變化和日本當局政策應對的得失，更是日本乃至國際經濟界和學術界經久不衰的熱門話題。

　　這一時期起始于1985年。當年9月，經過長時期的艱難談判，法國、聯邦德國、日本、英國、美國等“五國集團”在紐約的廣場飯店簽訂協議，約定通過它們的協同行動，實現日元、德國馬克等“非美元貨幣對美元的有序升值”，以糾正美元高估和全球金融系統失衡。廣場協議簽訂以后，美元對日元的匯率迅速從1美元兌250日元左右上升到1美元兌200多日元。1986年1月，又突破廣場協議談判時日方認為可以接受的200日元，并繼續奔向戰后匯率的新高點。

　　這時，日本當政者受到兩方面的壓力：一方面，作為日本經濟支柱的汽車、家用電器、半導體等出口產業認為，日元升值將會損害本產業的出口競爭力，因而表現出對自民黨政府支持日元升值的不滿。同時，日本許多媒體也跟風對日本政府支持日元升值政策進行聲討。反對黨和自民黨內的升值反對派政治活動家甚至企圖利用這種情勢把時任首相的中曾根趕下臺。另一方面，廣場協議生效后，美國繼續對日本施加壓力，要求后者承諾通過擴大內需來降低仍然居高不下的日方經常賬戶順差和美方經常項目逆差。

　　面對國內外的壓力，中曾根首相邀約18位資深官員和經濟學家成立了他的私人咨詢機構“為實現國際協調的經濟結構調整研究會”，為他提供應對時局的政策建議。由于這個研究會是由前日本中央銀行（日本銀行，簡稱“日銀”）行長前川春雄擔任會長的，所以又被通稱為“前川研究會”，它為中曾根提供的策論報告也被稱為《前川報告》。雖然這份報告1986年4月7日才正式發布，但在此前5個月緊鑼密鼓的研討過程中，它的基本內容已經被日本政府的領導層所接受，成為經濟政策的指導方針。

　　這一方針的核心內容，是實現由出口導向到內需主導的“結構轉換”，以便滿足美國對日本提出的要求和安撫日本國內的不滿。為了擴大內需，《前川報告》要求“財政金融應承擔起重要責任”。于是，日銀和大藏省聞風而動。從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的一年時間里，日銀5次下調央行再貼現率，從4.5%下調到歷史最低水平的2.5%。這個超低利率一直保持到1989年5月。1986年7月再次當選首相的中曾根改組內閣，任命一貫批判廣場協議、自詡為凱恩斯主義者的宮澤喜一為大藏相。隨后，日本政府在1987年5月推出了“緊急經濟對策”，以5萬億日元的公共投資加1萬億日元的減稅進行高強度的財政刺激。

　　在空前未有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的推動下，地產、股票等資產的價格迅速上升。據日本政府公布的數據，1986年末東京都市圈土地價格比上年末上漲23.8%，1987年進一步上漲65.3%。到1989年底，日本全國土地價格總額高達2400萬億日元，是當時日本GDP的6倍，也是國土面積達日本26倍的美國全國土地價格總額的2.9倍。日經平均股價在廣場協議簽署的前一個交易日（1985年9月20日）只有12666點，1987年2月初就漲到2萬點，1988年12月突破3萬點，一年后的1989年末達到創歷史記錄的38915點。僅僅4年多的時間股價上升了3.1倍。

　　早在1987年就有日本有識之士指出地價和股價“高燒不退”，只是虛幻的“泡沫”。但是，當時日本大多數人都沉浸在人均GDP已經超過美國、1991年甚至達到美國人均GDP151% 的“日本第一”樂觀氛圍之中，沒有人理會這一警示。加之習慣上作為通貨膨脹表征的消費物價指數（CPI）持續穩定在1%左右的低水平上，這就使宏觀當局更加認為完全沒有必要實行將會拖累GDP增長的緊縮政策。直到1989年年中，有關當局才取得共識，決定進行政策調整。日銀從1989年5月31日到年末三次調整利率，把央行貼現率從2.50%提高到3.75%。1990年開年時，日本輿論還認為日本經濟仍將沿襲過去5年的成功路徑，以實現GDP的高速增長和資本市場的興旺發達。然而，1月4日，新年第一個交易日，東京股市就突然崩盤，日元也開始暴跌，接著來的是1991年地價勢不可擋地滑落。由此，開始了長期持續的經濟衰退。

　　人們對于20世紀80年代后期日本經濟“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大幅度波動提出的核心問題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金融市場的崩潰和長期持續的經濟衰退。對此，日本經濟界和經濟學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觀點。

　　從學術觀點著眼，本叢書第一卷《宏觀經濟與產業結構》主編深尾京司教授把不同的見解大致區分為兩類：一類按照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側重于有效需求不足等需求側的因素；另一類則側重于全要素生產率（TFP）降低等供給側的因素。

　　從政策角度著眼，也可以把不同的觀點大體區分為兩類：一類觀點是，日本接受廣場協議以及隨之而來的日元升值，是導致日本經濟衰退的基本原因。另一類觀點則認為，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發生于廣場協議簽訂5年之后，其間隔著一個資產泡沫的急速膨脹，而資產泡沫的急速膨脹，又只能歸因于宏觀當局對日元升值的過度反應。長時期地實施極度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使得靠高杠桿支撐的資產價格的急速上漲和泡沫經濟的形成。在他們看來，后來的泡沫爆破以及由此引發的資產負債表危機，其實就發軔于此。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論壇上出現了大量描述和論述這個歷史時期日本經濟和日本政府經濟政策的著作，包括一些具有很高水平的著作，例如曾任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的P．沃爾克（Paul Volcker）和日本大藏省副相的行天豐雄合著的《時運變遷：世界貨幣、美國地位與人民幣的未來》（1992/2016）、日本央行前行長白川方明的《動蕩時代：白川方明親歷日本經濟繁榮與衰退的39年》（2018）。這些著作都對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陷入長期衰退的原因做出了精湛的分析，澄清了一些對“日本故事”的錯誤解讀。不過，在有些報刊上，也廣泛流傳著一些膚淺解讀、甚至完全違背實際情況的講述“日本教訓”的文章。

　　與此同時，在國際論壇上還發表了一些探究在廣場協議中處于與日本類似地位的聯邦德國經濟和經濟政策的著作。早在廣場協議達成以前的1982年，通過德國聯邦議會的“建設性不信任投票”取代社民黨-自民黨聯合政府執政的基民盟/基社盟-自民黨聯合政府就摒棄了上一任政府采取的凱恩斯主義式的需求導向政策，循著秩序自由主義的路徑，實現了社會市場經濟的復興。所以面對西德馬克升值的沖擊，他們沒有采取日本宏觀當局實行的那種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而是進一步推行供給導向即改善供給環境的政策，包括放松管制、促進競爭、擴大開放、降低社會支出等等。這一系列政策由于激發了市場的經濟活力而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到1986年末，聯邦德國重新回到現代工業國的第一梯隊，人均工業增加值全球第一，出口總額也超過美國和日本等頂尖國家。1988年和1989年甚至成為20年來經濟最繁榮的年代。由于日德兩國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應對策略，結果也大相徑庭。

　　這樣，論述聯邦德國在廣場協議后經歷的理論著作和歷史著作，也成為人們研究日本泡沫/通縮時期經濟和經濟政策的重要參考文獻。

　　不過，要想更嚴謹深入地研究泡沫/通縮時期日本經濟和經濟政策，不僅要有依據事理的討論，還需要在掌握充分數據的基礎上進行細致入微的定量和定性分析，才能對紛紜的議論做出無可爭議的評判。

　　為了更通透地了解泡沫和通縮時期的日本泡沫經濟的形成以及和泡沫經濟破滅后經濟長期停滯的原因和后果，日本內閣的經濟社會綜合研究所2007年邀集了100多位日本主要的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開展了一項大規模的課題研究。課題組用了兩年半的時間，對日本宏觀經濟、產業結構、貨幣政策與泡沫經濟、國際經濟環境變化對日本的影響、不良債權與金融危機、財政政策與社會保障、政治經濟構架的結構性改革與放松管制路線的進展等重大主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然后選出一批最重要的研究報告，匯編成皇皇7大冊的《泡沫/通縮時期的日本經濟與經濟政策》系列叢書。這套叢書提供了反映相關時期經濟發展與政策演變互動的豐富文獻和大量數據，并且運用現代經濟學傳統的和新開發的分析工具進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因此，這套叢書可謂研究這一時期日本經濟和經濟政策最重要的參考材料，以及可以從日本的經歷中汲取經驗教訓的重要源泉。

　　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在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的支持下組織力量，將卷帙浩繁的叢書在日本友人的協助下譯為中文，為我國經濟界和學術界更深入地進行對泡沫/通縮時期日本經濟和經濟政策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信息和資料。

　　還需要說明的是，我們依托本叢書提供的資料進行的研究，不應僅僅局限于日本本身，而應當把從這項研究中得到的認識和啟示運用到更大范圍中去。

　　首先，作為一衣帶水鄰國的中國和日本在平行進行的歷史過程有不少類似的地方。這不但在古代是如此，即使在近代，在經濟體制、產業政策、外貿路線、宏觀經濟狀況等方面常常不時出現某種程度的重合。由于兩國在發展過程中常常會遇到相似的挑戰，日本過往的經驗和教訓就對中國處理自己的問題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一直以來，在討論中國經濟問題時，人們就常常會引用日本的實例來為自己觀點的正當性做出論證。例如，在上世紀80年代討論中國應當實施什么樣的產業政策，世紀之交討論如何對待泡沫經濟，本世紀初期討論是否應當堅持中央銀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保持人民幣低匯率以促進出口等場合，持有不同意見的學者往往都以自己對日本做法利弊得失的理解作為立論的前提。在這種場合，他們的理解是否符合實際就成為判斷他們的論斷是否成立的關鍵了。

　　我自己印象最為深刻的是本世紀初期關于匯率改革的那場爭論。

　　2005年，中國進行了匯率形成機制的重大改革，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向央行不再對外匯市場進行常態化干預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改革的第一天，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從8.27元一次性升值2.1%到8.11元。在進行這次改革之前和之后，國內對改革的正當性存在截然相反的意見。一些不贊成央行逐步取消對匯市的常態化干預和反對人民幣升值的論者以自己心目中的“日本教訓”作為主要論據，認為日本的重大失誤就在于屈從于美國的壓力，簽署了廣場協議并聽任日元升值，造成了日本的長期經濟衰退。另一些論者斷然否定這種說法。他們指出，廣場協議做出的安排有利于糾正國際貨幣體系的失衡狀態，也有利于推動日本進行強化競爭的市場化改革；而日本上世紀90年代爆發經濟危機，則是源于日本宏觀經濟當局企圖用極度擴張的財政貨幣政策維持景氣，推動了資產價格暴漲，最后以泡沫必不可免的破滅和日本陷入資產負債表危機告終。我本人傾向于后一種意見，但我很想知道日本有關專家的看法。所以，2008年我受日本東京基金的邀請在一個討論會上演講時，曾經向主持會議的青木昌彥教授請教求證。青木教授沒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而是讓我去征詢我那次講演的評論人、廣場協議談判時任大藏省國際金融局長（1986年任大藏省副相）的日方主要談判代表之一行天豐雄先生的意見。行天先生對我的提問直截了當地回答說，前一種說法是不對的。日本陷于“失去的十年”，并不是源于廣場協議和日元升值，而是由日本有關當局宏觀經濟政策應對失當造成的。

　　老實說，當我聽到行天的回答時，我是感到相當吃驚的。因為我早就知道，當年在進行廣場協議的談判時負責談判的日方主體機構大藏省采取了“一步一步來”的拖延策略來抵擋美方提出的日方應當盡快放開對金融市場管制的要求。作為大藏省派出的談判代表，行天當時也是按照派出機關的主張來與美方過招的。因此，他的觀點變化就顯得有些突兀。后來我讀到行天和沃爾克合著的《時運變遷》一書時，才知道他的思想變化并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在1986年深入了解日本政策變化的社會政治背景和強勢日元對日本經濟發展的積極影響之后經過深思熟慮得出的結論。

　　因此，有了這一套叢書提供的大量資料，我們就更有把握對一些長期爭論不休的公案做出切合實際的結論，并對適宜的經濟政策做出明智的選擇。

　　其次，值得一提的是，在閱讀這套叢書的過程中，有一個新的、在當代中國文獻中也經常出現的“大詞”吸引了我的注意。這就是日本以“強化競爭、放松管制”為主要內容，“旨在擺脫過去基于政府干預的經濟體系”的“結構性改革”。本叢書用整個第7冊外加散見其他各冊的大量篇幅，既深入討論了進行這一改革的歷史緣由，也在行政和財政改革、就業政策、公司治理結構、強化競爭政策、放松對航空業和金融業的管制、實現郵政等“公社”（即國有企業）的民營化等具體方面，詳細分析了改革的進程、實際效果和存在的不足。

　　在對日本的結構性改革和我國2015年提出作為經濟工作主線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比較時需要注意的是，兩者在歷史背景和具體內容上存在不少區別。而且，日本的這項改革雖然從中曾根首相開始經歷了多位首相的大力推行，但由于舊思維定式和既得利益的阻滯，也顯得困難重重，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以致安倍晉三在2012年再次擔任首相時，把進行結構性改革列為他著名的“振興日本經濟三支箭”的第三支，后來這支箭甚至取得了較之前兩支（即擴大貨幣供應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更明顯的成效。不過無論如何，兩國各自提出的結構性改革，在改革制度架構和監管體系這一點上還是存在交集的，因而無論日本的成功經驗還是失敗教訓都能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借鑒。

　　總之，我們需要對各國不同的發展路徑和經濟政策進行細致的比較研究。不過由于知識背景、寫作習慣等因素的影響，不同國家即使是使用同一個術語，也可能內涵差別很大。這就要求我們在做比較研究時聚焦到基本問題和基本概念上去。只有在基本概念清晰明確的基礎上開展研究，才不致淺嘗輒止甚至誤入迷途。由于各個國家的社會文化背景不同以及歷史淵源和發展階段的差異，對他國的經驗，包括成功的經驗絕不能照搬照抄。然而，他國經驗中往往又蘊含著某些具有普遍意義的啟示。只要我們能夠認真地進行研究和分析，并且根據自己的條件靈活地加以運用，就一定能夠從中收獲使自己得益的成果。

　　（文章源發于： 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

　　(本文作者介紹：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