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Bill Emmott， 曾任經濟學人雜志主編

　　日本新任首相菅義偉已經提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政治構想，其中包括數字化政府服務和振興日本地區銀行的一系列計劃。但他仍然未能找到在日本公眾中引起共鳴的貫穿始終的主題。這里有個想法：那就是，他應當宣布到2030年，日本將最大限度地開發利用該國唯一一種自然資源，也就是它的民眾。

　　早在20世紀80年代，當其他國家以敬仰的眼光看待日本，希望汲取有關如何管理經濟的經驗時，人們就認為，日本經濟實力的關鍵在于該國能充分地發揮民眾的才能。畢竟，到那時為止，日本就已經建設成高薪、高生產率的高保障社會，擁有全世界名列前茅的教育系統。為換取人才對企業的忠誠，日本的高中和大學畢業生均可終身享受由雇主提供的發展和培訓。但當然，這種機制僅適用于半數人口：也就是日本的男性。

　　40年后，日本仍擁有優秀的教育系統，而且，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性別不平等。20世紀80年代，多數日本婦女不得不僅接受兩年的大專教育。相比男性的35~40%，女性4年制大學入學率僅不到15%。這樣的“教育差異”解釋了日本為什么迄今為止鮮有女性領袖。

　　但過去30~40年來，日本女孩高中畢業進入4年制大學的比例已經提升到50%，而男性這一比例則為55%。未來女性領袖的儲備渠道現在已經得到了拓寬。但盡管日本“人力資本”（教育和人才）實現了大規模擴張，但無論男女，其有效部署情況卻依然滯后，甚至在某些領域發生了逆轉。現在日本勞動者的學歷和就業狀況不匹配度極高。

　　上述悖論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90~92年的股票和房地產價格暴跌以及由此造成的巨大社會和經濟壓力，不久后，中國的崛起又帶來了新的競爭。自那以后，歷任日本政府在大企業的慫恿下，放棄了傳統的高工資和高保障策略，轉而實行廉價勞動力策略（當然，他們嘴上不會這么說，但這是實際情況）。

　　20世紀90年代，80%的日本勞動者握有永久性、高保障合同。但截至2019年，近40%的人僅有不安全的短期合約，究其原因是過去30年來勞動力法規的不斷放松。此外，隨著工作年齡人口不斷減少，企業招募了成百上千萬女性和退休人員來維持本企業的就業水平。而上述群體中超半數女性和幾乎所有退休人員簽訂的都是短期合同，其中不少人僅能賺取最低工資（日本的最低工資也幾乎相當于經合組織國家的最低水平）。

　　盡管廉價勞動力有助于支撐企業利潤，但近幾十年來也已成為該國經濟增長緩慢的唯一最大要素。長期以來，家庭消費一直疲軟，因為無論勞動力市場條件多么緊張，都未能帶來工資的上升。而且，因為雇主很少愿意投資短期兼職雇員，企業在培訓和發展方面的支出一直在下降，而相對貧困率卻不斷上升，導致相比丹麥等奉行平等主義的國家，日本在這方面更加貼近美國。

　　廉價勞動力策略在日本20世紀90年代金融危機后作為避免大規模失業的緊急措施或許適用，但對于一個身處技術前沿、受過高等教育的老齡化國家，將其作為長期戰略是沒有道理的。此外，對女性而言，這種策略本身就具有虛偽性。

　　在2014年1月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長期任職菅義偉前任的首相安倍晉三曾大膽宣布要將日本“打造成女性的閃耀之所。”而2015年后，安倍政府常常吹噓日本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已經超過美國，而這反映了日本政府增加公共開支修建育兒設施的政策。但因為廉價勞動力策略依然完好無損，女性的工作質量并沒有與其數量保持同步。

　　結果導致，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女性教育收益方面的效益一直被壓制著。可以肯定，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畢業的新一代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正在走向成熟，其中有些人可能很快就會擔任更重要的職務。但對于絕大多數日本女性而言，勞動力市場條件依然是受到嚴重限制的。

　　盡管這部分反應了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企業厭惡女性的僵化態度，但廉價勞動力策略依然是主要罪魁禍首。太多男性和女性受困于低薪和工作不穩定，幾乎可以肯定，這是造成日本低結婚率和生育率的重要因素。而這反過來又導致人口總數持續下降，從而限制了經濟持續復蘇。

　　菅義偉上個月上任時，曾承諾“要建設一屆為人民服務的內閣。”要想兌現自己的諾言，他必須確保國家經濟戰略的核心是日本民眾。日本迫切需要發展和部署國內人口所蘊含的人力資本，重新以高薪、高生產率社會來取代實行了30年之久的廉價勞動力政策。日本應當將自身打造為亞洲的瑞士，而不是美國。

　　(本文作者介紹：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稱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專欄”，作者來自全球頂級經濟學者、諾獎得主、政界領袖，主題包括全球政治、經濟、科學與文化塑造者的觀點，為全球讀者提供來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創文章、最具深度的評論，為解讀“變動中的世界”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