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南?！げ滤鳡枺∟ancy Birdsall）全球發展中心榮譽教授、高級研究員

　　COVID-19爆發前，發展中國家未來充滿希望。總體而言，發展中國家從2009-10年的大衰退中迅速復蘇，其中不少國家，特別是非洲和拉丁美洲享受到全球石油、原材料和農業商品需求激增的好處。

　　美國則有所不同，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增長收益都流向了原本便已富裕的群體，中產階級和窮人日益落后。許多分析師將民粹主義右翼和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歸因于這些趨勢。隨著中產階級的縮水，越來越多的工作階級陷入了絕望，許多人對全球化導致的就業損失、政府對阿片類藥物泛濫視而不見、社保計劃資金不足，甚至利潤驅動的資本主義本身感到憤怒和失望。

　　美國上升預期正在結束，在戰后數十年的繁榮期中，長期存在的政治制度和既成規范讓美國的自由民主體系韌性相對較強。但在本世紀，社會凝聚以及道德進步的分享感開始消退，讓國家和人民越來越容易受到反自由民粹主義的影響。

　　這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個教訓。破滅的預期不但不利于個人健康和福利，也有害于社會構建和維持民主規范和制度的能力。

　　總體而言，過去一代人的時間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比美國更強更穩定。中國和印度在20世紀90年代實現騰飛，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在21世紀初跟進，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這波增長足夠讓數億人擺脫極端貧困（每天生活費1.90美元），但并不能保證他們躋身中產階級。相反，出現了一個龐大的“掙扎者”階級，家庭人均收入在每天4-10美元。

　　掙扎者比窮人好一點，但他們缺少定期收入和社會保險，因此很容易遭受家庭沖擊，如健康危機和突然失業。大部分掙扎者是不斷擴大的城市中心的食品、交通（網約車司機）和零售行業的個體戶或非正式工人。發展中國家有三十億掙扎者，他們既有雄心追求更好的未來，也焦慮于揮之不去的返貧風險。

　　逐漸地，經濟增長讓一些掙扎者（最有可能的是一些完成高中教育的人）成功躋身規模龐大且迅速增加的中產階級，人均日薪10-15美元。但是，工作階級掙扎者家庭仍是發展中國家的主流，占人口的60%，中產階級家庭占了另外的20%，極端貧困和富人則各占12%和8%。其中，掙扎者和新中產家庭所面臨的疫情導致的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沖擊的風險最大。

　　倫敦國王學院的安迪·薩莫爾（Andy Sumner）與合作者們估算，COVID-19將導致發展中國家2020年GDP萎縮10%，讓大約1.8億人跌入每天1.90美元的極端貧困線之下。世界銀行的估算基于幅度更小、因國而異的GDP萎縮程度（平均為5%），但仍然警告將有7000萬-1億人跌入極端貧困。

　　對于成千上萬突然發現自己沒有犯任何錯誤，日子卻變得比自己所預期的更差的人，這意味著什么？拉丁美洲的經驗表明，當敢于發聲和提要求的人民遭到預期的猛然逆轉時，結果是美式社會緊張和政治極化。2014-15年，拉丁美洲地區增長開始惡化，平均每年不到1%，這意味著人均增長為負。結果，在經濟蛋糕不斷做大時能夠容忍的條件，突然間不再如此。

　　此后五年，巴西、玻利維亞、智利、哥倫比亞和厄瓜多爾爆發了大規模示威，大部分是針對官員腐敗以及政治和公司精英所享受的內部特權。只有相對情況較好的智利，示威者成功實現了進步變革。

　　在COVID-19的陰影下，發展中國家正在經歷嚴重的政治和金融壓力。因為沒有可交易的本國貨幣，這些國家無法從未來公民（如美國和歐盟那樣）手中借錢滿足眼下的需要。

　　面臨社會凝聚下降、政治動蕩和專制和民粹主義卷推崇來的風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多邊銀行必須為中等收入國家提供規模更大的貸款項目。這些項目應該簡單直接，目標是為即刻現金轉移提供資金，以確保貧窮和掙扎者家庭的兒童不會挨餓和永久輟學。這些投資對于獲取未來人力資本是不可或缺的，而人力資本則是發展的最終決定因素。

　　COVID危機標志著美國的自由民主不僅要抵御國內的極權主義，還要為增加發展中國家的支持發出聲音。如果人們相信前景不再光明，政治就有可能迅速變得混亂，并給自由和公民自由造成附帶傷害。

　　(本文作者介紹：安聯集團首席經濟顧問，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全球發展委員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