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Project Syndicate

　　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的經濟學和國際事務名譽教授）

　　特朗普政府應當對美國未能控制新型冠狀病毒負上主要責任，但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鮮有提及的原因，那就是1787年的康涅狄格大妥協。這一事件在當年發生之時就阻礙了美國的民主制度，并因此削弱了國會對疫情的應對能力。

　　在1787年的制憲會議上，無論是較小還是較大的州都不同意實施代表制，因為前者要求各州地位平等，后者則主張人口數量與代表數量對等。最后達成的折衷方案是建立一個兩院制的立法機構，其中一院對應民眾，一院對應各州。在眾議院，議員席位數量與各州人口數量成正比；在參議院，無論各州人口多寡都能指派兩名參議員。

　　結果當前最大的四個州（加利福尼亞、德克薩斯，佛羅里達和紐約州）雖然擁有全美1/3的人口，卻僅占據了100個參議院議席中的8個，而四個最小的州（懷俄明，阿拉斯加，佛蒙特和北達科他州）縱使只占全國總人口的1%，卻照樣能擁有8個參議院席位。

　　我們可以結合通常由基尼系數衡量的收入不平等狀況（0表示完全平等，1表示完全不平等，即一個人獲得全體所有收入）來分析這一點。美國的基尼系數為0.42，也是富裕國家中最高的。但如果將同樣的不平等標準套用在參議院的代表制上，那么該系數將被提升到0.50——懷俄明州選民所擁有的投票權力是德克薩斯州選民的十倍。由于立法必須同時在參眾兩院獲得通過，因此幾個小州串通起來就可以輕易地否決那些符合絕大多數民眾利益的措施，正如參議院里經常發生的那樣。

　　而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和死亡病例在地理分布上的平等性甚至比參議院的投票權分布還要差。截至7月8日，在有記錄的12.5萬例新型冠狀病毒死亡病例中有45%出自4個州（新澤西州，紐約州，馬薩諸塞州和伊利諾伊州），70%的死者來自死亡病例數量排名前10的州。雖然每個州都有人感染新冠死亡，但是阿拉斯加、夏威夷，懷俄明和蒙大拿州的死亡總數加起來只有大概80例。受沖擊最少的那25個州合共有8000人喪生，占全國死亡病例總數的6.4%。

　　當總統特朗普于3月13日宣布進入全國緊急狀態時，整個國家基本上同步進入了封鎖狀態。緊急狀態是全國性的，而國會的應對則是在跨黨派基礎上通過了四項單獨措施。但隨著時間一天天過去，各州解除封鎖——無論是正式還是非正式——的步調相對起初的封鎖來說就并不那么一致了。與病例不斷涌現或已經出現大量死亡病例的紐約、新澤西和馬薩諸塞等州相比，那些感染率較低或死亡人數較少州的人們行動更加自由。參議院對增加緊急開支的渴求也因此迅速減少。

　　5月15日，民主黨在其控制的眾議院中基本憑借一黨之力通過了《健康與經濟復蘇綜合緊急解決方案法案》，但此后法案在參議院并未取得任何進展。共和黨在參議院享有的多數席位是1787年大妥協的直接結果，因為席位被嚴重過度分配給了那些人口稀少且偏向共和黨的農村州。

　　可見這場悲劇在很久以前就已埋下了伏筆。很快病毒開始在低死亡率致使人們對疫情普遍松懈的美國南部和西南部傳播開來。意識到感染和死亡正在螺旋式上升的政策制定者們試圖扭轉整個重開進程，但一切似乎為時已晚，如今疫情反過來又通過來自南部和西部州的旅行者們威脅著東部各州。

　　在全國性應對方案缺位（更別提一部允許實施中央控制的憲法了）的情況下，各州通常只能短視地遵循自身直覺和利益行事。隨著人們在各州之間自由來去，病毒將在全國范圍內來回傳播，直到某一天研發出疫苗或者實現群體免疫（假設可以實現持續免疫的話）。

　　由于那些以前病例較少的州死亡人數持續上升，因此參議院可能會采用某種版本的《健康與經濟復蘇綜合緊急解決方案法案》。鑒于失業救濟金將在本月底耗盡而那些受影響最嚴重州的財政很快會枯竭，因此將迫切需要這種救濟——倘若參議院能早點展現出這一領導才能的話，那么這種需求肯定不會那么大。協調一致的國家封鎖政策可能導致復工進度變慢，但總會比眼下的混亂狀況更具可持續性。

　　無論如何，疫情正在從（民主黨主導的）“藍色州”轉移到（共和黨主導的）“紅色州”。截至7月8日，26個由共和黨人任州長的州的新冠死亡率（與24個由民主黨人擔任州長的州相比）從3月下旬的22%上升到29%。換言之共和黨州長受到白宮及其媒體盟友發布的有害虛假信息的影響要比其民主黨同僚更大。比如《華爾街日報》最近的一篇社論就展現了其對科學建議的公開蔑視，嘲笑哈佛大學是“美國最后一批尚未學會警惕根據公共衛生專家的模型實施重大變革的惡果的機構。”

　　話雖如此，竊以為就算民主黨人取代共和黨人擔任州立法者和州長，情況也不會有太大不同。問題在于一個最終由地方當局根據自身需求和風險感知進行控制的聯邦體制缺乏一個由中央統籌且可以強制執行的國家戰略。想要人們為了緩解某種在身邊社區中看不到的風險而為遙遠的他人做出犧牲總是很難。

　　州的權力在1787年的費城制憲會議上是個問題，到如今依然是個問題。人們經常指出不平等是造成許多社會弊病的原因。但仿佛美國的經濟不平等還不夠糟糕似的，其制度化的代表制不平等如今已經嚴重破壞了民主的有效性。

　　(本文作者介紹：Angus Deaton，2015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公共及國際事務學院經濟學及國際事務名譽教授，著有《大逃亡：健康，財富，以及不平等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