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專欄機構 Project Syndicate

　　作者：本杰明·J·科恩（Benjamin J． Cohen）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著有《貨幣權力：理解貨幣競爭》一書。

　　就像遠方地平線上的暴風雨云一樣，全球經濟放緩的跡象正在不祥地積聚著。在美國，特朗普2017年大規模減稅所帶來的優惠力度已達頂峰，眼下正在迅速衰竭，而且并未催生原本承諾的投資熱潮。在歐洲，如果英國在10月底脫離歐盟之前未能與之達成協議，這場正在上演的退歐鬧劇就將帶來嚴重的經濟破壞作用甚至是混亂。而中國的增長已經出現了明顯放緩。

　　潛伏在所有這些問題背后的則是“關稅俠”的貿易戰，使得經濟學家們憂慮經濟衰退可能最快在明年就會到來。通常情況下，面臨經濟衰退的政府會首先關注貨幣政策，依靠央行降低利率以鼓勵更多的借貸和支出。然而貨幣政策制定者一直使用的穩定市場工具似乎效力全失，如今也是考慮采用新宏觀經濟管理手段的時候了。

　　十年前，全球急劇下調利率以避免大蕭條重演。但在金融危機爆發11年后利率仍然未能實現反彈。所有發達經濟體中的利率都處于歷史低位——在瑞士，歐元區和日本甚至為負值。這意味著各主要央行在通常要求助于利率的情況下卻幾乎沒有空間進行新的削減。

　　為此央行行長們開始呼吁財政政策制定者采取更多措施。正如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杰羅姆·鮑威爾（Jerome Powell）最近所說的那樣，“把貨幣政策作為主要手段可不是好事，更別說唯一手段了。”在實踐中，增大財政政策的作用意味著在另一次經濟衰退的情況下，減稅和支出增加將伴隨著降息一起出現。

　　但這種手段存在一個問題：政治。大多數中央銀行都是形式上獨立的，因此也沒有義務去聽從民選官員的直接指令，但那些負責財政政策的人可就無法享受這等這等特權了。預算是由政客們制定的，而這些人關心的只是自身的連任前景。他們如何證明那些會增加公共債務的赤字融資型支出是正當的？他們就不怕被安上不負責任（甚至更糟糕）的罵名嗎？

　　大多數專家如今都贊同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的2009年刺激計劃在2008年后的復蘇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可即便如此民主黨依然在2010年中期國會選舉中付出了沉重代價。如果再次需要擴大財政政策，這些民選官員肯定會對潛在的反對聲音心存警惕。

　　但如果財政政策能像貨幣政策那樣被去政治化呢？一個擁有指定范圍財政政策制定權的自治公共機構可以自由地積極應對經濟波動。就跟獨立的中央銀行一樣，一個“財聯儲”可以配備一批在法規規定的范圍內行事的、不受政治所左右的專業人士。該機構最終依然會完全對民選官員負責，但卻能比現在更快地做出關鍵預算決定。

　　可以肯定的是，新的授權機構幾乎沒有空間來獲得額外的資金。畢竟預算中的大部分支出都是非自由支配或相對“粘性”，因此很難在短時間內啟動或停止。然而在收入方面，這個“財聯儲”可以通過稅收和轉移的杠桿來實現很大作為。其首要目標是根據需要對稅收預扣率和轉移支付進行微調，就像中央銀行對利率的做法一樣。

　　在建立這樣一個機構時，政治當局將設定基本目標和參數，而民選官員將實施持續且積極的監督以確保該機構能負責任行事。但在其法定限度內，該機構將被授權去及時調整政府收入以應對不斷變化的經濟狀況。

　　潛在的調整范圍可以作為年度預算過程的一部分來事先商定，好讓“財聯儲”有權決定具體變化的規模和時間。或者只要立法機關不在指定時段內行使否決權，就可以給予該機構更大的自由去自行做出此類決定。無論如何，有許多方法能使民主問責制與非政治化的政策制定協調一致。

　　毋庸置疑，針對中央銀行獨立性的同類反對意見也將降臨在“財聯儲”身上。 不過代議制政府將某些關鍵領域決策委派給專業人員也不是什么新鮮事。民主特權與技術官僚的存在必然性之間總是存在權衡，不同國家在這兩個領域之間也會劃分出各自不同的界限。

　　在美國，沒有人質疑證券交易委員會或食品藥品管理局等獨立機構的合法性。因此也沒有理由說自治財政機構不能以類似的方式運作。只要其授權受到嚴格限制并且其運作受到密切監督，“財聯儲”就是一個值得考慮的理念。

　　(本文作者介紹：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稱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專欄”，作者來自全球頂級經濟學者、諾獎得主、政界領袖，主題包括全球政治、經濟、科學與文化塑造者的觀點，為全球讀者提供來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創文章、最具深度的評論，為解讀“變動中的世界”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