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埃德蒙德·菲爾普斯

　　西方陷入了危機，經濟學也是。但是經濟學家幾乎沒有發出任何聲音，不管是對于這場危機的根本原因，還是如何重塑經濟活力。

　　西方陷入了危機，經濟學也是。投資回報率低得可憐；大部分人的工資停滯不前；人們對于工作滿意度低迷，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愿或無法參與到勞動力大軍中。許多法國人決定給總統馬克龍一次機會，現在他們在示威反對他的政策。許多美國人決定給特朗普一次機會，也同樣失望。而許多英國人將脫歐示威改善生活的辦法。

　　經濟學家幾乎沒有發出任何聲音，不管是對于這場危機的根本原因，還是如何重塑經濟活力。可以肯定地說，這些原因還不太清楚。直到經濟學家最終參與到重塑經濟學教學和實踐方式的任務中，他們才會被理解。特別是，這個職業需要三次革命，但它仍然抵制。

　　第一個問題是對不完全知識的持續忽視。在兩次世界大戰間歇，弗蘭克·奈特（Frank Knight）和約翰·凱恩斯對經濟理論進行了徹底的補充。奈特的著作《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1921年）和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1936年）背后的思想指出，對于將決策者視為具有正確決策模型的模型來說，沒有基礎，也可能沒有基礎。奈特闡述了一個不確定的未來，凱恩斯則加上了不存在協作。但后世的經濟理論家們普遍忽視了這一突破。

　　迄今為止，在將奈特和凱恩斯的洞見形式化方面固然有一些重要的工作（主要是羅曼·弗里德曼（Roman Frydman）和他的同事），但不確定性——真正的不確定性，而不是已知的變數，尚未常規性地進入到我們的經濟學模型中。（比如，羅伯特·巴羅（Robert J． Barro）和杰森·福爾曼（Jason Furman）的著名演算預言了特朗普的公司稅減稅所帶來的商業投資，但并沒有引入奈特不確定性。）不確定性革命尚未成功。

　　其次，對不完美信息也仍然存在忽視。在現在被稱為“菲爾普斯卷”的《就業和通脹理論的微觀經濟學基礎》（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Theory）中，我們探索了一個被經濟學家忽視的現象。工人對別處的工資率的高估導致了工資膨脹，并進一步導致反常高失業；而低估則導致工資低迷和反常低失業。比如說，當阿巴拉契亞的工人失業時，他們對自己的工資水平和找到工作可能需要多長時間幾乎一無所知，沒有一個很好的估計；因此，他們可能失業數月甚至數年。這里存在一種“信息不充分”，而非“不對稱信息”。

　　更重要的是，這本書把經濟中的每一個演員都看成是被他或她所能理解的任何意義所拋棄，正如平特（Pinter）所描述的那樣，并盡其所能，正如伏爾泰所敦促的那樣。但是芝加哥大學的理論家創造了一個機械區位模型，其中失業僅僅是摩擦性的，因此是短暫的——所謂的島模型。因此，信息革命還沒有被吸收。

　　最后一項大挑戰是經濟活力在經濟學理論中被徹底忽略。經濟學家已承認西方遭遇大幅度減速，但大多并未給出解釋。其他人則根據熊彼特在1911年的經典著作《經濟發展理論》（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中關于創新的早期論文，他們推斷科學家和探險家的發現洪流在最近的時間已經縮小到涓涓細流。熊彼特的理論有一個明確的先決條件，即在經濟中大眾缺乏創造性的明確前提下運行的。

　　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前提。可以說，我們所知道的西方——也可以說是現代世界——始于大學者皮克·德拉·米蘭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他認為所有人類都擁有創造性。其他許多思想家的關注點——切利尼（Cellini）的雄心、盧德（Luther）的個人主義、塞萬提斯（Cervantes）的活力論（vitalism），以及蒙田（Montaigne）的個人成長——刺激人們運用他們的創造力。后來，休謨（Hume）強調想象力的必要性，克爾郭凱爾（Kierkegaard）強調要接受未知。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弗雷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和亨利·博格森（Henri Bergson）等十九世紀哲學家都接受不確定性，喜歡新事物。

　　隨著臨界量的來臨，這些價值引發了整個勞動力大軍的內生創新。所有行業的幾乎所有工作人員紛紛做出草根創新，這一現象首先被美國歷史學家沃爾特·羅斯托夫（Walt Rostow）在1952年所察覺，并由英國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在1983年進行了大量而生動的描述。我在我2013年的書《大繁榮》（Mass Flourishing）中討論了它的起源。

　　因此，沒有明確的跡象表明熊彼特主義論文能夠嵌入到經濟學理論中。但麻省理工學院的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引入的增長模型成為標準，認為他所謂的“技術進步率”外生于經濟。因此，人們——甚至是在所有行業工作的普通人——擁有想象新產品和新方法的想象力的想法沒有被考慮。如果有人提議的話，它會被駁回的。經濟理論上的動態革命被擱置了。

　　但是，在大減速和工作滿意度下降的背景下，似乎有了將活力引入經濟建模的機會。這樣做是必要的。理解新停滯經濟體的重要性促使人們努力將想象力和創造力納入宏觀經濟模型。十幾年來，我一直認為我們無法理解西方國家所觀察到的癥結，除非我們構建并檢驗關于活力的源泉或起源的明確的假說。

　　這一理論進步將帶給我們希望，不僅僅是解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低迷，也包括工作滿意度的下降。美國無法再成為美國，法國無法再成為法國，英國無法再成為英國，除非它們的人民再次參與思考如何更好地做事，并對他們的未知之旅感到興奮。

　　該評論系由2019年1月15日巴黎第九大學演講改編。

　　(本文作者介紹：Edmund S. Phelps，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現為哥倫比亞大學資本主義中心主任，著有《獎勵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