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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賄三十六計——NO為上計

2020年04月30日14:32    作者:和昶律所  

  文/朱一博 王亮亮,北京和昶律師事務所

  “禮多人不怪”,根植于中國傳統人情社會,至今影響猶在。如果有求于官員辦事,禮儀、人情就要讓位于法律規則,“花錢辦事”成為一種處事哲學。正是在這一觀念的影響下,行賄犯罪一直是企業家觸犯的高頻罪名。據北京師范大學中國企業家犯罪預防研究中心發布的《企業家刑事風險分析報告(2014-2018)》顯示:近5年,行賄罪和單位行賄罪均處于民營企業家犯罪罪名前列,二者合計約占民營企業家犯罪的12%,腐敗犯罪的40%,此外,單位行賄罪呈現出“井噴式”增長態勢。追根溯源,要么是企業家對行賄犯罪存在認識誤區,要么是心存僥幸心理,但最為根本的是缺少合規經營和風險防范意識,個人和企業都受其害。

  一、行賄方式面面觀

  除了送錢、贈禮這些廣為人知的直接行賄方式,現實生活中的變相行賄五花八門、花樣百出,但是在嚴厲打擊賄賂犯罪的刑事政策背景下,都很難逃出刑罰規制的范圍。

  方式一:花式送禮,少量多次

  雖然法律規定是一次送三萬元錢才能作為刑事案件立案,但是這并不代表我們“少量多次”就觸不到到法律的紅線。既然你注重量的積累,刑法也采用了累積計算,只要對一人多次,或者對多人一次或多次累計到達到立案標準,都可能做刑事案件處理。并且法律規定,向3人以上行賄,入罪數額更低(1萬以上即可)。

  方式二:交易之名,行賄之實

  “交易型行賄”,即與國家工作人員或其他對方,以明顯低于市場合理價格出售財物,或明顯高于市場價格買進財物。該行為披著交易的外衣,意在讓領導從中賺取“差價”。差價可以折算成“貨幣”,實質相當于“送錢”。

  除采用上述高買或低賣方式外,和官員簽訂借款合同,但是長時間沒有還本付息的;還有煞費苦心的“賭博型”行賄,精心布置賭局,努力表演賭技,看似也是一場“公平游戲”,但本質都是權錢交易,就涉嫌行賄犯罪。

  方式三:干股分紅,掛名領薪

  干股是指未出資而獲得的股份,干股雖然不是財物,但仍然是財產性利益,如果只是形式上簽訂入股協議,但未繳納股本金,或者幫助官員墊資,以此分派股利;類似的,給官員的近親屬、情婦(夫)等身邊人安排工作為名,使這些人不實際工作獲取所謂薪酬,都涉嫌給官員行賄。

  方式四:出差開會,旅游辦卡

  世界那么大,我想讓“他(她)”去看看。我為什為“他(她)”或身邊人的享樂買單,實際上是為“他(她)”手中的權力買單,這和送錢沒有實質性區別。該類行為可統稱為“服務型行賄”,行賄模式為“我付錢買單,他享受服務”。安排會員服務、吃喝娛樂、美容保健,以開會研討名義旅游,均在此列。

  方式五:你的名字,他的房子

  送給官員房屋、汽車等物品,但不變更房、車等財產的權屬;或者把房屋、汽車等物品,過戶登記在官員指定的他人名下,均不影響行賄的認定。我們要強調的是,懲處犯罪代表的是一種國家意志,它能穿透個人之間的協議或其他規避措施,只要行為的本質具有權錢交易的性質,就不能排除刑法的適用。

  方式六:人情往來非罪,感情投資行賄

  生老病死,乃自然規律。婚喪嫁娶隨禮,是傳統禮儀。但是,當隨禮對象為上級或者握有行政權力的官員時,就有變味的可能:送錢人細水長流,默默送禮,閉口不談回報,實則為將來請托積攢“人情債”;或延長輸送財物與要求辦事之間的時間間隔,打一場“持久戰”,目的是淡化權錢交易的痕跡。如何區分涉嫌行賄的感情投資與正常人情往來的界限,在于雙方的禮金是不是有來有往,隨禮的數額是否大致相等。

  方式七:默許員工行賄,老板也要遭罪

  行賄罪與單位行賄罪在入罪門檻與量刑方面均存在較大差異,且單位行賄對企業的經營會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區分兩者的界限在于,員工是聽領導的差使還是個人決定、用的單位還是個人的錢、為單位還是個人的利益。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拿個人的費用,有個人的利益就認定為個人犯罪。

  實踐中部分企業以發放“推廣費”“公關費”“業務費”等費用為名,默許員工將款項用于“通融關系”“開拓市場”,或者在明知業務員行賄的情況下,默認高額提成比例,這都有可能將員工的行賄認定為單位行賄。由此,企業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都要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二、守住底線、防患未然

  我國正在開展轟轟烈烈的反腐運動,這對公司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重視的是,行賄的企業可能被列入政府招標“黑名單”,投標資格受到限制。伴隨行賄犯罪查詢機制的完善,有行賄記錄的企業將喪失更多投標機會。此外,世界銀行也形成了針對腐敗賄賂行為的嚴格制裁體系:取消有貪污、行賄、受賄等腐敗行為的國際公司投標資格,禁止參與由該行資助的所有工程項目。世界銀行的此舉具有示范效應,在包括亞開行在內的主要金融體系產生警示作用,有行賄記錄的企業將會在全球范圍內遭受信任危機和市場危機。

  企業行賄風險的外溢作用還表現在以美國為代表的司法“長臂管轄”制度,美國的《反海外腐敗法》(FCPA)將外國企業或自然人,在美國境內利用美國的商業工具(包括郵件、電話、銀行轉賬等)實施的賄賂行為,均納入它管轄的范圍。一旦企業涉嫌構成FCPA所管轄的行賄,企業就面臨巨額罰金,企業負責人遭受監禁的風險。

  三、完善制度,隔離風險

  首先,為避免員工個人行賄引發對企業追責,應當修筑“防火墻”,把好合規關:在公司章程中明確重大事項須經集體決策,對關鍵項目負責人謹慎授權;嚴格區分對公賬戶與私人賬戶,避免資金混同,加強公司財務出入賬監管,對業務和敏感費用設置特別的審批流程等。

  其次,在公司章程、員工手冊中明確“禁止行賄”并配套相應懲戒措施;通過培訓等方式向員工普及企業合規的政策和標準;建立有效的員工違規舉報機制,對舉報者進行保護,對舉報事項進行公開處理。同時,應當排查企業是否存在默認員工行賄的灰色空間,對可能引發刑事風險的超高額提成、推廣費、公關費等堅決取締。

  最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上下游企業之間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應該引起高度重視。要強調對第三方(包括供應商、經銷商、代理、中介等)的合規管理政策,包括誠信度調查、不準賄賂的明示、對賄賂方終止合作、對守法方給予延續合同的獎勵等。

  行賄的方式雖然林林總總,其目的都是為了逃避法律制裁的三十六計,但是天網恢恢,對行賄說“NO”才是上計。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和昶律師事務所是一家以刑事辯護和刑事風險防控為主的專業型、研究型律師事務所)

責任編輯:陳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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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關鍵詞: 中國企業家 法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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