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管濤

　　疫情防控措施轉段后，擴大內需尤其是最終消費需求是促進疫后國內經濟恢復的工作重心。2022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要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2023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激發有潛能的消費，推動消費從疫后恢復轉向持續擴大。消費是就業和收入的函數，而有了就業才會有收入，故就業曾被列為“六穩”“六保”之首。這也是疫情期間我國采取保市場主體政策應對的重要邏輯出發點。就業不充分是導致當前有效需求不足、國內大循環不順暢、通脹低位運行的重要原因。鑒于后工業化時期，服務業的就業彈性高于制造業，發展第三產業，增加服務業就業，是長短結合、支持擴大消費的重要抓手。同時，很多服務業的生產場景就是消費場景，這兩年有些地方政府將會展、賽事、演出、餐飲和旅游經濟作為當地穩增長的抓手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2023年就業市場快速回暖但仍不足以彌補疫情期間的損失

　　早自新冠疫情大流行暴發前的2015年起，全國就業人數就出現了同比持續下滑的勢頭。根據人社部的統計，2015~2019年（疫情前五年），就業總人數平均每年減少180萬人，其中，第一、二產業就業分別減少744萬和365萬人，第三產業（又稱服務業）增加928萬人（見圖表1）。

　　城鄉就業人數的變化也印證了前述發展趨勢。疫情前五年，全國城鎮就業人數平均每年增加1109萬人，鄉村就業平均每年減少1290萬人，后者降幅略大于前者增幅，就業總人數減少（見圖表2）。

　　就業總人數的下降反映，中國開始進入勞動力供給由過剩轉向短缺的劉易斯拐點。就業結構的變化反映出，中國仍在經歷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且第三產業已成為創造和吸收就業的主導產業。

　　2020~2022年三年疫情肆虐期間，我國就業人數下降趨勢更為明顯。大疫三年，全國就業總人數平均每年減少699萬人，較疫情前五年均值多減518萬人（見圖表1）。

　　同時，就業結構也有所退化，主要表現為：一是第一產業勞動力轉移放緩。三年間，第一產業就業人數平均每年減少330萬人，較疫情前五年均值少減414萬人。甚至2022年還出現了第一產業就業不降反增591萬人的情況，為2003年以來首次。1997~2002年也曾出現過第一產業就業持續同比增加，平均每年增加303萬人，這反映了當時國企改革、下崗分流的壓力（見圖表1）。

　　二是第二產業重新成為創造和吸收就業的主力。三年間，第二產業就業人數平均每年減少43萬人，較疫情前五年均值少減322萬人。甚至2020和2021年，受益于疫情防控領先和率先復工復產，我國出口增長強勁、出口市場份額上升，帶動第二產業就業兩年分別增加309萬和169萬人，暫時逆轉了2013年以來第二產業就業持續下滑的勢頭。但2022年，受疫情持續沖擊、經濟循環暢通受阻的影響，第二產業就業較上年減少607萬人，超過了前兩年第二產業就業增加的總和（見圖表1）。

　　三是第三產業創造和吸收就業的能力減弱。三年間，第三產業就業人數平均每年減少326萬人，較疫情前五年均值少增1254萬人。2020和2021年，第三產業就業同比小幅分別增加245萬和62萬人。但2022年，受疫情持續沖擊，接觸性、聚集性服務業生產和消費場景嚴重受限的影響，轉為大幅減少1285萬人，為改革開放以來首次，逆轉了疫情以來第三產業就業態勢（見圖表1）。

　　大疫三年，全國城鎮就業人數平均每年增加227萬人，較疫情前五年均值少增882萬人；鄉村就業人數平均每年減少926萬人，較疫情前五年均值少減364萬人（見圖表2）。進一步印證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放緩，城市創造和吸收就業能力下降的發展趨勢。

　　2023年是防疫轉段的第一年，也是疫后經濟恢復的元年。隨著經濟社會活動特別是人員往來的正常化，服務業復蘇帶動就業市場明顯回暖。據人社部統計，全年，全國就業總人數增加690萬人，較上年多增1991萬人，為2015年以來首次同比正增長。其中，第一產業就業人數減少781萬，較上年多減1372萬人；第二產業增加415萬人，多增1022萬人；第三產業增加1056萬人，多增2341萬人（見圖表1）。同期，全國城鎮就業人數增加1101萬人，較上年多增1943萬人；鄉村就業人數減少411萬人，少減48萬人（見圖表2）。

　　就業改善增加了居民收入，拉動了消費復蘇。2023年，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平均為5.22%，較上年回落0.37個百分點；本地戶籍人口調查失業率平均為5.18%，回落0.26個百分點；外來戶籍人口調查失業率平均為5.20%，回落0.66個百分點，其中外來農業戶籍人口調查失業率平均為4.85%，回落0.79個百分點。同期，居民實際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6.1%，其中，城鎮居民實際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4.8%，農村居民實際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7.6%，后者較前者高出2.8個百分點。2023年，最終消費支出拉動經濟增長4.3個百分點，較上年加快3.1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82.5%，較上年提高43.1個百分點；服務零售額增長20%，較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高出12.8個百分點。

　　即便如此，2023年就業市場回暖仍然是恢復性的。2020~2023年，全國就業總人數年均減少352萬人，雖然降幅較2020~2022年三年平均有所收斂，但較疫情前五年均值仍多減171萬人。其中，第一產業就業人數平均每年減少443萬人，較疫情前五年均值少減302萬人；第二產業平均每年增加72萬人，多增436萬人；第三產業平均每年增加20萬人，少增909萬人（見圖表1）。同期，城鎮就業人數平均每年增加446萬人，較疫情前五年均值少增663萬人；鄉村就業人數平均每年減少797萬人，少減492萬人（見圖表2）。可見，過去四年來，第二產業就業好于疫情前，但第三產業就業損失較大，總體就業形勢依然較為嚴峻，這影響了當前居民消費能力和意愿。

　　擴消費可以從發展第三產業和增加服務業挖掘潛力

　　如前所述，從就業人數變化看，我國自2015年起就已進入了劉易斯拐點。但這還只是勞動力從過剩到短缺的劉易斯第一拐點，尚未進入城鄉收入平等、一元經濟的劉易斯第二拐點。我國城鄉收入差距雖有改善卻依然較大，繼續呈現二元經濟特征。2023年，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當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1.9%，較2015~2019年均值提高4.8個百分點，但仍不及城鎮居民的一半。其中，農村人均可支配工資性收入更是僅相當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工資性收入的29.3%，提高了4.5個百分點，不及城鎮居民工資性收入的三成（見圖表3）。

　　從前述三次產業和城鄉就業的發展變化看，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還在延續，正處于從劉易斯第一拐點向第二拐點過渡的階段。而且，從2013年起，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力已經是第三產業接棒第二產業。只是受疫情沖擊影響，這一進程出現了反復。

　　2023年服務業生產快速增長仍是恢復性的。當年，服務業生產指數累計同比增長8.1%，較2017~2019年三年復合平均增速高出0.5個百分點。但2020~2023年四年復合平均增長5.13%，較2017~2019年三年復合平均增速仍低了1.02個百分點。2024年前五個月，服務業生產指數累計同比增長5%，不僅低于2023年同期4.1個百分點，還較2020~2023年同期復合平均增速低了0.44個百分點，較2017~2019年同期復合平均增速低了2.87個百分點，反映防疫轉段對服務業復蘇的刺激作用趨于減弱（見圖表4）。同期，服務零售額累計同比增長7.9%，較上年全年增速回落12.1個百分點，領先社零增速的優勢也大幅收斂了9個百分點。

　　由于就業彈性發生巨大改變，現階段更多采取對服務業偏友好的宏觀經濟政策，對穩定和增加就業的效果或更為明顯。對我國就業彈性的分析結果顯示（即對年度實際GDP增速及三次產業增加值實際同比增速與一階差分的總就業及三次產業就業變化進行回歸分析），2013~2023年間，總的就業彈性為0.41，其中，第一產業就業彈性為0.10，第二產業為0.05，第三產業為0.66。這表明，過去十多年來，第三產業的就業彈性最大，增加值每實際增長1個百分點，拉動第三產業就業增加0.66個百分點；第一、二產業就業基本沒有彈性。而2005~2012年間，總的就業彈性為0.78，三次產業的就業彈性分別為0.21、0.82和-0.10，顯示彼時制造業的就業彈性最大。

　　從國際比較看，我國增加第三產業就業也有較大空間。以“就業占比/增加值占比”衡量的就業承載能力顯示：美國、日本、韓國、中國四國第一產業均為就業占比遠高于其增加值占比，反映第一產業吸納了冗余的就業；第二產業普遍是就業占比遠低于其增加值占比，反映第二產業由于國際競爭較為充分，吸納就業的能力較弱；第三產業的情況有所不同，其他三國均是就業占比與其增加值占比大體相當，而中國卻是就業占比遠低于其增加值占比，反映中國第三產業未能創造與其增加值貢獻相匹配的就業機會（見圖表5）。

　　黨的二十大提出，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融合集群發展。這與發展服務業并不矛盾。如近年來美國人工智能、半導體等信息技術發展方興未艾，但2022年11月至2024年6月間，美國供應商管理協會（ISM）制造業PMI指數除2024年3月外均在榮枯線以下。2020~2023年，美國第二產業增加值占比四年平均較疫情前五年均值反而下降0.47個百分點，其中制造業增加值更是下降0.69個百分點。相反，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比上升0.58個百分點，其中，信息業增加值占比上升0.36個百分點，專業和商務服務占比上升0.46個百分點，在16個二級子行業中升幅分別列第五和第一位。

　　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發展新質生產力也離不開服務業，包括發展與產業鏈相關的研究開發、物流配送、金融服務、綠色低碳服務、工業物聯網服務等。事實上，發達國家的生產性服務業占比普遍較高，如美國十大生產性服務業占到GDP的將近六成、歐洲約占四成，而中國則不足兩成。

　　促進服務業高質量發展并非朝夕之功、舉手之勞，而要有頂層設計、整體推進、重點突破。一要在認識上將構建優質高效的服務業新體系，推動現代服務業同先進制造業、現代農業深度融合，作為發展實體經濟，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二要在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市場經濟基礎制度過程中，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放寬服務業準入限制，健全優勝劣汰市場化退出機制，完善企業和個人破產制度。三要結合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合理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四要強化就業優先政策，統籌城鄉就業政策體系，破除妨礙勞動力、人才流動的體制和政策弊端，消除影響平等就業的不合理限制和就業歧視，并健全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

　　(本文作者介紹：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