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化改革加快經濟增長速度專欄按：今年3到6月期間，中國人民大學全球治理與發展研究院和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工作論文中，形成了《從供給側測算經濟增長目標及其對改革的要求》和《從需求側測算經濟增長目標及其對改革的要求》各2萬余字的上下兩部分研究報告，將分篇陸續摘要發出。今天為之一。

　　周天勇

　　中國經濟學和政策研究界對中國增長潛能的尋找時，忽視了一個很重要的來源，就是體制性剩余生產要素。

　　一、漸進轉軌國家的體制性剩余要素

　　劉易斯曾經分析過發展中國家的結構性剩余，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來源。但中國的體制性剩余生產要素，與發展中國家結構性的農業剩余勞動力有著質的區別。后者是自然狀態的農村農業社會經濟以外，由于經濟發展出現了一個現代的工業部門。于是相對于工業勞動生產率，在農村中堆積著巨額的剩余勞動力，相對于工業部門需要有無限的勞動力供給，直到轉移完畢為止。

　　漸進轉軌經濟中，由于計劃行政體制安排造成了體制性的剩余。如與中國發展水平相當的樣板發展中國家，其農業就業比率2022年為10%，而發達國家的農業就業比率為3%左右，因此，這些樣板發展中國家結構性農業勞動力剩余比率就為總就業的7%。然而，中國農業就業比率為24%，與樣板發展中國家農業比率相差14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占總就業14%的農業剩余勞動力并不是結構性剩余，而是阻礙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戶籍等一系列體制禁錮而積累的。這是一種體制性剩余

　　體制性剩余生產要素，勞動方面，不僅僅是上述體制性農業剩余勞動力要素，還有非農業領域的體制性剩余勞動力。如與一般國家上層建筑領域就業比率、教育醫療單位非生產和專業工作人員比率、國有企業非生產人員比率、各領域和各行業工作效率等標準值相比，如果這些領域、事業和企業中的實際比率比標準值都很高，則表明也存在著巨額的體制性剩余勞動力。

　　而體制性剩余資本要素方面，主要以市場競爭性企業的資本利潤率為標準值，以非競爭性和競爭性程度不高的國有和集體企業為偏差值，就可以計算出體制性剩余資本的數量。

　　體制性剩余土地要素方面，我們可以用其他市場經濟各行業用地、產值、產量、服務等標準值，與中國各行業實際值相比，或者抽樣調查各行業的土地浪費和閑置率。可以推算出體制性剩余土地數量。

　　因此，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并不僅僅是結構性的農業剩余勞動力，還有體制性的城鄉剩余勞動力；不僅僅是單一要素體制性剩余，而是勞動、資本和土地，都存在著體制性剩余。

　　1978年以來計劃行政體制向市場配置體制的改革，釋放了大量的體制性剩余要素，解放了巨大的生產力，使中國保持幾十年的高速增長。但是，人口遷移勞動力流動、資本配置向國有傾斜、土地計劃行政管理方面的體制仍然存在，而且各種行政規定、資質、審批、評價和備案等干預資源和要素市場配置的體制無處不在，因而，造成各種要素的閑置、浪費和低效利用。

　　二、中國勞動資本土地等要素體制剩余數量

　　勞動、資本和土地要素是產出的投入源泉，體制扭曲或者使要素不能流動到最有效率的地區、行業和企業之中，形成要素在投入產出裝置前端的淤積，發生了要素閑置；或者由于投入轉換為產出的裝置低效率，裝置投入端要素流入相對多但出口端產出流量相對少的不平衡狀態，實際上發生了要素投入的浪費和低利用，即未發揮應有的作用。這兩種情況，都表明要素有體制性剩余。據實驗室估算，其規模巨大。

　　1、體制性剩余勞動力數量

　　最保守估計，2022年農村體制性剩余勞動力在1.2億人左右。根據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耕地面積進行計算：每一農業勞動力在耕地上凈產出400元/畝左右，即使不計耕地的地租成本，也需要120畝土地，才能與外出務工收入農民工的年收入相近。全國19億畝耕地，則需要1692萬農業勞動力。還需要提到的是，農村第二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也比城鎮低。

　　行政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體制性剩余勞動力的積累和呆滯規模約3000萬人。這部分員工的編制和定崗準入數量不受市場約束，而是根據行政事業需要和國企自身意愿確定，其工資水平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行政事業單位決策確定，用人行政企事業單位一般無法解雇員工。改革開放后，特別是近些年不計成本地增加社會管理人員，在行政事業和相關的外包雇傭領域，積累了越來越多的體制扭曲性剩余勞動力。

　　2、體制性剩余資本數量

　　2022年國有企業體制性剩余資產規模為282萬億元。當年國有資產總額為360萬億元，總資產利潤率為1.20%，市場競爭性企業資產利潤率為5.5%，低效率造成的利潤損失規模為15.49萬億元。而利潤損失規模除以5.5%的標準利潤率為282萬億元，表明這部分資產因低利用率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也可以看成是一種體制性剩余。如果對國有經濟和企業進行大力度的改革，會成為經濟增長加速的潛在生產要素。

　　3、土地要素計劃行政配置的低效率和體制性剩余

　　計劃體制中，對資源的配置是縱向的，指令機關感受不到橫向的社會和市場對土地房屋資源需要的千變萬化的信號。在配置上形成資源供給與需要之間數量、結構和時機諸多方面的錯位，造成資源極大的浪費、閑置和低利用。

　　阻礙人口和勞動力向城鎮及工商業遷移的體制，農村宅地和承包耕地不能市場化退出，城鎮常住務工人口不能市民化，城鎮土地禁止法人二級市場交易配置，造成土地大規模的閑置浪費。

　　向城市流動人口需要三處居住用地。農村建設用地中，大部分中青年農民外出務工，從居住用地需要看，在村中要有住宅用地，相當多村民在建制鎮和縣城中購房用于結婚和養育在城鎮上學的子女，在城鎮務工的2.5億農村戶籍人口在城鎮中還需要有居住地方，于是一個家庭需要在三處供給他們居住的土地。并且，由于農村居民常年在外務工，相當多農村戶籍在城鎮常住居民還有了穩定的工作，使得農村住院空心化現象比較普遍，宅地閑置率在40%左右。

　　土地長期和大規模閑置及低利而用無法盤活。從城鎮土地存量方面看，許多國有企事業單位土地、政府和國防用地，隨著產業結構高速，城市和交通發展變化，一些土地被閑置，利用率不高；一些人口密集和級差地租較高的區域，其土地和房屋不能用于商業辦公和服務；一些城市和交通樞紐土地用途需要退二進三，一些國有企業虧損破產土地閑置；等等。然而，根據目前的體制，土地由土地管理部門收取，再按照計劃行政管理，或者劃撥給需要土地的黨政事業單位，或者在行政壟斷的市場上競價出讓給房地產開發商和從事生產工廠及商業設施建設的用地者。而原有的土地使用者則千方百計地不讓土地管理部門將土地收回。也有的國有企業破產后，由于職工工資、上交社保、供應貨款、銀行貸款和投資糾紛等原因，土地管理部門也無法和不愿意收回土地進行再配置。

　　巨額體制性剩余土地和房屋要素。2022年，體制性剩余建設用地15188萬畝，占城鎮村、工礦和產業園區等建設用地53951萬畝的28.15%。由于土地和農村住宅要素及資料市場化程度最低，目前基本還處于以計劃和行政為主的管理之中，市場機制在優化分配土地要素和資源方面基本不起作用。土地計劃和行政管理根本無助于各類土地要素利用和配置效率的提高，而且造成各類土地大規模閑置和低利用。造成體制性要素剩余最多的領域就是土地領域。東財實驗室匡算，2022年農村居住用地存量16989萬畝，即使按照農村戶籍人口計算，體制性閑置和低利用村莊居住用地規模至少在8641萬畝；村鄉建制鎮（不包括縣城和住宅用地）其他建設用地12513萬畝，其中體制性剩余用地2502萬畝；工礦和產業用地9783萬畝，閑置和低利用率占30%，體制性浪費土地規模在2935萬畝左右；城鎮和縣城建設用地11100萬畝，其中閑置和低利用土地比率大約在1110萬畝左右。

　　除此之外，還有體制性剩余耕地24882億畝，占總耕地191402萬畝的13%；而從城鎮寫字商服樓和其他樓宇資產看，體制性剩余12.4億平米，閑置率為30%。

　　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模擬預判，未來供給側新經濟增長潛能的來源之一是，巨額的體制性剩余勞動力、資本和土地分為生產要素通過市場化配置改革，將其盤活利用，提高其生產效率，將成為增長的強勁動力，未來中位數將貢獻1.4%的新經濟增長率。

　　參考文獻：

　　周天勇：《二元體制經濟學—增長解釋與前景展望》，格致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第65-77頁。

　　周天勇：《體制剩余：轉軌經濟學的一個重要范疇——體制性剩余要素市場化改革及經濟增長的新潛能》，《學術月刊》2021年第4期。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