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的增長需要有需求的可能性邊界。GDP中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實際反映投資與消費內在的循環關系。二元體制扭曲的特征是，由于干預人口、遷移、分配和消費等扭曲體制，造成了居民收入和消費占GDP的比例不斷下降。政府干預和調控投資需求，居民主導消費需求，前強后弱，導致投資與消費的失衡，逐步使居民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衰減。

　　從中國二元體制的經濟變動看，20世紀后20年需求，主要由改革開放后快速提高的居民收入消費、外資和國內企業制造業投資和交通電力基礎設施大規模建設投資構成；而20和21世紀之交，城鎮住宅商品化改革、加入WTO、歐美企業外資大規模進入中國，中國需求的結構發生了變化：跨國公司制造業投資、出口占GDP比重上升，城市和住宅建設、居民購買住宅支出等需求旺盛，居民收入和消費占GDP的比例卻逐年下降。從21世紀第二個10年的經濟運行狀況看，居民收入比重下降造成了消費支付能力弱化，高房價使住宅投資擠出了消費，現加上經濟主力人口增長相對下降，居民消費需求不足越來越成為生產過剩的主要原因。由于收入分配慣性和人口增長相對較大的下行壓力，未來居民總需求不足可能會成為需要解決的長期性重大問題。特別是需要通過分配和需求側改革和開放，疏通和擴大居民消費需求的流量。

　　那么，中國二元體制消費需求的問題來自于哪里？今天形成的總需求收縮，與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逐年下降有關。從國際主要國家居民收入占GDP比例看，標準值應當在60%—65%。

　　人口生育干預、人口遷移管制、土地出讓交易分配扭曲和高房價四大原因疊加，其造成的消費需求損失，從供給方面看就是產品生產的市場容量被壓縮。這種居民消費需求收縮年年發生且加劇，但是生產能力，特別廠房、機器、生產線等不能即時出清，其形成的GDP產能過剩。

　　從短周期的經濟波動看，決定于財政和貨幣政策收縮或者擴張，引起投資大于或者小于儲蓄；也決定于出口大于或者小于進口。從需求看，消費與投資和出口相比，是一個較為穩定的變量。一國消費需求的繁榮和蕭條，決定其投資需求的上漲和下行。從長期來看，經濟周期往往與人口增長變化的消費需求，以及固定資產更新周期決定的投資波動有關。消費總需求中，居民消費是基礎，政府消費是人口規模決定的社會管理衍生消費，企業消費則是以人口需求為對應的生產衍生消費。從小國來看，由于市場和生產規模經濟比較優勢弱，可以參與國際經濟市場和生產的分工協作，國際投資和出口成為其宏觀經濟平衡和實際供求均衡增長的重要因素。然而，一個人口和經濟規模大國，依賴于外部國際投資和出口需求，擴大其生產的可能性邊界，存在著極大的不確定性。

　　如果總需求大于總供給，可能會造成物價的上漲；如果總需求小于總供給，則會發生產能過剩。一般來說，由于居民消費是相對穩定的一個變量，出口變量受國際貿易市場的影響，調控總供給與總需求平衡的關鍵是處理投資與儲蓄的關系。當經濟景氣下行時，用擴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加大投資；當經濟景氣過熱時，用收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收縮投資。在競爭性市場經濟場景中，如果名義經濟增長速度低于潛在的經濟增長速度，單純由流動性不足造成的產能過剩，可以用凱恩斯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來解決。

　　從2021年支出法計算的經濟平衡表看，GDP 1140340.1億元=政府消費支出總額182071.6億元+居民消費支出總額438849.4億元+資本形成總額489897.2億元+凈出口29521.9億元。然而，用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乘以總人口，得到的居民消費總支出額為340436.6億元，需求側出現了98412.8億元差值。很可以是統計核算時，將地方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讓金剝離出來，以居民產權和居住的房屋，虛擬收到一筆房租，再虛擬支出一筆房租而計算的。因為2021年地方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讓金為87051億元。

　　從2021年財政部的各項支出看，一般預算支出額246322億元，基金預算支出額113661，國有資本金預算支出額為2625億元，總共362608億元。而在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只有一般預算收入，不包括基金收入、社保收入和國有資本收入。因此，其支出中，也僅僅包括一般預算支出，而不包括其他廣義的財政支出。就土地出讓金分配核算看，確實收入到地方政府項下，就支出法核算，購買土地使用權投資者支付了土地出讓金；而從生產法看，則通過房地產行業的利潤、銀行企業房地產貸款和個人按揭貸款利息、物業公司房租和土地與工廠機構相連資本利潤等方式，從生產法上也進入了GDP。從居民收入調查統計看，轉移支付收入計入，其養老等支出，已經包含在了轉移收入的支付能力之中。因此，居民消費支出總額為438849.4億元，占GDP比例為38.48%，居民消費需求疲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從長期經濟增長的需求可能性邊界看，向外出口和國內消費需求，是基礎性需求。生產資料需求和企業固定資產投資需求是否旺盛決定于人口規模決定的消費規模是否景氣；政府公共設施投資需求，需要考慮消費與投資、生產投資與公共投資、GDP政府與企業及居民分配、政府債務與收入等之間合理的比例，科學地確定其適度規模。在國際貿易和國內消費需求不足的格局下，單純擴大政府公共投資需求，效果并不理想。

　　服務業總體上資本有機構成較低，資產稍重的服務業行業中，旅游園區在消費需求收縮時影響較大但比例不高，教育和醫院等必需消費則屬于必保支出，而其他服務需求收縮的服務業產能容易及時出清。農業生產的是必需消費的食品，消費需求收縮時，其受到的影響程度也不大。

　　工業生產，特別是制造業，其資本有機構成比農業和服務業都高得多，其重資產特征意味著其產能在短期內出清的可能性較小。因此，生產過剩，主要是指工業產能的過剩。

　　因此，從總需求和總供給關系看，主要還需要從工業產能的過剩程度去深入分析。2012—2021年間，因出口總值占GDP比例的逐步下降，中國國內需求相對不足和不能對其替代，形成了持續工業產能過剩的趨勢。在這一時期，債務量和貨幣供應量的擴張，速度高于GDP的增長率，但也未能理想地促使國內需求增加而平衡產能過剩。

　　中國這樣長期產能過剩的機理并無法以中短期競爭性市場經濟總供給與總需求均衡模型去解釋，只有從二元體制造成“生產—分配—交易—消費”循環梗阻和流量大小去觀察其形成的內在的機理。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