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中國金融雜志

　　作者|王海兵‘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民間投資是社會投資的主力軍。激發民間投資活力是恢復和擴大內需的重要舉措，對穩定宏觀經濟大盤、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展望未來，我國產業投資機會突顯，充分體現在經濟恢復增長、大國競爭、科技革命、產業變革、企業重組所帶來的市場紅利、制度紅利、創新紅利、結構紅利、成長紅利之中。

　　經濟恢復增長帶來市場紅利

　　經濟恢復增長既是投資的驅動力，也是投資的目標。近年來，受中美貿易摩擦、新冠疫情沖擊、俄烏沖突等多重因素影響，全球GDP增速呈現下行態勢。盡管如此，一些積極因素也開始加速呈現，并推動全球經濟在波浪式發展、曲折式前進過程中走向恢復。中國經濟恢復速度超預期，2023年GDP實際增速達到5.2%，比2022年高出2.2個百分點，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處于領先地位，呈現出巨大的發展韌性和潛力；美國通貨膨脹率在經過飆升并達到最高值后開始穩步下降，2023年12月CPI降至3.4%，當年GDP實際增速達到2.5%，比2022年高出0.6個百分點；國際社會對地緣政治沖突和全球治理變革給予了及時、密切、充分的關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24~2026年，全球通貨膨脹率將從5.79%下降至4.23%，貨物和服務貿易實際增長率將從3.3%提高至3.58%，最終會推動全球GDP實際增速從3.1%提高至3.2%。

　　全球經濟恢復增長能帶來國際市場需求的反彈與恢復，而我國則可以充分利用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堅定擴大對外開放水平，不斷加強與世界各國的產能合作，通過產品、服務、技術、資本、人員、數據、知識、經驗等雙向輸入與輸出，發揮產業關聯效應、要素配置效應、技術溢出效應、市場競爭效應、數據倍增效應，進而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在此過程中，重要產業鏈上的相關企業可以積極作為。以軌道交通裝備產業為例，我國已經具備了較強的競爭優勢，不僅在整機產品的技術水平上處于世界領先地位，還在供應鏈的系統配套上具備顯著的集群規模和供給韌性。因此，在經濟恢復增長背景下，相關企業未來能在產業鏈實現更高水平國產替代和持續穩定“走出去”中獲得更多投資機會。

　　大國競爭帶來制度紅利

　　我國是發展中大國，在奮力“趕超”過程中，可能會遭受部分發達國家的“打壓”，也可能會面臨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挑戰”。實際上，早在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后，全球范圍內對我國發起貿易救濟案件的數量便開始攀升。

　　部分發達國家的立體式遏制和發展中國家的緊隨式追趕能衍生出一種倒逼機制，使我國自上而下形成系統化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并在深刻認識大國競爭本質的基礎上，自覺努力發揮最大本領，堅定走科技自立自強道路。為此，政府部門會始終保持并強化與社會各界同心協作力度，利用一切能力、針對所有場景、調動全部資源、出臺科學規劃、制定系列舉措，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大力支持經濟高質量發展。在此過程中，重要產業鏈上的相關企業可以主動作為。以稀土產業為例，中國對關鍵礦產資源掌控能力較強，冶煉分離產能較高，產品定價話語權較大，但也面臨中上游環節集中度偏低、下游應用環節發展不足等問題，因此，在大國競爭背景下，相關企業未來能在支持產能優化、增強國際合作、推動功能開發、加快材料應用等政策體系中獲得更多投資機會。

　　科技革命帶來創新紅利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歷史上，英國在18世紀憑借蒸汽機發明及其在紡織、煤炭、冶金等領域的廣泛應用，進而崛起成為“日不落”帝國；德國在19世紀憑借電氣革命實現跨越式發展，超越英國成為歐洲第一大強國；美國在20世紀成為全球科技創新領域的領軍者，使其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至今仍然保持世界第一。近年來，以5G、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迅猛發展，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世界主要大國早已紛紛下場，圍繞數字經濟的制高點、領導力、主導權展開了激烈競爭。

　　科技革命打開了后發趕超的機會窗口，理論上世界各國都能立足要素稟賦并通過踐行不同類型且相得益彰的創新活動實現彎道超車或換道領跑。特別是當前，數字技術仍處于發展早期，遠未進入成熟階段，在持續迭代、演化過程中必然會不斷衍生出更多新技術、新業態，形成多樣化的正向反饋新路徑、新模式，從而給成功趕超留下足夠的想象空間。這也意味著不管是從技術研發、技術擴散、技術應用、技術融合等哪個環節切入，還是從產品創新、市場創新、資源創新、組織創新等哪個模塊切入，都有可能建立競爭優勢甚至先發優勢，進而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在此過程中，重要產業鏈上的相關企業可以積極敢為。以數字產業為例，中國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的根本出路是加快各領域前沿技術探索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挖掘、釋放海量數據要素價值，推動多元化場景應用部署，特別是加強數字技術對成果轉化、產品設計、制造工藝、需求匹配等全過程的滲透、融合。因此，在科技革命背景下，相關企業未來能在科技體制改革、創新生態開放、技術標準引領、示范經驗推廣、重大工程建設中獲得更多投資機會。

　　產業變革帶來結構紅利

　　產業變革通常伴隨科技革命而至，突出表現為傳統產業、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交織、交錯、交融式動態發展過程。其中，傳統產業并不等同于“低端產業”“落后產業”，在產業變革中，傳統產業也要立足新發展理念，順應新格局變化，面對新問題挑戰，利用新質生產力，加速轉型升級；新興產業是培育壯大發展新動能的主戰場，在產業變革中需要推動關鍵核心技術加速突破并將其轉化、應用至大規模產業化、商業化階段，進而實現戰略性新興產業融合集群發展，打造新的增長引擎；未來產業是尚處于孕育孵化階段的具有高成長性、戰略性、先導性的產業，在產業變革中，需要政府部門高度重視未來產業，并在戰略牽引、基礎研究、生態構建、資源支持等方面加強系統謀劃和前瞻布局，以獲取未來競爭的“非對稱優勢”。

　　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新興產業培育壯大、未來產業前瞻布局是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能共同推動以數字經濟為核心的技術經濟范式轉變，甚至創造不同于農業經濟、工業經濟時代的新的生產要素，并在一連串“創造性破壞”過程中推動新舊要素從效率較低的部門向效率較高的部門流動，進而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在此過程中，重要產業鏈上的相關企業可以積極善為。以傳統制造業為例，高端化發展意味著中國將深入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加快關鍵工序、核心設備的更新改造；智能化發展意味著中國將積極利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加快引入柔性制造等先進生產方式，全面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綠色化發展意味著中國將堅定落實“雙碳”目標，從能源結構、交通結構、產業結構等領域出發，加快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全面提升綜合能耗利用效率和污染治理能力。因此，在產業變革背景下，相關企業未來能在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升級過程中獲得更多投資機會。

　　企業重組帶來成長紅利

　　企業重組是企業打破自身邊界、重配要素資源、重塑能力體系的過程。近年來，全球范圍內企業重組案例不斷涌現。如美國英偉達于2019年宣布收購Mellanox，實現了全球領先高性能計算企業的強強聯合；超微半導體（AMD）于2020年宣布收購賽靈思，強化了高性能和自適應計算領域的領導地位；英特爾于2022年宣布收購高塔半導體公司，提升了在晶圓代工市場的影響力和市場占有率。在我國，國有企業是企業重組的重要參與力量，通過戰略性并購與專業化整合，能夠更好優化關鍵領域生產力布局、有效維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加快培育世界一流企業。如中國中化于2021年重組新設，成為了全球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化工企業；中國電氣裝備集團于2021年組建，于2023年獲得上海電氣輸配電集團有限公司一半股權，增強了中國輸配電裝備制造領域的綜合方案解決能力；中國稀土集團于2021年組建，于2024年取得廣東稀土集團全部股權，提升了中國稀土資源的市場整合度與國際影響力。

　　以“整合”為核心的企業重組能有效減少同質化競爭、降低低效重復建設等問題，并通過產業引領、融通創新、業務協同等方式和規模經濟效應、范圍經濟效應、集聚經濟效應等機制大幅提升資源配置效率，進而增強產品議價能力，提高成長質量和效益；以“退出”為核心的國有企業重組能有效激發更多市場主體活力，使前者在“突出實業、聚焦主業、做精一業”中獲得專業化優勢，而后者則可以盤活前者手中相對低效的資產，做強做優前者非主業、非優勢業務。在此過程中，重要產業鏈上的相關企業要勇于作為。以網絡安全產業為例，近年來在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隨著網絡安全法律法規和新型基礎設施不斷完善，中國網絡安全市場需求持續增長。然而，現有多數企業之間的產品重合度較高、服務異質性較少，逐底競爭、惡性競爭現象嚴重，小而散的碎片化格局使產業集中度與市場占有率均較低。因此，在企業重組背景下，相關企業未來能在資源整合、業務優化、資產處置、管理變革等過程中獲得更多投資機會。

　　(本文作者介紹：權威、專業、理性、前沿，宣傳金融政策、分析金融運行、報道金融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