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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的資源配置體制，究竟是采取計劃，還是選擇市場，才能夠良好地發展經濟？筆者就此發表一組專欄文章，與網友們分享。今天發出之四。
周天勇
前面本專欄之三已述，二戰后蘇聯與東歐在東西方經濟競賽中失利。因此，匈牙利等東歐國家從20世紀60、70年代起，蘇聯在80年代，南斯拉夫則更早，相繼開始了對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改革。南斯拉夫、匈牙利、羅馬尼亞和蘇聯三國模式的學者、方案制定制和領導，可分為“市場派”、“中間派”、“計劃派”、“先政治改革后經濟改革派”，較為典型地代表了這樣四種不同改革的取向。
前蘇聯推進經濟改革的失利及其原因
我們先來看前蘇聯的經濟體制改革。蘇聯是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建設和運行的先行實踐者，這一體制在一個國家建立的前中期，由于工業化需要資本積累以及國家體制的資源集中動員能力較強，在二戰后到1975年這一時期，經濟發展和增長的勢頭很旺，與美國發展水平上的差距在快速縮小。但是，這種增長優勢由正變負，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國家陷入經濟困境。如經濟增長速度方面，國民收入增長率1961—1970年間年平均為7.19%，1971—1980年則下降到4.78%；按GDP增長率看，1981—1985年繼續下降到-0.46%，1986—1990年間更是下降到了-3.16%。
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1985年就任蘇聯領導人后的經濟體制改革及其失敗。戈爾巴喬夫上任初始，面對經濟負增長的頹勢，發起了一輪加快經濟增長速度的運動：（1）先是強力推進新思維改革，市場化的經濟體制改革基本推進緩慢。沒有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激發活力來推進經濟增長，同時也沒有將促進經濟增長速度與調整不合理的經濟結構結合起來。（2）推進了給予和擴大企業一些自主權，提高職工工資的改革。但是各部門管理企業的方式沒有轉變，企業仍然不能成為商品的獨立生產者；另一方面，貨幣發行量加大，而企業效率沒有提高，產出沒有同步增長，導致嚴重的成本推動性通貨膨脹。（3）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但是經濟體制改革滯后。經濟是政治的基礎，經濟增長速度低，政治和社會形勢就不可能穩定。在這種狀況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釋放不了生產力，沒有經濟環境寬松的保障。
與中國改革的一個較大區別是：（1）蘇聯改革沒有從農村農業的集體農莊開始，農業生產效率沒有提高，農產品供應短缺，無法平抑整個經濟的消費物價上漲，造成居民對改革的埋怨和質疑。（2）從蘇聯末期的經濟體制改革看，沒有思考縝密、先后順序、部署重點、對沖風險、可供操作的方案，也缺乏如中國先選擇改革地區和項目，再進行先行先試，同時總結試點改革的經驗教訓，失敗的棄之，行之有效的全面推廣實施——“摸著石頭過河”試錯這樣一種扎實穩妥的改革過程部署。
蘇聯末期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遇到了強大的阻力。一是在思想觀念上，許多人懷疑將要推進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是姓“公”還是姓“私”，是不是走回資本主義道路，遇到了想不通的阻力。二是蘇聯的計劃和管制體系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實行市場經濟，意味著這一體系中的各部門、各級地方政府和許多工作人員失去他們的權力和利益，甚至是福利待遇。他們恐懼改革，反對改革，消極應付改革，一些人還有意讓改革失敗，改革遇到既得利益者的阻力。
1985年11月到1986年4月，國際油價跌幅達69%，1986年3月31日創下的每桶10.42美元，到1990年才回升到每桶30美元上方。除了越來越粗放投入的低效率外，油價暴跌也重創了石油換外匯的蘇聯經濟。關聯發生的是財政收入減少，影響進口，消費品短缺，物價上漲，普通家庭生活受到影響，居民懷念計劃經濟時的低物價，將漲價歸于推進改革，許多居民轉變為反對改革的群體。
前蘇聯的市場化改革結局，是以失敗而告終。
南斯拉夫改革：經濟效果最好但因民族問題解體
南斯拉夫從1950年起推行企業勞動者自治、社會所有制的社會主義自治制度，放棄國家所有和國家計劃，這對斯大林集中制模式的公有制是一種較大程度上的改變。其具體內容為，擴大企業生產計劃、工資分配、再生產基金支配等自主權，把原來由國家掌握的社會基金轉歸銀行管理；減少稅收，讓企業擁有更多的自有資金；取消最高限價，價格由供求機制決定；調整關稅政策，降低關稅率，放寬進口的限制，減少關稅保護，允許企業獨立經營外貿；擴大市場機制，發展企業之間的自由競爭；1966年將原來指令性年計劃改為實行指導性的中期和長期社會計劃，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預測和引導作用，國家計劃與企業的供產銷完全脫鉤。
南斯拉夫市場化改革還是很有成效。到1992年南斯拉夫解體前，南斯拉夫家庭早已普及了家用電器，汽車普及率高達37%。1990年南斯拉夫人均GDP高達3600美元，是中國的11倍以上。其中，經濟發達的斯洛文尼亞人均GDP高達7600美元，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之列。即便是加盟共和國中欠發達的馬其頓，人均GDP也在2400美元以上。然而，南斯拉夫位于巴爾干半島西部，擁有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斯洛文尼亞人、黑山人、馬其頓人、穆斯林人等20多個民族，在文化、宗教、語言和習慣上存在顯著差異，導致了他們之間的相互理解和認同度較低。歷史上，南斯拉夫王國時期，塞族統治者奉行“大塞爾維亞主義”，對其他民族實行排擠壓迫策略，使得各民族間關系緊張，國家凝聚力不強。1992年4月27日，南斯拉夫聯邦徹底解體。其教訓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的經濟體制改革，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領導，既要毫不猶豫地向市場化方向推進，堅決改革計劃行政管制，以企業為主體、放開市場調節和鼓勵合作競爭，國家和政府一定要保護產權和依法行政，從而放活經濟，提高效率、增加產出和富裕人民，又要在改革的過程中維護國家的安全和統一。
匈牙利經濟體制改革的效果次之
匈牙利自1968年開始實行新經濟體制，取消了中央下達指令性計劃的辦法，改由企業自己制定計劃；發揮市場機制的積極作用，在計劃經濟的前提下充分運用商品貨幣關系，用貿易制度代替由中央統一調配生產資料的制度和官方分配產品的辦法；宏觀經濟過程的管理權掌握在國家的中央機構手中，微觀過程的管理權則保持在經營機構一級。
匈牙利的經濟體制對經濟的恢復起了一定的作用，1990年時，其人均GDP雖然比南斯拉夫低，但也達到了3230美元。1987年7月的英國《經濟學家》周刊在《改革的教訓》一文評價匈牙利的經濟體制改革時認為，改革既不按市場規律辦事，又不按計劃行事。但政府感覺良好，1973年3月，匈亞利黨的十一大提出了“為建立發達的社會主義和過渡到共產主義建設創造條件”的目標和任務。政府為了保持在國民中的良好印象，大舉借債，到1987年，外債超過了200億美元，人均負債2000美元，居東歐各國的首位。經濟的停滯也導致國人的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民怨四起。
效果最差的是留戀計劃的羅馬尼亞修補式改革
羅馬尼亞在改革方面，比較重視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計劃體制基本保留，對企業放權很少，改革主要是體制上的一些小的修修補補。雖然從1967年開始，羅馬尼亞采取了完善經濟和社會管理體制的一系列措施，在農業部門推行總承包責任制，后在國民經濟其他各部門普遍推廣聯產計酬總承包制，對企業職工實行分紅制，把小商店承包給職工，但是羅馬尼亞不愿意觸動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和所有制結構。當時的領導人認為，發揮市場調節作用和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向資本主義倒退。
因此，羅馬尼亞這種在堅持計劃經濟基本不動的體制改革，效果最差，問題最為嚴重。到1990年羅馬尼亞人均GDP僅約1700美元，通貨膨脹超過50%，在損害農業發展的情況下發展工業，導致國民經濟比例失調，供給極度短缺，生產效率低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國民經濟幾乎陷入絕境。人民生活受到嚴重影響，如為了拿出更多的農副產品出口，借以還清100多億美元外債，規定城市居民每人每年的糧食定量折合150公斤小麥和30公斤玉米，農村每人每天只有300克面包；雞蛋奶制品與雞蛋的供應量出現了顯著下滑，人們一度只能排隊購買，至于肉制品在市場上近乎絕跡；冰箱、彩電、小汽車等工業耐用品，有的只能預約登記購買，有的根本在國內市場上買不到；民用煤氣、電力和燃油等供應不足，給居民居住、學校和醫院供暖不足，灶用和照明時有時斷，出行的公共交通也受到影響。
進入80年代以后，羅馬尼亞頒布《實行糧食配給制的法令》，至于以，。羅馬尼亞冬季嚴寒，給民眾生活帶來了很大麻煩。醫院病房、產房、手術室因得不到適當溫度，一度無法進行正常的醫療手術。燃料短缺使得公共交通受到了極大影響，老人、孩子遭遇凍傷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
最終前蘇聯和東歐諸國走上瞬時轉軌改革之路
上述蘇聯經濟體制改革在主觀方面的失誤和客觀方面的阻力及不利環境，及其改革在實踐方面的失敗，促使波羅的海三加盟共和國1990年獨立，并且引發了1991年末的蘇聯解體。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蘇聯改革失利也使后來的俄羅斯、蘇聯分離出的加盟共和國和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漸近經濟體制改革的道路已經深感無望，紛紛走上了向市場調節經濟體制和私有化瞬時轉軌的改革道路。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
責任編輯：尉旖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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