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王劍

　　我們國家在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之后轉型加快。當時，我們有所謂的低端制造業，而現在傳統制造業在往東南亞轉移了。產業往東南亞轉移我們覺得也不是什么特別新鮮的事情。很大程度上居民收入提升了，因此勞動力成本上升，這難道不是好事嗎？這是一個很自然的現象。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低端的產業由于成本上升轉走了，環保成本上升帶來的挑戰也不容忽視。因此，轉型是必由之路。

　　這次金融工作會議提到了一些關鍵的問題，“技術+金融”等于資本。光有技術突破其實不是嚴格意義的產業革命，技術革命不等于產業革命，需要金融注入投資，金融資本跟技術革命結合，才是產業革命。所以現在在轉型升級的關鍵時間點，我們面臨著一個很大的挑戰，就是我們老的這套金融體系——大家注意體系包括什么，體系包括金融機構、包括每個人（不限于金融從業者），還包括管理體系，比如說監管部門，整個體系都要改；但是怎么改？其實我們有一些歷史案例，金融工作會議上，以及最后出來的《求是》文章，我們對這三次革命做了簡單的總結。

　　第一次工業革命及金融，背后是現代商業銀行的問世。蒸汽機當時已經發明了，但是如果沒有商業銀行出現，就沒有蒸汽機革命；他有蒸汽機，但是缺少資本支持就不會有蒸汽機革命，因為蒸汽機不會自動地被擺到工廠里去，這是一個最基本的道理。我們現在面臨的挑戰也是一樣，如果金融不出現轉型，我們現在發明太多新鮮玩意兒也無法引領第四次產業革命。具體到個人，我們要做什么工作，或者具體到公司，哪家金融機構要做什么工作，才能把我們現在看得見的這些技術突破，讓它變成一個實打實的產業，能夠帶動我們經濟進入下一輪所謂的中等增速平臺。這是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們經歷了東亞奇跡三十年，經歷了十幾年的快速增長的周期，現在進入中等增速，在平臺上橫住抑或是增速進一步下行，要看產業革命能不能及時出現。

　　第二次工業革命是美國的資本市場支持的大工業電氣化，這個大家都很熟悉。第三次工業革命，是美國的創投基金支持了信息革命。但是這里有個問題，每次革命之后都是以一次危機收場。先技術突破，資本投入，狂熱伴生泡沫，然后破滅。我們這次中央的提法就是“既要又要”：既要借鑒西方，用這樣的金融革命推動產業革命；又要避免“破滅”，避免以危機的形式收場。我們讀完這個會議內容之后，其實肩膀上是有使命感的，我們知道“金融強國”四個字并不簡單，而是要用怎么的金融手段面對所謂的第四次產業革命。如果采用老的手段會怎么樣，比如說設立一個大基金，或者各個地方的產業基金，但你會發現這樣的方法效果不太好，因為這個手段不對，方法不對。我們需要尋找適合第四次革命的方法。

　　這就是我們要做的，首先承認西方優勢，吸納他們的經驗，但是不能完全抄他們的，要避免以危機結尾。跟隨這一脈絡下來，我們現在的金融轉型，任務其實已經非常明確了：就是怎么支持新的東西？可借鑒的東西其實很多，比如硅谷銀行的案例，雖然它倒閉了，但是它的內容依然有許多可取之處。包括我們國內也有它的子公司，也有很多其他跟它沒有關系的銀行，也在學硅谷銀行的做法——我這里可以稍微展開一下，國內商業銀行用傳統手段支持科技企業。全世界商業銀行都在支持科技企業，這里科技企業大家注意一下，我們平時談科技金融主要指的是“科創企業”，比如華為，不是初創期，商業銀行用傳統的手段支持就好了。

　　對照西方做法，哪些是能學的，哪些不能學，不能學的要不要突破。如果不這樣突破，給你答案你也“抄”不了。比如說硅谷銀行，大家一直有個誤解，覺得貸一筆錢給初創公司讓他們做研發，研發成功了大家一起賺錢，研發失敗大家一起完蛋，是這個道理嗎？不是這樣的，他是商業銀行，他干的是流動性貸款，創投基金給企業做投資的時候他是分A、B、C輪，但是企業經營過程中，他總歸有那么一些時間沒有按照你的A、B輪計劃用款，就會出現用款與融資不匹配，這個時候出現硅谷銀行融資貸款，硅谷銀行大部分貸款都是這個作用。它的還款來源是下一筆投資，而不是用這個企業的研發成功來還錢，不是這樣的。所以是一個配合PE、VC的商業模式，這個商業模式非常成功，它稍微拿了錢做股權投資，這個收益不構成他的主要營業收入，而是剛好可以彌補他產生的不良，是這個作用，大家一定要注意，不是讓硅谷銀行主要做投資，靠IPO賺很多錢，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事情顛覆了我們一個想法：我們以前給自己開脫，說人家美國監管比我們松，結果發現人家都是用最傳統的商業銀行的存貸款業務，支撐了那么多科技企業。可能這就是金融的任務，要在這些地方想辦法，用硅谷銀行模式來說，我們怎樣真正提高科創企業的成功率。

　　金融工作會議上指出的問題，最主要的就是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效不高。我們現在確實沒有達到很好的效果，這也是我們每個金融從業者在努力的。政府的五篇大文章，即“做好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根據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的精神，最后順理成章地被推導出來。這五篇文章不是政府說隨便找幾個時髦的詞就扔進去了，而是順著剛才的產業轉型升級路徑，順理成章推出來的：比如說科技支持產業升級，產業升級之后還要討論能源供給的問題，以前靠化石能源，現在靠綠色能源。再比如普惠金融，因為覺得中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后，普通老百姓的財富現在沒有什么去處，普惠貸款做得很好了，中等收入民眾也有更多的金融服務需求。我們去一些地方交流，聽說財富管理服務的需求很旺盛，就是沒有很好的供給。所以這些需求都是可以推導出來的，養老金融這些就更不用說了。

　　所以我們說這五篇文章，不是趕時髦，是跟我們今天講的金融體系的轉型，乃至我們整個經濟的轉型真的是嚴絲合縫的、推導出來的，核心就是一個意思：做人民群眾真正需要的東西，切實做到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是可以做好的。我們發現以前普惠信貸做得好的銀行，盈利能力都還行，真正人民需要的東西，你真的做得好的，我不相信盈利能力會不好。功能性和盈利性長期看肯定是統一的。

　　本文由陳蘇華根據國信證券經濟研究所所長助理、金融業首席分析師王劍先生在“新開放格局下的大灣區融合與金融強國”研討會上的演講實錄整理而成，經作者審定授權首發于《香港國際金融評論》第15期“新開放格局下的大灣區融合與金融強國”專題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金融學碩士，CFA持牌人，曾供職于浙商證券、光大證券研究所，擔任金融行業分析師，2018年加盟國信證券，任金融業首席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