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楊偉民

　　3月25日，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4年年會上圍繞“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消費從疫后恢復轉向持續擴大”作主題發言

　　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推動消費從疫后恢復轉向持續擴大

　　非常高興參加中國發展論壇2024年年會。我們的專題是全球經濟增長趨勢，我對此缺乏研究，我還是講講中國經濟。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全球經濟。

　　我集中講一下中國的消費問題。題目是“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消費從疫后恢復轉向持續擴大?！毕M，不僅關系著中國經濟今年的運行，也關系著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推動消費的持續擴大，不僅需要擴大消費的政策，也需要同結構性改革結合起來。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中國實行擴大內需戰略，宏觀政策的著力點放在擴大內需上。但持續擴大內需的邊際效果逐步遞減，到2015年，增長下行、產能過剩、PPI持續為負、企業利潤下降、風險上升等問題集中顯現。因此，當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定實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7年開始見效，逆轉了增長連年下行的態勢，產能過剩、PPI下行、企業利潤下降等問題也都明顯改善。新冠疫情沖擊以來，需求不足特別是居民消費不足問題再次凸顯。這一方面，是疫情沖擊；另一方面，也是長期的、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在短期的必然反映。

　　在這種短期需求不足與長期結構性問題交織的復雜情況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宏觀政策基調做出調整完善，“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改為“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因此，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宏觀調控的主基調是擴大內需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結合。要擴大內需，但也不是孤立的，要瞄準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推動結構性改革，促進形成消費持續擴大的長效機制。

　　圍繞形成消費持續擴大的長效機制，國家已經或將在以下幾方面統籌擴內需和推供改。

　　一是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甚至某些時段的下降，是居民消費占總需求比重偏低的原因之一。所以，早在2010年，國家就提出了“兩同步”“兩提高”，即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過去若干年，基本實現了“兩同步”，但沒有實現“兩提高”。2022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相當于人均GDP的比例比2020年降低了1.8個百分點。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把多年來預期目標中“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中的“基本”兩個字去掉了，突顯了促進居民收入更快增長決心和政策導向。通過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落地實施，繼續降低居民稅費負擔，可以起到居民收入增長快于經濟增長的效果。這樣，才能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才可能提高居民消費占總需求的比重。

　　二是推進區劃和行政機構改革。中國統計的最終消費，包括了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近年來，最終消費中，政府消費比重提高，居民消費比重下降。原因之一是政府公共管理人員增長較快。適度降低政府公共管理人員增速，雖然短期可能會放大就業壓力，但通過市場化改革，其他行業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中央采取的黨政機關過緊日子，縮減人員編制，不少地方推動的行政區劃改革等，都是為了減少政府行政支出，把省下來的錢更多用于社保、教育和醫療，這就會增強居民的消費能力。

　　三是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年召開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對金融體制改革做出了部署。就國民收入分配而言，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再次提出，促進社會綜合融資成本穩中有降，這實際上就是要降低金融業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2020年，金融業的營業盈余是5萬億元，占當年國民總收入的5%，有條件繼續降低居民融資成本，包括繼續降低房貸、適度降低存量房貸利率等，這就會增強居民消費能力，促進住房銷售。

　　四是積極擴大市場化就業。居民消費的背后是收入，收入的背后是就業。疫情對就業沖擊較大，2020-2023年的四年，城鎮就業人員增加1783萬人，年均新增量是過去常年的一半，這勢必影響居民的收入。國家對擴大就業已經采取了不少政策。已經和正在推進的市場準入領域的改革，會使市場自發地創造有需求的就業崗位。過去，民營經濟的就業是增加的，國有經濟的就業是減少的。疫情以來，出現反轉，國有經濟就業增加、民營經濟就業減少。持續穩定擴大就業，必須恢復到過去的就業增長格局。前幾年，對一些行業加強了規范和治理，這是必要的，是完善市場經濟的必然。今后，將在多重目標中尋求動態平衡，更好兼顧發展與治理。民營經濟的預期好轉了，就會擴大投資、擴大就業。

　　五是減少對消費的限制。消費者同生產者一樣，也是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既要堅持不干預企業依法經營的原則，也要確立不干預、少限制消費的原則。目前，對商品房的限購政策正在逐步放寬，今后還會繼續放寬。對汽車限購，國家也要求由購買管理向使用管理轉變，這項政策還沒有完全落實。此外，可以進一步減少對中高端消費的限制。有中高收入群體，就要有中高端消費品的供給。只有滿足不同收入群體的多樣化消費，收入才能順暢地轉化為需求，經濟才能持續循環下去。 

　　六是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過去，房地產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最近兩年，成了經濟增長的拖累。住房是居民消費特別是消費升級的主要領域，也是最需要統籌擴大需求與結構性改革、統籌短期政策與長期制度的領域。中國房地產市場還有很大空間：一是9.3%億城鎮人口中有3億左右的非戶籍人口，他們在就業地的住房需求還沒有很好滿足；二是6億多城鎮戶籍人口中，可能都有住房了，但有相當一部分屬于“老破小”住宅，他們對高品質住房有改善型的需求；三是現有農村人口仍會繼續向城鎮集中，產生新的住房需求。3月22日，在對房地產市場已經做出總體部署基礎上，國務院再次明晰了房地產市場的政策方向。短期要進一步優化現有的房地產政策，抓好保交樓、保民生、保穩定，推動城市房地產融資協調機制落地見效。同時，要謀劃涉及長遠的房地產新政，一是系統謀劃相關支持政策也就是說，對房地產既要防風險，也要促發展；二是完善“市場+保障”的住房供應體系，這有利于解決好特大城市“夾心層”群體的住房問題；三是改革商品房相關基礎性制度。上述，1個政策+1個體系+N個制度，就會構建起房地產發展新模式。房地產新政落地后，將有力促進中國房地產市場的企穩回升。

　　七是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房地產健康發展與城鎮化健康發展密切相關。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讓有意愿的進城農民工在城鎮落戶。多年的實踐證明，放寬或放開戶籍限制，農業轉移人口在就業地落戶的意愿還不是很強，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在農村的戶口是與農村的集體所有制掛鉤的，戶口是他們擁有承包地、宅基地、集體經濟產權的所有權證書。所以，可以考慮另辟蹊徑，研究通過身份證制度改革，促進他們融入城市生活，這樣，就會顯著增加居民消費的總量。

　　(本文作者介紹：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