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秦朔

　　12月18日-22日，我在深圳采訪。

　　45年前的這5天，十一屆三中全會舉行，提出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鼓足干勁，群策群力，集中力量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這一當前最偉大的歷史任務。會議公告中說，人人解放思想，“開動機器”。

　　改革開放的序幕就此拉開。

　　45年后的今天，對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提法，我們最大的政治還是現代化，中心工作還是經濟建設，對人的要求還是“看準了就抓緊干，能多干就多干一些”。只是更強調高質量地去干。

　　哪里的產業、企業、企業家更能體現高質量的干？如果說是深圳，大概沒有人懷疑。

　　12月21日中午，福田區紅荔路蓮花山公園山頂廣場，面對鄧小平銅像，我深深鞠躬。

　　銅像高6米，基座高3.68米，鄧小平面向正南方，目光堅定，一腳在前，一腳隨后，揮臂前行，衣襟飛揚。

　　銅像主創者之一、原深圳雕塑院院長滕文金說，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后，深南大道北、荔枝公園東南口立起了他的畫像，因為是用鐵皮油漆繪制的，太陽一曬，表面會出現龜裂、脫落的情況，半年必須更換一次。

　　1994年下半年，一位政府領導問他有沒有辦法解決，他脫口而出：“那太容易了，做個雕塑，2000年不變。”很快，這個項目就被列入深圳市重要議程。

　　一開始，鄧小平的形象是站姿。但和家人溝通時，家人說，“老爺子走路特別快，80多歲時，孩子們跟他爬黃山，還爬不過他。”聯想到鄧小平說過“改革開放的步子要邁大一點”，“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最后把站姿改為走姿——不站，不停，大步邁前。

　　2000年11月14日，深圳經濟特區建立20周年，在蓮花山山頂舉行了鄧小平銅像揭幕儀式。

　　今天，深圳這塊試驗田已成為先行示范區。

　　從一窮二白到享譽天下，深圳奇跡的產生，首先靠中央的大政策，關鍵是放權。

　　197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于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公布，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試辦特區。

　　對中央賦予兩省的“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任仲夷概括為三句話：

　　對外更加開放，

　　對內更加放寬，

　　對下更加放權。

　　以下放外貿經營權為例。文件允許兩省自行安排和經營本省的對外貿易，承辦口岸進出口業務。過去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統一的外貿體制，改革前廣東有12家省直屬專業外貿公司，但生產只能按國家外貿總公司所定的合同進行，盈余上繳國家，虧損國家承擔。政企不分，產銷脫節，企業經營自主權小，沒有積極性。

　　獲得外貿自主權后，廣東馬上設立了更多的外貿公司，并賦予所有條件成熟的外貿企業以出口經營權，1981年又賦予市縣“外貿經營權”，市縣外貿企業可直接與外商簽訂出口合同，外貿出口迅速發展起來。

　　1980年9月，廣東省委負責人向中央書記處匯報廣東特別是深圳、珠海特區的工作，再次提出給廣東更大自主權，“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干。”9月28日，中央印發《中央書記處會議紀要》指出：“中央授權給廣東省，對中央各部門的指令和要求采取靈活辦法，適合的就執行，不適合的可以不執行或變通辦理。”

　　此后，從率先試行工程招標承包制到率先打破“大鍋飯”、多勞多得，深圳創出了幾十個“全國第一”。

　　中央對地方放權，地方對企業放權。

　　深圳之所以能成為企業家的搖籃，成為全國創業密度最高的地方（注：截至今年9月底商事主體總量達413.7萬戶，每千人擁有商事主體234.8戶，商事主體中企業254萬戶，占總量的61.4%），是因為這里有寬松、松弛、不干擾、真支持、法治化的營商環境。

　　1987年，深圳市政府出臺《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規定》，任正非說，我們就是靠這份紅頭文件起家的。90年代初，深圳市主要領導專題調研中小高科技企業，華為當時規模還不大，但當任正非匯報到華為研發的程控交換機因資金缺乏而影響產能時，領導親自協調銀行為華為提供了3000萬元貸款。

　　曾任深圳市市長的李子彬說：“在長達11年的時間，我沒吃過任正非一頓飯，任正非也從來不搞這一套，他一心一意想把企業做大，給民族爭光，我們也一心想把他扶持大了。”

　　我聽不止一位深圳企業家講過，如果某一天市領導要來，大客戶也要來，他一定會接待大客戶。政府希望有的大企業在市中心建棟總部大樓，便于接待各方領導來參觀，企業說不愿湊熱鬧，也就算了。有企業家說，政府把干預做到最小，讓企業一門心思做出卓越的產品，這就是最大的支持。

　　今天比亞迪是全球新能源汽車的銷量冠軍，但1994年11月開始創業時，因缺少流動資金，曾面臨嚴峻困局。這一年，深圳在全國率先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為緩解中小微科技型企業的融資難，成立了高新投（深圳市高新投集團有限公司），為具有良好發展前景的中小微高科技企業提供免抵押、免質押的純信用貸款擔保。1996年高新投就給比亞迪提供了200萬純信用貸款擔保，1997年、1999年、2000年又分別提供750萬、9000萬、7900萬純信用貸款擔保。

　　高新投董事長劉蘇華說：“那時高新投的凈資產才4個億，而我們敢于給比亞迪7900萬純信用擔保，沒有任何抵押物。”為什么有這么大的魄力？因為深圳市政府也給了高新投寬松的政策：只要高新投企業高管沒有廉潔風險，正常的項目經營失敗不會被追究責任。

　　截至2022年底，高新投累計提供了近9000億元擔保服務，服務企業數量突破7.3萬家。

　　2007年，華大基因到深圳落戶。之前華大基因創始人汪建向萬科集團創始人王石征詢意見，華大基因從北京搬出來去哪里。王石建議去深圳。汪建問：“你和深圳政府有沒有關系啊？”王石說：“在深圳你不需要跟政府有什么關系，只要你能干，你不用去找市領導，市領導會去找你。”

　　汪建后來回憶說，在外界根本不看好我們的情況下，深圳容納了我們。截至2023年6月，華大累計發表論文4628篇，在Cell、Nature、Science、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等國際頂級期刊上發表文章527篇，其中有511篇是來深圳后發表的。

　　2009年，華星光電在深圳創立，一開始是TCL集團和深圳市政府的產業基金合組公司。因為CEO的人選問題，雙方有過分歧，當企業堅持自己的想法時，政府并不固執，并在此后一如既往地支持企業發展。今天TCL華星已是全球半導體顯示龍頭之一。

　　當一個地方對企業家的態度是以服務為本位、努力為他們創造出穩定做事的預期時，他們就會發揮出巨大的潛能。

　　任正非創業不久就說，“未來世界通信業三分天下，華為有其一”。

　　2007年比亞迪深圳坪山基地落成，41歲的王傳福在公開致辭時，脫稿說道，比亞迪要在2015年成為中國（汽車產銷量）第一，2025年成為世界第一。當時太多人覺得他不知天高地厚。但在新能源汽車領域，比亞迪真的做到了。

　　2016年，大疆CEO汪濤在“雙創周”中外創客座談會上說，2006年我在深圳的一家民房內創業的時候，還沒有人相信中國企業可以生產出世界一流產品。我們做的事情很單純，就是埋頭苦干。很多人覺得這是個“窄門”，他們喜歡趕風口、炒概念、投機取巧，這些做法門雖然寬，路雖然大，然而卻無法帶來實實在在的創新。

　　“2012年，當我們第一次把消費級無人機推向市場，很多人不相信大疆是一家中國企業。論飛行器，美國的技術積累冠絕全球；論照相機，日本的技術一直遙遙領先。按道理來說，‘會飛的照相機’要么是美國公司生產出來，要么是日本公司生產出來。為什么讓一家中國公司捷足先登？答案就是深圳的產業環境。這里擁有當今世界上最好的智能硬件產業鏈，讓我們有底氣趕超西方同行，通過十年奮斗迅速成長起來。”

　　環境創造人，人也推動環境。華為、比亞迪、騰訊、平安、邁瑞、大疆這樣的企業都是生態級的，帶動了整個產業鏈、生態圈的發展。

　　深圳的面積只有2000平方公里左右，并不大，但幾十年間，卻高密度地一代又一代源源不斷誕生那些求極致、成大事的企業家，實在是因為這塊水土也“企業家化”了。

　　一方水土一方人。深圳的水土，尤其適合創新型企業的生長。

　　華為的研發員工約11.4萬名，比亞迪的工程師超過9萬人，研發型的有四五萬名。獵聘發布的《2023屆高校畢業生就業數據報告》顯示，從應屆畢業生搜索次數占比看，比亞迪、華為最受受訪應屆畢業生歡迎。

　　截至今年10月，深圳累計發明專利有效量29.2萬件，約占全國的7.3%；PCT國際專利申請量21.0萬件，約占全國的33.9%。這和深圳尊重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6個90%”在企業是分不開的。（注：90%以上的創新型企業是本土企業，90%以上的研發機構設立在企業，90%以上的研發人員集中在企業，90%以上的研發資金來源于企業，90%以上的職務發明專利出自企業，90%以上的重大科技項目發明專利來源于龍頭企業。）

　　走創新之路，對人才、教育、高科技資源、應用研究、基礎研究的渴望永遠不會停止。這方面深圳也體現出了企業家精神，無中生有，由少而多，今天已然草木蔥蘢。

　　比如，從教育部的名單看，深圳僅有8所高校（6所本科，2所專科），與擁有92所高校的北京、84所的廣州、68所的上海相比遠遠不及。但過去十年多，深圳像“高校狂魔”一樣，新增了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中山大學深圳校區、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等大學或校區，高校增至15所。清華、北大、中國人民大學、中南大學、湖南大學等也在深圳建立了研究生院或校區。

　　根據官方發布，深圳正在一體規劃建設深圳海洋大學、深海科考中心、海洋博物館，推動深圳理工大學“去籌”設立，開工建設電子科技大學（深圳）高等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醫學院、深圳創新創意設計學院等，加快建設深圳音樂學院、天津大學佐治亞理工深圳學院等高校，推進與香港大學合作辦學。爭取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成為本科層次職業院校，培育20家產教融合企業，建設10個特色產業學院。

　　今天，沒有誰再說深圳是“高校沙漠”了。

　　深圳高度重視產學研結合和科技成果轉化。2006年，中國科學院開始探索科研體制改革，深圳的領導找到科學院的領導，誠懇地說：“深圳多一個少一個億元產值的企業無礙大局，但目前最需要一個能向企業提供科技支撐與服務，面向產業技術發展的研究所。”

　　很快，深圳市與中科院達成了共建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下稱“先進院”）的共識，它既是中科院“與國際學術接軌、與珠三角產業接軌”的公益二類事業單位，又是中科院、深圳市政府、香港中文大學三方共建的新型研發機構，一開始就建立了投資主體多元化、管理制度現代化、運行機制市場化、用人機制靈活的構架，主攻新工業，兼顧當前產業，人才招聘則瞄準出國留學的海歸，重點是剛畢業的博士和博士后。

　　先進院創院院長樊建平回憶說：“我們剛到深圳不久，一位市領導就下達了一個任務，年底前拿出一個可投入生產的科研成果。初來乍到，我們幾乎什么都沒有，只能邊建設、邊招聘、邊科研、邊產業化。2006年五一假期后不久，深圳新松機器人公司總經理找我，說鹽田港‘港口集裝箱消毒機器人’項目正在招標，我們剛招到了幾位研究機器人的專家，雙方聯合投標，由于技術優勢明顯，在投標價格比對手高出許多的情況下仍競標成功。10月，先進院第一款產品及第一個產業化項目正式應用在鹽田港，頭一次面向市場的產業化實踐就獲得巨大成功，先進院的功能也初顯成效。”

　　17年來，先進院形成了“科研+教育+產業+資本”四位一體的微創新體系，突出“0—1”的原始創新，助力“1—10”的成果轉化，驅動“10—∞”的能級躍升，打造全鏈條創新生態。截至今年上半年，累計發表高水平論文1.71萬篇，累計申請專利1.5萬件，累計產業合作金額40億元，累計孵化企業1853家，累計持股企業365家，成為新型研發機構的典型。

　　今年8月，60歲的樊建平因年齡卸任先進院院長一職后，又投入到深圳理工大學的工作中。該項目始于2018年11月中科院與深圳市簽署的合作辦學協議，用了5年已建成生命健康學院、藥學院、計算機科學與控制工程學院、合成生物學院、材料科學與能源工程學院、生物醫學工程學院、算力微電子學院等7大學院。

　　深圳的工業無論總產值還是增加值都是中國城市之冠。一個可見的軌跡是，最早的工業底盤是加工區，后來是工業園區，現在是高新園區，未來是新型研究機構、大學城、科學城。樓上創新、樓下創業的綜合體正不斷涌現，樓上的科技人員開展原始創新活動，樓下的企業人員構造產業孵化空間，在同一棟樓內打破科研與孵化的壁壘。

　　“沒人種玉米，哪來爆米花”，深圳還以地方立法形式確立了“不低于30%的市級科研經費必須投向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的原則。截至去年底，累計建設國家、省、市級重點實驗室、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工程實驗室、工程研究中心、企業技術研究中心等創新載體3223家，其中國家級153家，省級1278家。

　　今年11月，深圳醫學科學院正式成立，創始院長顏寧表示，將探索鼓勵源頭創新的新機制，引進與培養高水平人才，打造生物醫藥的東方大灣區。

　　深圳是一個讓人有更多相信的地方——相信實干，相信創新，相信奮斗會有回報，相信有好的機制，人才自然來。

　　市場經濟的邏輯并不復雜，創新發展的邏輯并不復雜，就是給空間，給機會，給機制，給包容，讓各種人才和企業家創新精神自由生長。

　　千言不如一行，千虛不博一實。給創業者、企業家鼓勁，就要像深圳這樣，鼓實勁，真鼓勁，不玩虛的，不搞空的。

　　每一種對人才的珍惜都是一束陽光，讓創造之樹長得更好，讓創新之花長得更美。

　　也以此文，感恩并銘記中國改革開放45周年。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