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劉元春

　　一、對當前宏觀經濟形勢的三點共識

　　第一，本次復蘇與以往的周期性復蘇具有本質性的差別，這種差別來源于三種核心力量的疊加：1）本次復蘇是三年大疫之后的復蘇；2）本次復蘇是房地產處于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程度、最徹底調整期間的一次復蘇；3）本次復蘇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變，世界經濟進入到新模式之后的一次復蘇。

　　這三大因素決定了本輪復蘇超越了過去簡單的朱格拉周期的復蘇。因此，如果我們采取傳統的逆周期調整方式，用短期的宏觀經濟政策簡單地應對當前經濟復蘇基礎不穩固，內生動力不扎實的問題，恐怕難以產生理想的效果。我們需要一些兼顧中期和短期的方案，這對于即將推出的新一輪穩增長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戰。

　　第二，由于后疫情時期的復蘇是分階段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的特征，尤其是在社會修復向經濟和利潤修復，再向資產負債表修復過渡的過程中，指標出現一些波動和回調是常態。因此，對于當下大家所關注的一些指標的回調不宜進行過度解釋，也不宜將當前經濟形勢所出現的波動解讀為第二次探底。中國經濟依然在復蘇的進程中，只是復蘇的步伐不一致，復蘇的過程中存在著一些亟需糾正的分化問題。

　　第三，要從短期、中期來權衡所出臺的擴大內需政策與供給側結構性有機統一的成本收益。這就要求我們對于政策的把握更加理性。當下，雖然市場的悲觀情緒比較嚴重，但越是在這樣的時刻，我們越需要對中國經濟的基礎，對中國經濟復蘇的內生動能和中長期基礎有更為理性的判斷。

　　二、大變局下中國外貿的變化

　　從2018年開始，市場對于中國外貿形勢的預測屢屢落空，大部分專家并沒有把握清楚中國的外貿形勢。比如在2019年，中美貿易沖突全面爆發之際，很多人都認為中國外貿崩塌了。今年年初，也有很多人認為，全球經濟的低迷、地緣政治的惡化，加上美國產業鏈、供應鏈同盟的建立和外交同盟的鞏固，必定會使得中國外部形勢全面惡化，從而導致中國外貿進一步探底。但事實上，過去三年間，支撐中國宏觀經濟相對穩定的核心因素正是外貿。過去三年，我國貿易平均增速超過20%；而在2009年-2019年這十年間，外貿平均增速僅為5%-6%，2015年-2016年外貿甚至出現了負增長。為什么外貿沒有像很多人預測的那樣崩塌式地下降，反而逆勢上揚，呈現出與世界貿易不同的趨勢呢？這需要我們深入研究中國和世界經濟發生的變化。

　　當前，很多人對于大量貿易增速的變異表示擔憂。因為全球PMI指數持續下降，貿易訂單指數低于枯榮線，貨幣指數持續回落，全球投資也在下降。我國的一些外貿先行參數，比如出口交貨指數、新訂單指數以及集裝箱指數等，都顯示我們外貿可能很糟糕。 

　　以人民幣計，3月我國出口同比增長14.8%，4月增長16.8%，5月則同比下降了0.8%。有人用5月的數據印證了對我國外貿形勢的擔憂，但這種方法是錯誤的，因為外貿數據在月度之間的波動本來就很大。我們需要仔細地分析，在當前大變局的背景下，我國外貿的競爭力到底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1、中國整體貿易狀況并不差

　　由于外貿數據是可以進行比對的，因此其真實性值得信任。外貿數據最能反映整體經濟形勢，比如進口連續好幾個月增速為負，這表明我們的確內需不足。另一方面，我國出口持續增長，甚至維持兩位數增速，導致貿易順差大幅度上揚。總體來說，盡管對于外貿的擔憂和焦慮一直存在，但近三年中國外貿狀況并不差。

　　2、全球貿易結構的確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1）中國與發達國家的貿易規模收縮，與新興經濟體的貿易規模快速增長

　　過去三年中，中美貿易規模出現收縮，但不同年份的具體情況有所不同。布林肯訪華時談到，中美貿易依然在增長。很多人對此表示驚訝，因為1-5月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下滑了15.1%。但布林肯的話也沒錯，因為還要考慮計價貨幣的因素，并且2021年和2022年，中美貿易額還在擴大，貿易順差也在擴大。

　　盡管中國和歐盟的貿易規模總體正增長，但美國已經取代中國成為了歐盟的第一大貿易國。更重要的是，我們和日本、韓國的貿易也在收縮。尤其是對日貿易逆差出現了大幅度收縮，去年逆差幾乎為零。

　　與此同時，我國對新興經濟體的貿易額持續增長。尤其是對東盟的貿易額已經持續幾年增速超過20%，今年1-5月增速還是在百分之十五點幾。5月同比增速為負，主要是由于去年的基數太高。可以看出，在使用不同頻率的數據分析問題時，結果可能會大有不同。

　　我國對于“一帶一路”國家，特別是俄羅斯的貿易增長非常明顯，對于一些南美國家和非洲國家的增長也不錯。總結來說，中國對于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貿易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

　　2）美國大力推行制造業回流、友岸和近岸外包

　　我們要關注美國在產業鏈同盟和供應鏈同盟布局上的考量，以及這些考量給中國外貿帶來的挑戰和新的契機。

　　美國第一個保護產業供應鏈安全的舉措是制造業回流，歷史上稱為“再工業化”或者“產業本土化”。這不是現在才開始的，在80年代應對日本的挑戰時也做過。但結果表明，市場的力量高于政治的力量。

　　第二個舉措是友岸外包，將印度和東南亞作為他的外包地。

　　第三個舉措是近岸外包，與加拿大和墨西哥形成北美一體化聯盟。美國幾個智庫的研究認為，墨西哥有可能替代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為美國的產業鏈、供應鏈提供一些關鍵制成品。

　　近年來，美國如火如荼地推動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但與此同時，其所外包的國家和我國的貿易也在暴漲。比如2021年，我國對墨西哥的貿易額達到了660億美元，同比增長41.9%，其中出口674.4億美元，同比增長50.4%；2022年，我國對墨西哥出口同比增長15.1%；近四年來，我國對墨西哥的出口平均增速超過15%。這是由于墨西哥要成為制造業基地，首先需要購買大量的機器設備，而中國擁有全球最便宜、最具競爭力的機器設備。與此同時，要進行工業化，還需要能源，要購買大量發電設備，還要滿足美國對于綠電的要求，于是他只能向中國購買大量光伏設備。由此，我國與墨西哥的貿易順差激增。這不是所謂的轉口貿易，并且只要他的增加值超過20%，就符合原產地原則。

　　近年來，我國對東盟的貿易也大幅增長，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來自于他們對我國中間產品的全面進口，因為我們擁有最齊全的產業鏈、供應鏈。因此，在全球貿易重構的過程中，中國與新生的產業鏈、供應鏈體系的聯系根本無法被剪斷，并且還有持續強化的趨勢。

　　3）我國在高新技術上取得了突破性發展

　　我國在高新技術，尤其是在“新三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發展。今年前5個月，我國的“新三件”，鋰電池、光伏、新能源汽車的出口同比增長了66.9%，直接拉動整體出口增長了2.1個百分點，占比很大。中國在新技術、新產業的構建上已經全面嶄露頭角，形成了新的增長點和新的競爭力。

　　三、全球貿易結構變化為中國帶來契機

　　今年5月，我們成為了全球最大的汽車生產商和最大的汽車出口商。近期韓國、日本對我們的態度有所變化，正是因為我們的產業鏈地位上升，擠壓了他們的空間，這又進一步導致我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大幅度收縮。

　　因此，外部環境的復雜化和惡劣化不一定會給我們帶來不利影響，甚至可能會帶來一些新的契機，反而夯實我們的基礎。一些中小企業，以及傳統的低產業能級，低技術含量的出口企業可能過得很艱難，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一些新興行業所呈現出來的蓬勃向上的景象。

　　第一個契機是全球滯脹。中國大規模制造所帶來的成本優勢是滯脹的解決方案之一。

　　第二個契機是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下滑。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宗商品的凈進口國來說，商品價格下降有助于我們進一步降低生產成本。

　　第三個契機是在全球產業鏈縮短的過程中，各個國家為保障其自身的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需要進行相應的布局，而這會給我們帶來新的窗口期。

　　此外，可以利用國內大市場的優勢和制度性優勢，全力發揮我們在高新技術和產業方面的競爭優勢。

　　總結來說，未來我們的確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但同時也面臨著很多契機，因此依然要對民族的崛起有充分的信心。所謂大變局，就是要打破“美國天下”的格局。“得新興市場者得天下”，“贏亞太者贏世界”，我們應將重點從發達國家轉移到新興國家，而非簡單地錨定美國市場。

　　本文整理自劉元春在CMF季度論壇（2023年中期）（總第63期）上的發言

　　(本文作者介紹：上海財經大學校長、黨委副書記，經濟學博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