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北大金融評論

　　厲以寧老師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積極倡導者”，也是我國建立資本市場的主要提出者，他主持起草了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為我國資本市場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本文作者是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長屠光紹。他1978年進入北大經濟系學習，曾受教于厲以寧老師。本文從股份制改革、資本市場發展和人才培養三個角度展開，多維度映射厲老師的思想光芒，追憶厲老師為人師表的精彩魅力。

　　文章將刊登于《北大金融評論》第16期。

　　厲以寧老師已駕鶴西去，但厲老師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理論研究的貢獻和推動改革開放實踐的不懈努力值得我們永遠紀念。

　　我1978年進入北大經濟系學習，從本科生到研究生就經常聽厲老師的課，也閱讀厲老師的理論著作。畢業后從事的工作又多與股份制改革、資本市場有關，因此對厲老師的理論研究及其實踐運用中關于股份制和資本市場的內容有更多學習和體會，同時也有機會向厲老師請教并得到他的指導。這里，我謹從股份制改革和資本市場發展方面對厲老師的巨大貢獻及對我的啟發談點感受。相較于厲老師豐富的理論研究體系及其對推動改革開放實踐的重大影響，我談到的這些無疑只是點滴和一鱗半爪，但點滴之中卻能映射厲老師的思想光芒，一鱗半爪之間，也可以領略厲老師為人師表的精彩魅力！

　　厚積薄發，股份制改革理論為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提供理論基礎

　　厲老師的股份制改革理論發端于改革開放之初，并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而不斷完善發展，成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這一理論體系，一方面來源于厲老師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廣博積累和融會貫通，一方面又來源于厲老師參與中國改革開放、體制轉型的探索和實踐，因此兼具理論性和創新性，一直貫穿于整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過程。

　　具體來說，厲老師的股份制改革理論當中有最核心的兩個理論：雙重不均衡理論和雙重轉型理論。“非均衡”理論來自凱恩斯學派，這種理論認為，與假設的“瓦爾拉均衡”相對，不完善的市場、不夠靈敏的價格體系才是市場經濟的常態。在改革開放之初，厲老師就開始將此理論與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進行了開創性研究并體現在初版于1990年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這部著作當中，厲老師他把非均衡概念引入對我國轉型經濟的分析，并形成了關于中國轉型經濟的新理論和新思想，此書被厲老師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也被稱為“影響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重要的十本書之一”。

　　這一理論對經濟非均衡狀態進行了分類，即分為第一類經濟非均衡和第二類經濟非均衡。厲老師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厲老師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厲老師的深刻洞見無疑是觸及到中國經濟更深層次的問題。

　　在兩類不均衡理論的基礎上，厲老師又提出了雙重轉型理論。他指出，在傳統的發展經濟學中，經濟轉型是指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但新中國因為在成立之初選擇的是計劃經濟體制，因此中國還面臨向市場體制轉型的任務。自1979年起，中國進入了雙重轉型階段，也就是體制轉型和發展轉型的結合或者重疊。而這兩個轉型的疊加，使得中國改革的難度系數倍增。如何處理、平衡二者的關系，事關中國改革的成敗，是個重要而緊迫的問題。厲老師在深入思考的基礎上，提出了以體制轉型帶動發展轉型、以改革促發展的思路。而在雙重轉型中，必須把產權問題放在改革的首位，因為只有以產權改革為先導，才能解決社會發展的內生動力機制問題，所以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勢在必行。但與此同時也要鼓勵發展民營經濟，完善多種形式的所有制結構，讓二者協同發展。在國企改革以及鼓勵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股份制改革都是非常有力的工具。

　　在研究并提出雙重不均衡理論的過程中，厲老師股份制改革理論在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逐步成形，進入90年代以后，又進一步隨著改革實踐以及資本市場的建設而不斷充實、完善和發展，成為推動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理論，具有了豐富的內涵。

　　厲老師最開始提出股份制是1980年，之后不斷深入。1987年出版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一書，已經基本勾勒出了中國股份制改革的框架和輪廓，書中指出所有制改革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所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必然取決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必然是企業制度的重塑，必須以新型公有制取代傳統公有制，必須構建新的社會主義所有制體系。

　　1988年，厲老師作為北京大學課題組負責人，在為國家體改委提交的中期經濟改革規劃方案中，從分析中國經濟非均衡特征出發，形成了完整系統的以企業改革為主線的中國經濟改革思路，并將股份制作為所有制改革的目標模式。

　　厲老師認為所有制改革不是將公有制改為私有制，而是突破傳統的全民所有制形式，把傳統的公有制改為新型的公有制，改的是所有制的實現形式而不改變所有制性質，并且要建立多種所有制，即實現所有制的多元化。厲老師關于中國經濟改革必須取決于所有制改革，而所有制改革必須依靠股份制改革這一論斷，已被隨后幾年我國經濟運行中出現的重大波折所證實。9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的實踐充分證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只有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面上全面推進，才能取得成功。

　　厲老師還認為所有制的核心是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歸屬，但把所有制理解為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歸屬，僅僅是對所有制的狹義理解，對所有制的廣義的理解是，除了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歸屬，還應包括生產組織的形式和生產管理體制等。因此，以上所談到的公有制改革，不僅涉及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歸屬在改革前后的變化，而且也涉及生產組織的形式和生產管理體制在改革前后的變化，由此所建立的新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就是指新的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歸屬、新的生產組織形式和新的生產管理體制。

　　厲老師專門探討了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問題。現在看來，這些現代化的公司治理結構已經為我們所熟知了，但是在上世紀80年代，要將國有企業中改造建立起現代化的企業制度，厲老師提出的一整套治理方案，還是一個重大轉變，并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這些理論都對我們的改革實踐起到了積極的指導作用，目前我們的所有制改革，以及從國營企業向國有企業轉變，都是沿著這一思想實施的。

　　還在北大經濟系讀書時，我就聽過厲老師有關股份制問題的看法和研究觀點，但理解還不深。1984年底，我從北大畢業后到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當時北京正在啟動企業股份制改革的試點，我參與了一部分企業（當時重點是集體所有制企業和部分非重點的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工作。在工作過程中，學習領會厲老師關于股份制改革的理論，一方面深化了對企業股份制改革意義的認識，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對企業股份制改革深層次問題的關注。對公司股份制改革過程的章程如何制定？企業股份制改革后公司治理如何健全？特別是如何防止企業股份制改革后“形似神不似” “穿新鞋走老路”等問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可以說，厲老師的理論研究和政策建議對我們從事具體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從更大的背景看，厲老師的研究對中國的企業制度改革產生了重要影響，推動了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的進程，也為下一步股票市場的建立提供了基礎。

　　知行合一，推動資本市場的建立和發展

　　厲老師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積極倡導者”，也是我國建立資本市場的主要提出者，他主持起草了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為我國資本市場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在人大政協履職期間，厲老師多次就資本市場改革和發展問題建言發聲，強調發展資本市場是中國經濟的改革方向，有利于構建完善的現代金融體系，有利于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從而更好發揮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

　　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我先后到人民銀行總行和證監會（包括上交所）工作，對于厲老師關于建立、發展資本市場的理論研究及政策建議有了更多、更直接的學習和了解，特別是厲老師作為證券法和基金法起草和制定的牽頭人，他對中國資本市場的不斷發展和健全完善所作出的努力和貢獻更是有親身感受！

　　比如，關于企業發行上市的制度問題。這個問題既是資本市場的核心問題，也是市場普遍關心的問題。我在證監會和交易所曾經歷了審批制和核準制階段，對于注冊制，當時還認為比較遙遠。

　　厲老師其實在起草證券法時就已經談論過注冊制，但當時由于時機還不夠成熟，就暫時放下了。隨著時間的推移，資本市場發展中的體制缺陷阻礙了資本市場的功能完善。2012年7月16日，厲老師在全國政協的相關會議上講到，我國的股票發行經歷了從審批制到核準制的不同發展階段。但隨著改革深化和市場發展，股票發行核準制的缺陷和不足逐漸突出，現在已經到了實施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的時候了。注冊制改革的核心在于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一種更為市場化的股票發行制度，既可以較好地解決發行人與投資者信息不對稱所引發的問題，又可以規范監管部門職責邊界，避免監管部門的過度干預。這充分說明了厲老師對資本市場發展大方向的把握和判斷！

　　2013年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公布后，厲老師又在不同場合說明實施注冊制的必要性，并從資本市場配置資源、促進高效發展的高度，深刻分析了注冊制的重要意義。應該說，后來注冊制的推出也凝聚了厲老師的心血。

　　再比如，加快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方面，厲老師也付出了極大的努力。我在證監會工作期間，曾負責多層次市場建設推進的具體工作，包括新三板和深交所的創業板的前期籌備，曾經好幾次向厲老師匯報并請教。厲老師認為，資本的形態有多種多樣，資本的構成也有多種多樣，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時代，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經濟由大到強的轉變，需要加快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進入新世紀后，厲老師不斷就多層次市場建設問題表明觀點并提出建議。據我所知，歷年的全國兩會期間，厲老師多次談到多層次市場問題，比如他談到我國資本市場的結構還不盡合理，除公開股票市場外，其他股權市場發展還不充分，企業債券、公司債券市場等發展不夠，資產管理市場雖然發展很快，但存在不規范的問題，衍生品市場發展緩慢，尚未起到穩定市場的作用。要充分利用資本市場，包括創業板、中小板、風險投資以及其他私募股權融資等方式，解決一些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企業也可以通過股權轉讓進行資產重組、并購，促進國企改革、民企轉型，從而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直到近年，盡管多層次市場建設已經取得了重大進展，但厲老師仍然在如何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提高多層次市場的效率等問題上提出了真知灼見。

　　我至今還印象深刻的是2008年底，經過多年籌備，在深圳創業板面臨推出的時候，深交所舉行了一個重要論壇。由于厲老師在多層次市場特別創業板建設過程中的重要影響，這次論壇專門邀請厲老師參加并作重要演講，我當時已到上海市政府工作，但我曾在證監會時牽頭參與具體籌建工作，也受邀參加了這個活動。記得厲老師對我們說，創業板的推出太不容易了，推出后一定要發揮好創業板在促進企業創業創新中的重要作用，打造好資本市場企業創業創新的有效平臺！

　　厲老師認為新經濟就是技術創新加上資本市場，而且技術創新和資本市場結合在一起，二者不能分開。產業的發展離不開金融市場的支持，銀行體系很好地支持了我國傳統工業制造業為主的經濟發展，但創新經濟的發展千變萬化，都是依靠人力資本和技術創新，對于既沒有擔保抵押品，又沒有明確的發展預期的，銀行很難為此類企業提供金融支持，這就需要資本市場發揮作用，需要風險投資、創業投資發揮作用。所以說創新經濟若只有技術創新沒有金融支持，則成不了氣候，必須與資本市場緊密結合、共同發展。厲老師在2008年的時候就極有預見性地講到：“一些高校畢業生或科技人員很可能走上創業的道路。他們有自行創辦企業的熱情，也可能有科技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且還能吸引創業投資公司或創業投資基金的關注和資本投入，同樣需要多層次資本的、完善的資本市場體系作為他們的活動平臺。”由此可見，厲老師從新時期發展的戰略高度對資本市場發展的深刻洞見！

　　再比如，厲老師對資本市場發展的重大貢獻是主持了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的起草工作。為更好地促進證券市場的發展，早在中國證券市場啟動的90年代初，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同志認為有必要趁早制定一部證券法。他建議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專家起草、立法。于是厲老師（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1992年就被任命證券法起草小組組長。接著，吸收相關學者以及證券界的專家參與起草。從1992年算起，大約用了6年半的時間，終于，在1998年12月，在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上，由厲老師擔任起草組組長、歷經6年醞釀的證券法以135票贊成高票通過。

　　這部規范證券市場運作的基本大法的出臺，標志著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步入了一個新階段，出臺后對經濟發展和資本市場影響深遠。厲老師說，證券法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除憲法外第一部依靠社會力量和專家學者、由全國人大自己起草的法律。證券法的起草按照國際通行做法，由國家立法機關——全國人大的專門委員會主持，組織專家學者和業內人士共同參與，它的出臺充分體現了立法的協商性和科學性。證券法出臺的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證券法的出臺確立了我國證券市場法律規范的總體框架；二是證券法的出臺有利于促進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保護投資者的利益；三是證券法出臺的整個起草、討論和審議過程都是公開和透明的；四是證券法的出臺有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五是證券法的出臺既借鑒了國外的有益成果，又結合了我國的現實情況，還注重了實施過程中的充分調控空間。

　　1999年，證券投資基金法起草小組成立，厲老師任組長。開始起草證券投資基金法時的思路，是將證券投資基金和創業投資基金合成一個法，但是經過3年多立法的過程發現，合在一起難度太大。2000年將立法思路進行了調整，決定首先制定證券投資基金法。厲老師指出，證券投資基金立法的核心問題是，既要鼓勵和推動基金業的發展，又要充分保護投資者尤其是中小投資者的利益。他強調，這兩個方面都不可忽視，務必兼顧得當，實現很好的結合。

　　證券投資基金法（草案）于2002年首次提請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在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上，厲老師向與會者作關于這件法律案的詳細說明，他說：中國基金業雖然起步較晚，至今只有10年歷史，但因適應了國際金融制度創新的大潮流，發展很快，隨著資本市場和基金業的發展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迫切需要加快基金立法。他進一步指出，證券投資基金法（草案）明確了基金財產的獨立性，既有利于基金的獨立運作，使之免受外界干擾，以獲取最大收益，又便于基金本身獨立承擔債權債務，也有利于區分基金與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自有財產，保護基金及其份額持有人的合法權益。厲老師指出，要充分保護基金投資人特別是中小投資者的合法權益。此外，證券投資基金法（草案）還對基金管理機構的董事、監事、經理和其他從業人員的任職、兼職限制和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信息披露義務，以及違反本法的民事責任等作了明確規定。厲老師指出，《證券投資基金法》的出臺，將進一步明確和基金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保護投資人的合法權益。他說，基金立法是一個過程，要解決隨著資本市場和基金業的不斷發展而出現的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促進基金業的快速健康發展，從而更好地促進證券市場的發展。2003年10月，該法在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上高票通過。

　　在證券法和基金法的起草過程中，我也經歷了從證監會到上交所又回證監會工作的過程，其間也幾次聽到厲老師關于證券法和基金法起草問題的想法并聽取我們一線工作人員的意見。盡管證券法和基金法后來又經過修訂并將不斷繼續完善，但第一部證券法、第一部基金法的出臺對中國資本市場仍是有劃時代的意義，這是參與起草者理念、智慧、能力的共同結晶，其中，厲老師的深厚的學識、廣闊的視野、前瞻性思維起了重要的作用。這不光體現在法律的具體實施上，也是厲老師與我們討論交流時的直接體會。

　　此外，資本市場的股權分置改革過程中，厲老師也貢獻了他的思想智慧，這一點我也感觸頗深。我當時協助證監會主要領導參與了股權分置改革的具體工作，從參與牽頭起草《國九條》（即2004年《國務院關于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解決股權分置問題的任務，到2005年改革方案的參與制定及實施推進，厲老師都給予了關注支持。

　　2007年底，我從證監會調到上海市工作，上海的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工作也得到了厲老師的關心指導。我印象較深的是，上海2010年世博會期間，厲老師作為重要演講嘉賓受邀參加世博論壇，在上海停留期間，我和厲老師以及其他幾位校友借工作餐之機進行了討論交流，主要是我向他匯報到地方工作的感受，他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非常關心，討論中提出了不少具有建設性的意見，讓我很受啟發。還有一次是2014年夏天，我到北京出差，專門去厲老師家看望他，他和何玉春老師熱情接待了我。那天談了很多，但印象最深的還是從書房到客廳到處是書，書雖多但又放置井井有條，我隨便翻開了幾本，里邊都夾有紙條，紙條上都有提示記錄，我心里頓時感慨萬分，厲老師都80好幾了，仍然保持著一生的讀書、筆耕的好習慣，讓我們學生都汗顏。

　　教書育人，為中國資本市場培養人才

　　1955年厲老師從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后留校任教，歷任資料員、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經濟管理系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后任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老師度過了幾十年的教學生涯。有校友這樣描繪：在未名湖畔，厲老師的名字日益成為學生們頭腦中的“關鍵詞”。厲老師的經濟學講座成為學生們心中北大風度的代表。他講課不僅內容豐富，而且形式不拘一格，大多數時間他不用講稿，只是在一張卡片上列出一系列的提綱，講課時他或站，或坐，或走動，臉上溢出輕松的笑容，眼睛閃閃發光。每次上課，厲老師必定會提前10分鐘到教室，在黑板上寫下一堂課中主要涉及的幾個問題，即課程的大綱，講課時往往開門見山。“非常講究邏輯和條理，同時又深入淺出，生動形象。他對一個問題的分析往往從大處著手，以邏輯和分析見長，條分縷析，抽絲剝繭，引人入勝。”“看厲老師的著作、聽厲老師講課，都是一種享受”。

　　厲老師的課不僅學經濟專業的學生愛聽，其他專業的學生也都來聽。那些抽象、專業的經濟術語和抽象理論，經厲老師深入淺出的講解，大家豁然開朗。從我當年在北大經濟系聽厲老師的課以及后來在不同場合聽厲老師的報告的體會和感受，厲老師的課之所以吸引人，我認為有這幾方面的原因：

　　一是厲老師知識積累非常豐富，功底扎實；二是旁征博引，融會貫通，不光講其然，還講其所以然；三是深入淺出，非常生動，入耳入腦；四是既教知識，還教你方法。因此才有那么多人愿聽他的課和報告，也因此他才培養了那么多的學生和人才。他思路清晰、邏輯縝密、觀點新穎、語言生動幽默，給大家留下深刻而難忘的印象。我還記得為了鼓勵我們這些學生后輩，厲老師也親力親為地支持我們工作之余的學術研究，曾受邀擔任過我們編著的資本市場書籍的主編，給我們極大的鼓舞。2010年，在北大為祝賀厲老師80大壽而舉辦的中國經濟發展論壇上，包括我在內的一些校友上臺就學習厲老師的經濟理論談體會，厲老師就坐在臺下聽我們講，我開玩笑說，這是再回厲老師的課堂，接受厲老師的面試。

　　厲老師曾多次說，他這一生主要是兩個身份，一是經濟學研究者，二是經濟學教師，兩者都是他所愛。30余年教書生涯里，厲老師培養了大批學生，其中不乏身居高位的主政者、從商有道的企業家、卓然而立的著名學者。僅從金融及資本市場領域來看，厲老師的學生既有一些活躍在行業機構，也有不少進入監管部門，還有不少留在金融和資本市場的學術、教育系統，總之可謂是人才濟濟，桃李滿天下，這些學生和校友既為中國金融領域和資本市場的發展貢獻力量，也在不斷踐行厲老師所提倡的理念和精神。

　　僅以此文紀念厲以寧老師！

　　（附注：此文有些內容參考并引用了厲老師的一些學生和校友的文章或文字，在此一并向大家致謝）

　　(本文作者介紹：由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創辦，聚焦金融領域前沿研究，堅持“中國金融，全球價值”的辦刊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