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周天勇

　　從經濟發展方面看，中國城鎮的工業化進程已經進入了后期階段，而從農民享受工業化發展成果的程度看，可能近5億規模農村常住人口和2.5多城鎮常住流動人口的工業化進程還處在中后期階段。這既是中國發展的不足，也是中國未來發展的潛力。也就是説工業化是經濟高速增長的階段，中國經濟還處在中高速增長階段，應該還沒有結束。關鍵是通過人口遷移和市民化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和增強他們對工業化供給的支付能力，使制造業的發展過程不過早地陷入停頓。也就是説，中國還處于可以中高速增長寶貴的機遇期中。

　　從體制改革可釋放的角度看，中國還有強勁發展的活力和潛力。生產角度，一方面，二元體制并存，整個國民經濟的人口和生產要素流動性不暢，投入產出的效率不高，影響著中國發展的動能。另一方面，生產方面存在著被體制扭曲禁錮著的勞動力、資本、土地和資產（目前僅僅作為生活和生產資料的城鄉土地和農村住宅，通過資產化改革可以零到市場價溢值的資產）等大規模體制性剩余，它們是中國通過供給側改革獲得未來中高速增長的生產活力。

　　需求角度，一方面，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和消費支出占GDP低，成為總需求不足的首要問題，進而造成了國內“生產—分配—支出”經濟大循環不暢，制造業生產過剩，經濟增長下行壓力較大的狀態。另一方面，城鄉居民，特別是農村居民和城鎮常住流動人口，還有提高工業化財富享受水平的巨大空間；通過促進人口生育、取消戶籍管制、允許異地就學、公平城鄉基礎社保、壓縮行政支出規模、擴大民生支出比例、穩定政府政策和經濟預期、切實落實農民土地住宅使用及收益財產權、嚴格保護投資者產權、鼓勵就業創業商業置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多元供給降低房價、增強居民消費支出能力等等一系列需求側改革，理順收入分配和消費支出流程，還有非常大的需求增長空間，給未來的中高速增長提供盡可能大的可能性邊界。

　　體制繼續進行轉軌，能夠釋放發展的生產力，但這需要大力度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因為未來的經濟能不能中高速增長，取決于新的戶籍等體制能不能將低生產率、低就業機會、低收入的農村、農業和其他領域的近數億人口和勞動力，轉移釋放到高生產率、高就業機會、高收入水平的城市、工商業和其他領域；取決于新的所有制布局和企業體制，能不能將目前360萬億元國有資產凈利潤率從2022年太低的0.9%左右，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幾年內至少提高到5.5%左右；取決于新的土地要素配置和土地房屋資產體制能不能將30%左右的閑置和低利用建設用地盤活，能不能使撂荒和糊弄種植的2.5億畝耕地恢復正常的生產，能不能將城鎮25%左右的空置房投入使用；能不能放開城鄉和農村住宅及宅基地交易使其資產化，使經濟增長得到如同1998年以來住宅商品化改革資產溢值一樣的增長動能。供給側改革與需求側改革相比，阻力更大地來自于非市場經濟的觀念，決心來自于務實發展和解放思想。

　　而體制繼續轉軌，獲得增長的需求潛力，則需要疏通國內經濟循環人口生育、人口遷移、城鄉土地房屋同物同權同收益、住宅多元供給、公共支出結構等體制的大力度改革。取決于人口和勞動力能不能向高收入地區和行業流動；取決于國有與集農民體之間能不能公平地分配土地交易收入，以及農民能不能得到與土地要素和資產結合的就業創業經營收入權利；取決于能不能允許人口城鄉雙向流動，允許私人建房、合作建房、房地產商建房、居民房屋出租（包括城中村低租金區域的保留）和政府廉租及低價房等多元化居住供給；取決于宏觀稅負能不能控制在30%以下，各地財政稅外收入能不能定法硬性控制到3%以下，稅收供養規模能不能壓縮到合理規模，教育衛生等民生支出能不能從目前占GDP5%左右提高到15%。與供給側改革相比，需求側分配和消費體制的改革，其地方政府間與企業間、地方政府與農民間、市民與農民間、國有與民營間和部門權利與生產消費者間的利益阻力更大。

　　但是，計劃行政和市場經濟二元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元體制并軌到了最后的攻堅階段，沒有大力度的市場化改革，生產的活力和需求的潛力可能釋放不出來，會錯失未來中華民族發展最后10到15年寶貴中后期工業化的機遇期。

　　中國在發展方面，仍然有巨大的回旋余地。人口、淡水和土地，是一個民族最為寶貴的三大基礎性資源。除了千方百計保持人口規模以外，調2100億立方淡水，增加5億畝耕地、0.7億畝園地和1.5畝億建設用地、既可有10到15年之間的水利和土地改造開發投資需求，又可增加生產的淡水和土地要素，還可獲得穩定債務和貨幣的優良資產，長遠看可以給中華民族祖祖輩輩留下一個生存和發展寬裕和可持續的資源環境。

　　這就是我們在21世紀前40年，只專心致志努力攻堅于改革、開放和發展第一要務，一心一意推進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原由。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