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管濤

　　2023年以來，中國經濟社會全面恢復常態化運行，宏觀政策靠前協同發力，“三重壓力”有所緩解，經濟運行實現良好開局。但是，也要看到，當前中國經濟運行好轉仍是恢復性的，國際環境依然復雜嚴峻，國內需求仍顯不足，經濟回升內生動力還不強。筆者以為，進一步增強消費的拉動作用是應對全球經濟下行的關鍵棋。

• 中外疫情應對政策各有側重

　　大疫三年，盡管既沒有實施負利率和量化寬松，也沒有實施赤字貨幣化操作，但從杠桿率指標看，中國的政策應對力度相比主要發達經濟體并不弱。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計，2020 年，發達經濟體一般政府債務占GDP比重平均上升18.9個百分點，美國更是飆升24.8個百分點；中國僅上升 9.7個百分點。但到2022年底，發達經濟體政府杠桿率平均僅較2019年上升8.4個百分點，美國上升12.9個百分點；中國上升16.7個百分點。

　　根據各國相關數據，2020年，美國、日本、歐元區M2與GDP之比分別跳升19.3、24.3和16.6個百分點，中國僅上升14.4個百分點。但到2022年底，美國、歐元區該比例較2019年底分別上升12.1、11.6個百分點，中國上升18.8個百分點， 日本上升31.5個百分點。

　　世紀疫情持續沖擊，經濟循環暢通受阻，使得市場主體面臨流動性和償付能力兩方面的壓力。IMF 提出，針對流動性問題可考慮低息貸款和還款支付延期等舉措，解決償付壓力則需要政府補貼和直接轉移支付。盡管各國均使用了這兩種“藥方”，但側重點不盡相同。中國主要是保供給側的市場主體，以流動性支持為主，而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則是直接刺激終端需求，著力改善償付能力。

　　這兩種應對策略的結果迥異。2020~2022年， 以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衡量的中國消費恢復緩慢，疫情三年累計僅增長7.4%，漲幅明顯低于疫情前三年（2017~2019年） 累計漲幅24.0%， 也明顯低于同期美國、日本、英國、德國分別累計增長29.1%、27.1%、13.6%和16.2%，后四國疫情前三年分別增長12.2%、4.0%、10.9%和9.3%。

　　盡管海外主要央行將通脹責任推到供應鏈斷裂、地緣政治沖突和勞動力緊縮等供給端因素上，但過度刺激后的需求過熱和通脹爆表是不爭的事實，也徹底戳破了現代貨幣理論的遮羞布?，F在大多數發達經濟體央行不得不追趕式加息，陷入抗通脹、穩增長和防風險的“三難選擇”。

　　中國模式沒有讓通脹失控，卻也有照顧不到的地方。一方面，依靠投資帶動就業、提高勞動收入和促進消費的傳導鏈條較長，難以迅速彌補收入下滑的“空白”。特別是穩市場主體一定程度影響了優勝劣汰的市場出清，加大了當前就業尤其是青年就業的困難。另一方面，居民消費就是企業收入，內生性更強的民營企業眼見消費增長疲軟，投資和創造就業也就更趨謹慎。2023年前4個月，民間投資累計同比增長0.4%， 較2022年全年回落0.5個百分點，是2005年有數據以來除去2020年疫情嚴重沖擊時期的最低值。

　　當前中國CPI通脹較低，雖不符通貨緊縮的嚴格定義，但同樣反映了總需求不足的矛盾，有類“債務—通縮”螺旋之征兆。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可比口徑的數據，到2022年三季度，發達經濟體非金融企業部門宏觀杠桿率總體較2019年底低了4.1個百分點，美國也僅高了2.5個百分點，而中國高出 8.1個百分點。中國杠桿率上升不是因為分子企業債務增長快， 而是因為分母名義經濟增長慢。此外，同期，中國私人非金融部門償債率為20.6%，較 2019年底上升1.3個百分點；德國、美國、日本、英國分別為11.2%、14.4%、15.6%和13.5%， 分別上升0.3、0.1、1.3和下降0.1個百分點。

• 必須下大力氣擴大消費需求

　　2023年一季度，中國經濟實際增長4.5%，好于市場預期的4.0%。從支出法看，同期，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66.6%，較2020~2022年同期平均貢獻率高出8.9個百分點，拉動當季經濟增長3.0個百分點，同比回落0.2個百分點；資本形成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34.7%，比2020~2022年同期平均貢獻率高出13.3個百分點，拉動當季經濟增長1.6個百分點， 同比上升0.9個百分點；凈出口對GDP負貢獻1.3%，較 2020~2022年同期平均貢獻率低22.2個百分點，拖累當季GDP增長0.1個百分點，同比回落1.1個百分點?？梢?，雖然消費和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疫情三年同期均有所上升，但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同比回落，投資的拉動作用卻是回升，而外需已連續兩個季度對經濟增長由疫情三年的正拉動轉為負拖累。

　　4月11日IMF更新世界經濟展望，在金融部門壓力得到控制的基準情形下，預計全球經濟增速將從2022年的3.4%降至2023年的2.8%，較1月份預測值下調0.1個百分點，其中發達經濟體增速將從上年的2.7%降至1.3%。在金融部門進一步承壓的情景下， 2023 年全球經濟增速將降至約 2.5%，其中發達經濟體增速將降至1%以下。造成全球經濟前景疲軟的主要原因包括貨幣緊縮、金融環境惡化、烏克蘭危機，以及地緣經濟分裂。3月27日世界銀行發布報告稱，在主要經濟體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2023~2030年全球年均經濟潛在增速將降至2.2%，為2000年以來最低，全球經濟可能正在經歷“失去的十年”。4月5日世界貿易組織預計，繼2022年增長2.7%之后，2023年全球商品貿易量預計將增長1.7%。

　　到2023年4月，全球制造業PMI指數已連續 8個月處于榮枯線以下。前4個月，中國外貿出口（美元口徑，下同）累計同比增長2.5%，但受當地經濟景氣下行和企業去庫存化影響，對歐盟、美國分別同比下降4.3%和14.3%。同期，中國國際收支口徑貨物順差同比下降0.1%；服務逆差大幅反彈1.48倍，其中旅游逆差增長54%，貢獻了服務逆差的89%；貨物和服務順差合計同比下降23%。

　　疫情三年，由于疫情防控領先和率先復工復產， 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地位增強，外需恢復快于內需。但是，當前全球通脹高企、主要經濟體增長乏力帶來的外需減弱，對中國外貿形成了直接沖擊，同時保護主義、地緣政治等風險上升，未來中國外貿發展將面臨更大的困難和挑戰。202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著力擴大內需放在2023年五項重點工作之首，并強調要把恢復和擴大消費需求擺在優先位置。

　　國內需求包括消費和投資兩塊。相對消費而言， 投資是集中決策，也是政策發力的著力點。通常，中國擴投資的“三支箭”是基建、制造業和房地產投資， 現在均面臨不同的挑戰。2023年前4個月，基建投資累計同比增長9.8%，較2022年全年僅低了1.7個百分點，仍是穩增長的重要抓手，但存在財政預算硬約束、投資效率以及國進民退的問題。同期，制造業投資累計同比增長6.4%，較2022年全年低了2.7個百分點，外需疲弱、內需不振的負面影響將進一步顯現。房地產市場企穩的基礎也有待進一步夯實。一季度，房地產業增加值終結“六連跌”，實際同比增長1.3%，但低于2020~2022年同期復合平均增速1.4個百分點；前4個月，房地產開發投資累計同比下降6.2%，降幅較2022年全年收斂了3.8個百分點，但較2020~2022年同期復合平均增速依然低了10.8個百分點。

　　市場期待的報復性消費并未出現。2023年前4個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累計同比增長8.5%，較2020~2022年同期復合平均增速高出5.8個百分點。其中，受益于防疫轉段，接觸性、聚集性消費——餐飲收入增長19.8%，高出22.0個百分點，呈現一定的補償性增長；商品零售增長7.2%，高4.0個百分點，實物網上商品零售增長9.6%，低1.6個百分點，則反映了線上線下消費的此消彼長。疫情期間形成的超額儲蓄分布不均衡，以及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的低收入人群收入持續受損， 是消費反彈的重要掣肘。2023年“五一”長假期間， 國內出行人次和旅游收入均超過了可比口徑的2019年同期，但人均消費支出卻下降了15%。

　　缺乏最終消費需求的擴投資會加劇國內產能過剩。2023年一季度，中國工業產能利用率為74.3%，為2017年初以來次低，僅次于2020 年一季度的67.3%。前4個月，規上工業企業營業利潤同比下降20.6%，已累計同比“十連跌”。企業不賺錢，政府投資就難以帶動社會投資，這是當前民間投資持續低迷的癥結所在。中長期看，如果不有效提振最終消費需求， 不解決投資和生產的出路問題，構建新發展格局將是無本之木，這事關國家經濟安全。

• 擴大消費需求要多管齊下

　　消費是收入和就業的函數。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過去三年出口形勢好，工業企業薪資比較穩定， 但增速依然有所下滑。2020~2022年，中國全部規模以上企業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名義增速分別為6.1%、10.3%和5%，三年復合平均增長 ．1%，低于 2019 年2.1 百分點。與此同時，全國就業形勢依然嚴峻。2023年政府制定的城鎮新增就業目標較 2022 年提高100 萬人次，導致前 3 個月新增就業雖同比多增 12 萬人次，但完成進度為 24.8%，慢于2021和2022年同期的27.0%和25.9%。尤其是疫情三年，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2023年前4個月 16~24歲人口失業率連續環比攀升，4 月份創下20.4% 的歷史新高。

　　受此影響，市場預期好轉但不算太強。央行城鎮居民問卷調查數據顯示，2023年一季度，未來就業預期、未來收入預期和更多消費占比環比分別回升9.3、5.5和0.4個百分點，但僅有就業預期同比回升1.8個百分點，收入和消費占比分別同比下降0.1和0.5個百分點。同期，消費者信心指數同比下降24.8個百分點，降幅環比收窄8.2個百分點，仍處于歷史較低水平。

　　擴大消費要把發揮政策效力與激發經營主體活力結合起來。短期看，一要繼續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 保持人民幣匯率彈性，為實施以我為主的宏觀經濟政策提供體制保障；二要綜合運用價格和數量工具，發揮貨幣政策的總量和結構功能，保持金融條件相對寬松，同時通過深化金融供給側改革，優化大宗消費品和社會服務領域消費金融服務，繼續加大對企業穩崗擴崗和重點群體創業就業的金融支持；三要學習借鑒歐美經驗，適當加大對消費需求的財政刺激力度，增加轉移支付，改善低收入人群償付能力，提升居民消費意愿；四要堅持“房住不炒”的同時，加快構建促進房地產業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防范化解重大風險， 既要避免房價上漲對居民消費的擠出效應，也要避免房價下跌造成的負財富效應的抑制作用。

　　長期看，一要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破除影響各類所有制企業公平競爭、共同發展的法律法規障礙和隱性壁壘，持續提振經營主體信心，增加就業機會；二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提高投融資效率，增加商品和服務的有效供給，更好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三要改革收入分配機制， 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收入，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持續改善消費者預期。

　　總之，不論從短期還是中長期看，擴大最終消費需求，都是中國應對外部環境復雜嚴峻的重要抓手。前述應對之策也無絕對的長短之分，有些事情要從現在開始做起、久久為功，且再難也要做，早做早受益。

　　本文發表于《第一財經》

　　(本文作者介紹：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